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童年習凍餓
生於北平，三歲失怙，可謂無父。誌學之年，帝王不存，可謂無君。無父無君，特別孝愛老母，布爾喬亞之仁未能一掃空也。幼讀三百千，不求甚解。繼學師範，遂奠教書匠之基。
“慶春”
我是臘月二十三日酉時，全北京的人，包括皇上和文武大臣，都在歡送灶王爺上天的時刻降生的呀！
灶王爺上了天，我卻落了地。
那是有名的戊戌年啊！
在我降生的時候，父親正在皇城的什麼角落值班。男不拜月，女不祭灶，自古為然。姑母是寡婦，母親與二姐也是婦女，我雖是男的，可還不堪重任。
我的母親是因為生我，失血過多，而昏了過去。幸而大姐及時地來到。母親暈過去半夜，才睜眼看見她的老兒子。大姐把我揣在懷裏，一邊為母親的昏迷不醒而落淚，一邊又為小弟弟的誕生而高興。二姐獨自立在外間屋，低聲地哭起來。天很冷，若不是大姐把我揣起來，不管我的生命力有多麼強，恐怕也有不小的危險。
在生我的第二天，雖然母親是那麼疲倦虛弱，嘴唇還是白的，她可還是不肯不操心。她知道：平常她對別人家的紅白事向不缺禮，不管自己怎麼發愁為難。現在，她得了“老”兒子，親友怎能不來賀喜呢？大家來到，拿什麼招待呢？父親還沒下班兒，正月的錢糧還沒發放。向姑母求援吧，不好意思。跟二姐商議吧，一個小姑娘可有什麼主意呢。看一眼身旁的瘦弱的、幾乎要了她的命的“老”兒子，她無可奈何地落了淚。
第二天早上，二哥福海攙著大舅媽來到。
他知道母親要說什麼。“您放心，全交給我啦！明天洗三，七姥姥八姨的總得來十口八口兒的，這兒二妹妹管裝煙倒茶，我當廚子，兩杯水酒，一碟炒蠶豆，然後是羊肉酸菜熱湯兒麵，有味兒沒味兒，吃個熱乎勁兒。好不好？有愛玩小牌兒的，四吊錢一鍋。您一丁點心都別操，全有我呢！完了事，您聽我一筆賬，決不叫您為難！”
他的確有些本領，使我的洗三辦得既經濟，又不完全違背“老媽媽論”的原則。
正十二點，晴美的陽光與尖溜溜的小風把白姥姥和她的滿腹吉祥話兒，送進我們的屋中。
白姥姥在炕上盤腿坐好，寬沿的大銅盆（二哥帶來的）裏倒上了槐枝艾葉熬成的苦水，冒著熱氣。參加典禮的老太太們、媳婦們，都先“添盆”，把一些銅錢放入盆中，並說著吉祥話兒。幾個花生，幾個紅、白雞蛋，也隨著“連生貴子”等祝詞放入水中。這些錢與東西，在最後，都歸“姥姥”拿走。雖然沒有去數，我可是知道落水的銅錢並不很多。正因如此，我們才不能不感謝白姥姥的降格相從，親自出馬，同時足以證明白姥姥惹的禍大概並不小。
邊洗邊說，白姥姥把說過不知多少遍的祝詞又一句不減地說出來：“先洗頭，作王侯；後洗腰，一輩倒比一輩高；洗洗蛋，作知縣；洗洗溝，作知州！”大家聽了，更加佩服白姥姥——她明知盆內的銅錢不多，而仍把吉祥話說得完完全全，不偷工減料，實在不易多得！雖然我後來既沒作知縣，也沒作知州，我可也不能不感謝她把我的全身都洗得幹幹淨淨，可能比知縣、知州更幹淨一些。
洗完，白姥姥又用薑片艾團灸了我的腦門和身上的各重要關節。因此，我一直到年過花甲都沒鬧過關節炎。她還用一塊新青布，沾了些清茶，用力擦我的牙床。我就在這時節哭了起來；誤投誤撞，這一哭原是大吉之兆！在老媽媽們的詞典中，這叫做“響盆”。有無始終堅持不哭、放棄吉利的孩子，我就不知道了。最後，白姥姥拾起一根大蔥打了我三下，口中念念有詞：“一打聰明，二打伶俐！”這到後來也應驗了，我有時候的確和大蔥一樣聰明。
這棵蔥應當由父親扔到房上去。就在這緊要關頭，我父親回來了。屋中的活躍是無法形容的！他一進來，大家便一齊向他道喜。他不知請了多少安，說了多少聲：“道謝啦！”可是眼睛始終瞭著炕中間。我是經得起父親的鑒定的，渾身一塵不染，滿是槐枝與艾葉的苦味與香氣，頭發雖然不多不長，卻也剛剛梳過。我的啼聲也很雄壯。父親很滿意，於是把褡褳中兩吊多錢也給了白姥姥。
