第二章 口四方
及壯，口四方，教書為業，甚難發財；每購獎券，以得末彩為榮，示甘於寒賤也。二十七歲，發憤著書，科學哲學無所懂，故寫小說，博大家一笑，沒什麼了不得。
“五四”
因家貧，我在初級師範學校畢業後就去掙錢養家，不能升學。在五四運動的時候，我正作一個小學校的校長。“五四”把我與“學生”隔開。我看見了五四運動，而沒在這個運動裏麵，我已作了事。是的，我差不多老沒和教育事業斷緣，可是到底對於這個大運動是個旁觀者。
以我這麼一個中學畢業生（那時候，中學是四年畢業，初級師範是五年畢業）既沒有什麼學識，又須掙錢養家，怎麼能夠一來二去地變成作家呢？這就不能不感謝五四運動了！
假若沒有五四運動，我很可能終身做這樣的一個人：兢兢業業地辦小學，恭恭順順地侍奉老母，規規矩矩地結婚生子，如是而已。我絕對不會忽然想起去搞文藝。
這並不是說，作家比小學校校長的地位更高，任務更重；一定不是！我是說，沒有“五四”，我不可能變成個作家。“五四”給我創造了當作家的條件。
首先是：我的思想變了。五四運動是反封建的。這樣，以前我以為對的，變成了不對。我幼年入私塾，第一天就先給孔聖人的木牌行三跪九叩的大禮；後來，每天上學下學都要向那牌位作揖。到了“五四”，孔聖人的地位大為動搖。既可以否定孔聖人，那麼還有什麼不可否定的呢？他是大成至聖先師啊！這一下子就打亂了二千年來的老規矩。這可真不簡單！我還是我，可是我的心靈變了，變得敢於懷疑孔聖人了！這還了得！假若沒有這一招，不管我怎麼愛好文藝，我也不會想到跟才子佳人、鴛鴦蝴蝶有所不同的題材，也不敢對老人老事有任何批判。“五四”運動送給了我一雙新眼睛。
其次是：五四運動是反抗帝國主義的。自從我在小學讀書的時候，我就知道了國恥。可是，直到“五四”，我才知道一些國恥是怎麼來的，而且知道了應該反抗和反抗什麼。以前，我常常聽說“中國不亡，是無天理”這類的泄氣話，而且覺得不足為怪。看到了五四運動，我才懂得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運動使我看見了愛國主義的具體表現，明白了一些救亡圖存的初步辦法。反封建使我體會到人的尊嚴，人不該作禮教的奴隸；反帝國主義使我感到中國人的尊嚴，中國人不該再作洋奴。這兩種認識就是我後來寫作的基本思想與情感。雖然我寫的並不深刻，可是若沒有五四運動給了我這點基本東西，我便什麼也寫不出了。這點基本東西迫使我非寫不可，也就是非把封建社會和帝國主義所給我的苦汁子吐出來不可！這就是我的靈感，一個獻身文藝寫作的靈感。
最後，五四運動也是個文藝運動。白話已成為文學的工具。這就打斷了文人腕上的鎖銬——文言。不過，隻運用白話並不能解決問題。沒有新思想，新感情，用白話也可以寫出非常陳腐的東西。新的心靈得到新的表現工具，才能產生內容與形式一致新穎的作品。“五四”給了我一個新的心靈，也給了我一個新的文學語言。到了五四運動時期，白話文學興起，我不由得狂喜。假若那時候，凡能寫幾個字的都想一躍而成為文學家，我就也是一個。我開始偷偷地寫小說。我並沒想去投稿，也沒投過稿。可是，用白話寫，而且字句中間要放上新的標點符號，那是多麼痛快有趣的事啊！再有一百個吳梅村，也攔不住我去試寫新東西！這文字解放（以白話代文言）的狂悅，在當時，使我與千千萬萬的青年不知花費了多少心血，消耗了多少紙筆！