父親
我一點不能自立：是活下去好呢？還是死了好呢？我還不如那麼一隻小黃絨雞。它從蛋殼裏一鑽出來便會在陽光下抖一抖小翅膀，而後在地上與牆角，尋些可以咽下去的小顆粒。我什麼也不會，我生我死須完全聽著別人的；餓了，我隻知道啼哭，最具體的辦法不過是流淚！我隻求一飽，可是母親沒有奶給我吃。她的乳房軟軟的貼在胸前，乳頭隻是兩個不體麵而抽抽著的黑葡萄，沒有一點漿汁。怎樣呢，我餓呀！母親和小姐姐隻去用個小砂鍋熬一點糨糊，加上些糕幹麵，填在我的小紅嘴裏。代乳粉與鮮牛乳，在那不大文明的時代還都不時興；就是容易找到，家中也沒有那麼多的錢為我花。糨糊的力量隻足以消極的使我一時不至斷氣，它不能教我身上那一層紅軟的皮兒離開骨頭。我連哭都哭不出壯烈的聲兒來。
假如我能自主，我一定不願意長久這麼敷衍下去，雖然有點對不起母親，可是這樣的苟且偷生怎能對得起生命呢？
自然母親是不虧心的。她想盡了方法使我飽暖。至於我到底還是不飽不暖，她比任何人，甚至於比我自己，都更關心著急，可是她想不出好的方法來。她隻能偎著我的瘦臉，含著淚向我說：“你不會投生到個好地方去嗎？”然後她用力的連連吻我，吻得我出不來氣，母子的瘦臉上都顯出一點很難見到的血色。
“七坐八爬”。但是我到七個月不會坐，八個月也不會爬。我很老實，仿佛是我活到七八月之間已經領略透了生命的滋味，已經曉得忍耐與敷衍。除了小姐姐把我扯起來趔趄著的時候，我輕易也不笑一笑。我的青黃的小臉上幾乎是帶出由隱忍而傲慢的神氣，所以也難怪姑母總說我是個“姥姥不疼，舅舅不愛的小東西”。
我猜想著，我那個時候一定不會很體麵。雖然母親總是說我小時候怎麼俊，怎麼白淨，可是我始終不敢深信。母親眼中要是有了醜兒女，人類即使不滅絕，大概也得減少去好多好多吧。當我七八歲的時候，每逢大姐丈來看我們，他必定要看看我的“小蠶”。看完了，他仿佛很放心了似的，咬著舌兒說——他是個很漂亮的人，可惜就是有點咬舌兒——“哼，老二行了；當初，也就是豌豆那麼點兒！”我很不愛聽這個，就是小一點吧，也不至於與豌豆為伍啊！可是，恐怕這倒比母親的誇讚更真實一些，我的瘦弱醜陋是無可否認的。
一歲半，我把父親“克”死了。
父親的模樣，我說不上來，因為還沒到我能記清楚他的模樣的時候，他就逝世了。這是後話，不用在此多說。我隻能說，他是個“麵黃無須”的旗兵，因為在我八九歲時，我偶然發現了他出入皇城的那麵腰牌，上麵燙著“麵黃無須”四個大字。
義和團起義的那一年，我還不滿兩歲，當然無從記得當時的風狂火烈、殺聲震天的聲勢和光景。可是，自從我開始記事，直到老母病逝，我聽過多少多少次她的關於八國聯軍罪行的含淚追述。對於集合到北京來的各路團民的形象，她述說的不多，因為她，正像當日的一般婦女那樣，是不敢輕易走出街門的。她可是深恨，因而也就牢牢記住洋兵的罪行——他們找上門來行凶打搶。母親的述說，深深印在我的心中，難以磨滅。在我的童年時期，我幾乎不需要聽什麼吞吃孩子的惡魔等等故事。母親口中的洋兵是比童話中巨口獠牙的惡魔更為凶暴的。況且，童話隻是童話，母親講的是千真萬確的事實，是直接與我們一家人有關的事實。
我不記得父親的音容，他是在哪一年與聯軍巷戰時陣亡的。他是每月關三兩餉銀的護軍，任務是保衛皇城。聯軍攻入了地安門，父親死在北長街的一家糧店裏。
那時候，母親與姐姐既不敢出門，哥哥剛九歲，我又大部分時間睡在炕上，我們實在無從得到父親的消息——多少團民、士兵，與無辜的人民就那麼失了蹤！
多虧舅父家的二哥前來報信。二哥也是旗兵，在皇城內當差。敗下陣來，他路過那家糧店，進去找點水喝。那正是熱天。店中職工都已逃走，隻有我的父親躺在那裏，全身燒腫，已不能說話。他把一雙因腳腫而脫下來的布襪子交給了二哥，一語未發。父親到什麼時候才受盡苦痛而身亡，沒人曉得。
父親的武器是老式的抬槍，隨放隨裝火藥。幾杆抬槍列在一處，不少的火藥就撒落在地上。洋兵的子彈把火藥打燃，而父親身上又帶有火藥，於是……在那大混亂中，二哥自顧不暇，沒法兒把半死的姑父背負回來，找車沒車，找人沒人，連皇上和太後不是都跑了嗎？
進了門，二哥放聲大哭，把那雙襪子交給了我的母親。許多年後，二哥每提起此事就難過，自譴。可是我們全家都沒有責難過他一句。我們恨八國聯軍！
母親當時的苦痛與困難，不難想象。城裏到處火光燭天，槍炮齊響，有錢的人紛紛逃難，窮苦的人民水斷糧絕。父親是一家之主，他活著，我們全家有點老米吃；他死去，我們須自謀生計。母親要強，沒有因為悲傷而聽天由命。她日夜操作，得些微薄的報酬，使兒女們免於死亡。在精神狀態上，我是個抑鬱寡歡的孩子，因為我剛一懂得點事便知道了愁吃愁喝。這點痛苦並不是什麼突出的例子。那年月，有多少兒童被賣出去或因饑寒而夭折了啊！
聯軍攻入北京，他們究竟殺了多少人，劫走多少財寶，沒法統計。這是一筆永遠算不清的債！以言殺戮，確是雞犬不留。北京家家戶戶的雞都被洋兵捉走。敢出聲的狗，立被刺死——我家的大黃狗就死於刺刀之下。偷雞殺狗表現了占領者的勇敢與威風。以言劫奪，占領者的確“文明”。他們不像綠林好漢那麼粗野，劫獲財寶，呼嘯而去。不！他們都有高度的盜竊技巧，他們耐心地，細致地挨家挨戶去搜索，剔刮，像姑娘篦發那麼從容、細膩。
我們住的小胡同，連轎車也進不來，一向不見經傳。那裏的住戶都是赤貧的勞動人民，最貴重的東西不過是張大媽的結婚戒指（也許是白銅的），或李二嫂的一根銀頭簪，可是，洋兵以老鼠般的聰明找到這條小胡同，三五成群，一天不知來幾批。我們的門戶須終日敞開，婦女們把剪子藏在懷裏，默默地坐在牆根，等待著文明強盜——劊子手兼明火、小偷。他們來到，先去搜雞，而後到屋中翻箱倒櫃，從容不迫地、無孔不入地把稍有價值的東西都拿走。第一批若有所遺漏，自有第二批、第三批前來加意精選。
我們的炕上有兩隻年深日久的破木箱。我正睡在箱子附近。文明強盜又來了。我們的黃狗已被前一批強盜刺死，血還未幹。他們把箱底兒朝上，倒出所有的破東西。強盜走後母親進來，我還被箱子扣著。我一定是睡得很熟，要不然，他們找不到好東西，而聽到孩子的啼聲，十之八九也會給我一刺刀。一個中國人的性命，在那時節，算得了什麼呢！況且，我又是那麼瘦小，不體麵的一個孩子呢！
母親
母親的娘家是北平德勝門外，土城兒外邊，通大鍾寺的大路上的一個小村裏。村裏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馬。大家都種點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與我同輩的兄弟們，也有當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當巡警的。他們雖然是農家，卻養不起牛馬，人手不夠的時候，婦女也須下地做活。
對於姥姥家，我隻知道上述的一點。外公外婆是什麼樣子，我就不知道了。因為他們早已去世。至於更遠的族係與家史，就更不曉得了；窮人隻能顧眼前的衣食，沒有工夫談論什麼過去的光榮；“家譜”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沒有聽說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