這種狂悅可並不一定使人搞清楚思想，反之，它倒許令人迷惘，傷感，沉醉在一種什麼地方都是詩，而又不易捉摸到明朗的詩句的境界。我就是那樣。我想象著月色可能是藍的，石頭是有感覺的，而又沒有膽子把藍月與活石寫出來。新詩既不能得心應手，有時候我就在深夜朗讀《離騷》。
感謝“五四”，它叫我變成了作家，雖然不是怎麼了不起的作家。
小型的複活
“二十三，羅成關。”
二十三歲那一年的確是我的一關，幾乎沒有闖過去。
從生理上，心理上，和什麼什麼理上看，這句俗語確是個值得注意的警告。據一位學病理學的朋友告訴我：從十八到二十五歲這一段，最應當注意抵抗肺癆。事實上，不少人在二十三歲左右正忙著大學畢業考試，同時眼睛溜著畢業即失業那個鬼影兒；兩氣夾攻，身體上精神上都難悠悠自得，肺病自不會不乘虛而入。
放下大學生不提，一般的來說，過了二十一歲，自然要開始收起小孩子氣而想變成個大人了；有好些二十二三歲的小夥子留下小胡子玩玩，過一兩星期再剃了去，即是一證。在這期間，事情得意呢，便免不得要嚐嚐一向認為是禁果的那些玩意兒；既不再自居為小孩子，就該老聲老氣的幹些老人們所玩的風流事兒了。錢是自己掙的，不花出去豈不心中鬧得慌。吃煙喝酒，與穿上綢子褲褂，還都是小事；嫖嫖賭賭，才真夠得上大人味兒。要是事情不得意呢，抑鬱牢騷，此其時也，亦能損及健康。老實一點的人兒，即使事情得意，而又不肯瞎鬧，也總會想到找個女郎，過過戀愛生活，雖然老實，到底年輕沉不住氣，遇上以戀愛為遊戲的女子，結婚是一堆痛苦，失戀便許自殺。反之，天下有欠太平，顧不及來想自己，殺身成仁不甘落後，戰場上的血多是這般人身上的。
可惜沒有一套統計表來幫忙，我隻好說就我個人的觀察，這個“羅成關論”是可以立得住的。就近取譬，我至少可以抬出自己作證，雖說不上什麼“科學的”，但到底也不失“有這麼一回”的價值。
二十三歲那年，我自己的事情，以報酬來講，不算十分的壞。每月我可以拿到一百多塊錢。十六七年前的一百塊是可以當現在二百塊用的；那時候還能花十五個小銅子就吃頓飽飯。我記得：一份肉絲炒三個油撕火燒，一碗餛飩帶沃兩個雞子，不過是十一二個銅子就可以開付；要是預備好十五枚作飯費，那就頗可以弄一壺白幹兒喝喝了。
自然那時候的中交鈔票是一塊當作幾角用的，而月月的薪水永遠不能一次拿到，於是化整為零與化圓為角的辦法使我往往須當一兩票當才能過得去。若是痛痛快快的發錢，而錢又是一律現洋，我想我或者早已成個“闊佬”了。
無論怎麼說吧，一百多圓的薪水總沒教我遇到極大的困難；當了當再贖出來，正合“裕民富國”之道，我也就不悅不怨。每逢拿到幾成薪水，我便回家給母親送一點錢去。由家裏出來，我總感到世界上非常的空寂，非掏出點錢去不能把自己快樂的與世界上的某個角落發生關係。於是我去看戲，逛公園，喝酒，買“大喜”煙吃。因為看戲有了癮，我更進一步去和友人們學幾句，趕到酒酣耳熱的時節，我也能喊兩嗓子；好歹不管，喊喊總是痛快的。酒量不大，而頗好喝，湊上二三知己，便要上幾斤；喝到大家都舌短的時候，才正愛說話，說得爽快親熱，真露出點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的氣概來。這的確值得記住的。喝醉歸來，有時候把錢包手絹一齊交給洋車夫給保存著，第二日醒過來，於傷心中仍略有豪放不羈之感。一次，我正住在翊教寺一家公寓裏。好友盧嵩庵從柳泉居運來一壇子“竹葉青”。又約來兩位朋友——內中有一位是不會喝的——大家就抄起茶碗來。壇子雖大，架不住茶碗一個勁進攻；月亮還沒上來，壇子已空。幹什麼去呢？打牌玩吧。各拿出銅元百枚，約合大洋七角多，因這是古時候的事了。第一把牌將立起來，不曉得——至今還不曉得——我怎麼上了床。牌必是沒打成，因為我一睜眼已經紅日東升了。
也學會了打牌。到如今我醒悟過來，我永遠成不了牌油子。我不肯費心去算計，而完全浪漫的把勝負交與運氣。我不看“地”上的牌，也不看上下家放的張兒，我隻想象的希望來了好張子便成了清一色或是大三元。結果是回回一敗塗地。認識了這一個缺欠以後，對牌便沒有多大癮了，打不打都可以；可是，在那時候我決不承認自己的牌臭，隻要有人張羅，我便坐下了。
我想不起一件事比打牌更有害處的。喝多了酒可以受傷，但是剛醉過了，誰都不會馬上再去飲，除非是借酒自殺的。打牌可就不然了，明知有害，還要往下幹，有一個人說“再接著來”，誰便也舍不得走。在這時候，人好像已被那些小塊塊們給迷住，冷熱饑飽都不去管，把一切衛生常識全拋在一邊。越打越多吃煙喝茶，越輸越往上撞火。雞鳴了，手心發熱，腦子發暈，可是誰也不肯不舍命陪君子。打一通夜的麻雀，我深信，比害一場小病的損失還要大得多。但是，年輕氣盛，誰管這一套呢！
我隻是不嫖。無論是多麼好的朋友拉我去，我沒有答應過一回。我好像是保留著這麼一點，以便自解自慰；什麼我都可以點頭，就是不能再往“那裏”去；隻有這樣，當清夜捫心自問的時候才不至於把自己整個的放在荒唐鬼之群裏邊去。
可是，煙，酒，麻雀，已足使我瘦弱，痰中往往帶著點血！
那時候，婚姻自由的理論剛剛被青年們認為是救世的福音，而母親暗中給我定了親事。為退婚，我著了很大的急。既要非做個新人物，又恐太傷了母親的心，左右為難，心就繞成了一個小疙瘩。我請來三姐給我說情，老母含淚點了頭。我愛母親，但是我給了她最大的打擊。時代使我成為逆子。婚約到底是廢除了，可是我得到了很重的病。
病的初起，我隻覺得渾身發僵。洗澡，不出汗；滿街去跑，不出汗。我知道要不妙。兩三天下去，我服了一些成藥，無效。夜間，我做了個怪夢，夢見我仿佛是已死去，可是清清楚楚地聽見大家的哭聲。第二天清晨，我回了家，到家便起不來了。
“先生”是位太醫院的，給我下得什麼藥，我不曉得，我已昏迷不醒，不曉得要藥方來看。等我又能下了地，我的頭發已全體與我脫離關係，頭光得像個磁球。半年以後，我還不敢對人脫帽，帽下空空如也。
經過這一場病，我開始檢討自己：那些嗜好必須戒除，從此要格外小心，這不是玩的！
可是，到底為什麼要學這些惡嗜好呢？啊，原來是因為月間有百十塊的進項，而工作又十分清閑。那麼，打算要不去胡鬧，必定先有些正經事做；清閑而報酬優的事情隻能毀了自己。
恰巧，這時候我的上司申斥了我一頓。我便辭了差。有的人說我太負氣，有的人說我被迫不能不辭職，我都不去管。我去找了個教書的地方，一月掙五十塊錢。在金錢上，不用說，我受了很大的損失；在勞力上自然也要多受好多的累。可是，我很快活：我又摸著了書本，一天到晚接觸的都是可愛的學生們。除了還吸煙，我把別的嗜好全自自然然的放下了。掙的錢少，做的事多，不肯花錢，也沒閑工夫去花。一氣便是半年，我沒吃醉過一回，沒摸過一次牌。累了，在校園轉一轉，或到運動場外看學生們打球，我的活動完全在學校裏，心整，生活有規律；設若再能把煙卷扔下，而多上幾次禮拜堂，我頗可以成個清教徒了。
在南開中學教書的時候，我曾在校中國慶紀念會上說過：我願將“雙十”解釋作兩個十字架。為了民主政治，為了國民的共同福利，我們每個人須負起兩個十字架——耶穌隻負起一個：為破壞、鏟除舊的惡習，積弊，與像大煙癮那樣有毒的文化，我們須預備犧牲，負起一架十字架。同時，因為創造新的社會與文化，我們也須準備犧牲，再負起一架十字架。
想起來，我能活到現在，而且生活老多少有些規律，差不多全是那一“關”的功勞，自然，那回要是沒能走過來，可就似乎有些不妥了。“二十三，羅成關”，是個值得注意的警告！
英國
二十七歲，我上了英國。為了自己，我給六十多歲的老母以第二次打擊。在她七十大壽的那一天，我還遠在異域。那天，據姐姐們後來告訴我，老太太隻喝了兩口酒，很早的便睡下。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說出來。
一、頭一天
那時候（一晃幾十年了），我的英語就很好。我能把它說得不像英語，也不像德語，細聽才聽得出——原來是“華英官話”。那就是說，我很藝術的把幾個英國字勻派在中國字裏，如雞兔之同籠。英國人把我說得一愣一愣的，我可也把他們說得直眨眼；他們說的他們明白，我說的我明白，也就很過得去了。
給它個死不下船，還有錯兒麼？！反正船得把我運到倫敦去，心裏有底！
果然一來二去的到了倫敦。船停住不動，大家都往下搬行李，我看出來了，我也得下去。什麼碼頭？顧不得看；也不顧問，省得又招人們眨眼。檢驗護照，我是末一個——英國人不像咱們這樣客氣，外國人得等著。等了一個多鍾頭，該我了。兩個小官審了我一大套，我把我心裏明白的都說了，他倆大概沒明白。他們在護照上蓋了個戳兒，我“看”明白了：“準停留一月Only”（後來由學校宴請內務部把這個給注銷了，不在話下）。管它Only還是“哼來”，快下船哪，別人都走了，敢情還得檢查行李呢。這回很幹脆：“煙？”
我說“no”；“絲？”又一個“no”。皮箱上畫了一道符，完事。我的英語很有根了，心裏說。看別人買車票，我也買了張；大家走，我也走；反正他們知道上哪兒。他們要是走丟了，我還能不陪著麼？上了火車。火車非常的清潔舒服。越走，四外越綠，高高低低全是綠汪汪的。太陽有時出來，有時進去，綠地的深淺時時變動。遠處的綠坡托著黑雲，綠色特別的深厚。看不見莊稼，處處是短草，有時看見一兩隻搖尾食草的牛。這不是個農業國。
車停在CannonStreet。大家都下來，站台上不少接客的男女，接吻的聲音與姿勢各有不同，我也慢條斯理的下來；上哪兒呢？啊，來了救兵，易文思教授向我招手呢。他的中國話比我的英語應多得著九十多分。他與我一人一件行李，走向地道車站去；有了他，上地獄也不怕了。坐地道火車到了LiverpoolStreet。這是個大車站。把行李交給了轉運處，他們自會給送到家去。然後我們喝了杯啤酒，吃了塊點心。車站上，地道裏，轉運處，咖啡館，給我這麼個印象：外麵都是烏黑不起眼，可是裏麵非常的清潔有秩序。後來我慢慢看到，英國人也是這樣。臉板得要哭似的，心中可是很幽默，很會講話。他們慢，可是有準。易教授早一分鍾也不來，車進了站，他也到了。他想帶我上學校去，就在車站的外邊。想了想，又不去了，因為這天正是禮拜。他告訴我，已給我找好了房，而且是和許地山在一塊。我更痛快了，見了許地山還有什麼事做呢，除了說笑話？
易教授住在Barnet，所以他也在那裏給我找了房。這雖在“大倫敦”之內，實在是屬Hertfordshire，離倫敦有十一哩，坐快車得走半點多鍾。我們就在原車站上了車，趕到車快到目的地，又看見大片的綠草地了。下了車，易先生笑了。說我給帶來了陽光。果然，樹上還掛著水珠，大概是剛下過雨去。
正是九月初的天氣，地上潮陰陰的，樹和草都綠得鮮靈靈的。由車站到住處還要走十分鍾。街上差不多沒有什麼行人，汽車電車上也空空的。禮拜天。街道很寬，鋪戶可不大，都是些小而明潔的，此處已沒有倫敦那種烏黑色。鋪戶都關著門，路右邊有一大塊草場，遠處有一片樹林，使人心中安靜。
最使我忘不了的是一進了胡同：Carnarvon Street。這是條不大不小的胡同。路是柏油碎石子的，路邊上還有些流水，因剛下過雨去。兩旁都是小房，多數是兩層的，瓦多是紅色。走道上有小樹，多像冬青，結著紅豆。房外二尺多的空地全種著花草，我看見了英國的晚玫瑰。窗都下著簾，綠蔓有的爬滿了窗沿。路上幾乎沒人，也就有十點鍾吧，易教授的大皮鞋響聲占滿了這胡同，沒有別的聲。那些房子實在不是很體麵，可是被靜寂，清潔，花草，紅綠的顏色，雨後的空氣與陽光，給了一種特別的味道。它是城市，也是村莊，它本是在倫敦做事的中等人的居住區所。房屋表現著小市民氣，可是有一股清香的氣味，和一點安適太平的景象。
將要作我的寓所的也是所兩層的小房，門外也種著一些花，雖然沒有什麼好的，倒還自然；窗沿上懸著一兩枝灰粉的豆花。房東是兩位老姑娘，姐已白了頭，胖胖的很傻，說不出什麼來。妹妹做過教師，說話很快，可是很清晰，她也有四十上下了。妹妹很尊敬易教授，並且感謝他給介紹兩位中國朋友。許地山在屋裏寫小說呢，用的是一本油鹽店的賬本，筆可是鋼筆，時時把筆尖插入賬本裏去，似乎表示著力透紙背。
房子很小：樓下是一間客廳，一間飯室，一間廚房。樓上是三個臥室，一個浴室。由廚房出去，有個小院，院裏也有幾棵玫瑰，不怪英國史上有玫瑰戰爭，到處有玫瑰，而且種類很多。院牆隻是點矮矮的木樹，左右鄰家也有不少花草，左手裏的院中還有幾株梨樹，掛了不少果子。我說“左右”，因自從在海上便轉了方向，太陽天天不定從哪邊出來呢！
這所小房子裏處處整潔，據地山說，都是妹妹一個人收拾的；姐姐本來就傻，對於工作更會“裝”傻。他告訴我，她們的父親是開麵包房的，死時把買賣給了兒子，把兩所小房給了二女。姐妹倆賣出去一所，把錢存起吃利；住一所，租兩個單身客，也就可以維持生活。哥哥不管她們，她們也不求哥哥。妹妹很累，她操持一切；她不肯叫住客把硬領與襪子等交洗衣房；她自己給洗並燙平。在相當的範圍內，她沒完全商業化了。
易先生走後，姐姐戴起大而多花的帽子，去作禮拜。妹妹得作飯，隻好等晚上再到教堂去。她們很虔誠；同時，教堂也是她們唯一的交際所在。姐姐並聽不懂牧師講的是什麼，地山告訴我。路上慢慢有了人聲，多數是老太婆與小孩子，都是去禮拜的。偶爾也跟著個男人，打扮得非常莊重，走路很響，是英國小紳士的味兒。鄰家有彈琴的聲音。
飯好了，姐姐才回來，傻笑著。地山故意地問她，講道的內容是什麼？她說牧師講的很深，都是哲學。飯是大塊牛肉。由這天起，我看見牛肉就發暈。英國普通人家的飯食，好處是在幹淨；茶是真熱。口味怎樣，我不敢批評，說著傷心。
飯後，又沒了聲音。看著屋外的陽光出沒，我希望點蟬聲，沒有。什麼聲音也沒有。連地山也不講話了。寂靜使我想起家來，開始寫信。地山又拿出賬本來，寫他的小說。
倫敦邊上的小而靜的禮拜天。
二、艾支頓
在那裏住過一冬，我搬到倫敦的西部去。這回是與一個叫艾支頓的合租一層樓。所以事實上我所要說的是這個艾支頓——稱他為二房東都勉強一些——而不是真正的房東。我與他一氣在那裏住了三年。
這個人的父親是牧師，他自己可不信宗教。當他很年輕的時候，他和一個女子由家中逃出來，在倫敦結了婚，生了三四個小孩。他有相當的聰明，好讀書。專就文字方麵上說，他會拉丁文，希臘文，德文，法文，程度都不壞。英文，他寫得非常的漂亮。他作過一兩本講教育的書，即使內容上不怎樣，他的文字之美是公認的事實。我願意同他住在一處，差不多是為學些地道好英文。在大戰時，他去投軍。因為心髒弱，報不上名。他硬擠了進去。見到了軍官，憑他的談吐與學識，自然不會被叉去帳外。一來二去，他升到中校，差不多等於中國的旅長了。
戰後，他拿了一筆不小的遣散費，回到倫敦，重整舊業，他又去教書。為充實學識，還到過維也納聽弗洛依德的心理學。後來就在牛津的補習學校教書。這個學校是為工人們預備的，仿佛有點像國內的暑期學校，不過目的不在補習升學的功課。作這種學校的教員，自然沒有什麼地位，可是實利上並不壞：一年隻作半年的事，薪水也並不很低。這個，大概是他的黃金“時代”。以身份言，中校；以學識言，有著作；以生活言，有個清閑舒服的事情。
也正是在這個時候，他和一位美國女子發生了戀愛。她出自名家，有碩士的學位，來倫敦遊玩，遇上了他。她的學識正好補足他的，她是學經濟的；他在補習學校演講關於經濟的問題，她就給他預備稿子。
他的夫人告了。離婚案剛一提到法庭，補習學校便免了他的職。這種案子在牛津與劍橋還是鬧不得的！離婚案成立，他得到自由，但須按月供給夫人一些錢。
在我遇到他的時候，他正極狼狽。自己沒有事，除了夫婦的花銷，還得供給原配。幸而碩士找到了事，兩份兒家都由她支持著。他空有學問，找不到事。可是兩家的感情漸漸的改善，兩位夫人見了麵，他每月給第一位夫人送錢也是親自去，他的女兒也肯來找他。這個，可救不了窮。窮，他還很會花錢，作過幾年軍官，他揮霍慣了。錢一到他手裏便不會老實。他愛買書，愛吸好煙，有時候還得喝一盅。我在東方學院見了他，他到那裏學華語；不知他怎麼弄到手裏幾鎊錢，便出了這個主意。見到我，他說彼此交換知識，我多教他些中文，他教我些英文，豈不甚好？為學習的方便，頂好是住在一處，假若我出房錢，他就供給我飯食。我點了頭，他便找了房。
艾支頓夫人真可憐。她早晨起來，便得作好早飯。吃完，她急忙去做工，拚命的追公共汽車；永遠不等車站穩就跳上去，有時把腿碰得紫裏蒿青。五點下工，又得給我們做晚飯。她的烹調本事不算高明，我倆一有點不愛吃的表示，她便立刻淚在眼眶裏轉。有時候，艾支頓賣了一本舊書或一張畫，手中摸著點錢，笑著請我們出去吃一頓。有時候我看她太疲乏了，就請他倆吃頓中國飯。在這種時節，她喜歡得像小孩子似的。
他的朋友多數和他的情形差不多。我還記得幾位：有一位是個年輕的工人，談吐很好，可是時常失業，一點也不是他的錯兒，怎奈工廠時開時閉。他自然的是個社會主義者，每逢來看艾支頓，他倆便粗著脖子紅著臉的爭辯。艾支頓也很有口才，不過與其說他是為政治主張而爭辯，還不如說是為爭辯而爭辯。還有一位小老頭也常來，他頂可愛。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他都能讀能寫能講，但是找不到事做；閑著沒事，他隻為一家瓷磚廠吆喝買賣，拿一點扣頭。另一位老者，常上我們這一帶來給人家擦玻璃，也是我們的朋友。這個老頭是位博士。趕上我們在家，他便一邊擦著玻璃，一邊和我們討論文學與哲學。孔子的哲學，泰戈爾的詩，他都讀過，不用說西方的作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