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漫漫朝聖的行旅(3 / 3)

“別樣家書”凸顯學問之道

曾國藩的一生學者情結濃厚,表現在教育晚輩時有過至今仍頗有啟發的見解:吾不願子孫做大官,但願子孫做讀書明理的君子。這種意識促使他在家書中留下了很多關於讀書治學的創見,這裏我隻是擇取他關於立誌、讀書和成材方麵的一些觀點看法,借此嚐鼎一臠,窺見家書一斑。

按照通常的道理,家書本是家人間報問平安噓寒問暖的私人性很強的通信,很難說具有多少大的曆史文化內涵,為什麼曾國藩家書在過去卻成為了文人士子的必讀著作呢?這正是曾國藩家書的巨大內涵和魅力所在。在曾氏所留存下來的1500多封家書中,除了早期在京城寫給祖父母、父母、叔父母的一些報平安的信之外,絕大多數都是寫給兄弟子侄的,尤其是以寫給曾國荃、曾紀澤的家書為多。作為曾家的長子承重孫,他自覺地擔負起教育子弟的責任。“鴛鴦繡起從頭看,不把金針度與人”,但恰恰相反。在家書中曾國藩把自己修身、治學、讀書、交友、為官、治軍等各個方麵的體會心得,毫不保留地教給他們,他總能夠站得高遠,諄諄善誘地從可行性的日常生活出發,從而能夠切實地見到他們的進步,不至於因為目標太高而找不到努力的具體道路。比如,他教導家人要保留寒素門風,不可助長官宦子弟的習氣,就要求他們出門不宜坐轎,行事要人情厚用錢薄,不可輕易鄙薄他人,教導子侄被勤奮有恒,就要求他們從不晚起床做起,如此則將抽象的道理具體化,遠大目標同生活中的一件件小事連在了一起,非常容易為人領會和踐行,就容易達到影響教育別人的目的。這是曾國藩家書的最重要的一個特點,也是家書讀來平易親切,毫無教訓說教的嫌疑,人生的教訓與道理也就容易為別人所接受,曾氏的現身說法,自我批評,反而讓讀家書的人欣悅誠服,毫無尊者長者的威嚴。如鹹豐七年十二月十四夜寫給曾國荃的信中說:

“凡人做一事,便需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見異思遷,做這樣想那樣,坐這山望那山。人而無恒,終身一無所成。我生平坐患無恒的弊病,實在受害不小。當翰林時,應留心詩字,則好涉獵它書,以紛其誌。讀性理書時,則雜以詩文各集,以歧其趨。在六部時,又不甚實力講求公事。在外帶兵,又不能竭力專治軍事,或讀書寫字以亂其誌意。坐是垂老而百無一成。”

曾國藩家書的成功教育之道,還在於曾氏總能夠立定腳跟從根本上著眼立意,從他本人在京師做翰林十年閑散修身生活的目標也見一斑,他把“不為聖賢,即為禽獸;隻問耕耘,不問收獲”作為自己的座右銘,並且教導子弟,務必胸襟遠大,誌存高遠,偏僻一隅也能夠胸次開闊,把讀書與做人融為一體,要善於體察涵詠,嚐言“古今成大事者,規模遠大與綜理密微二者缺一不可。”《左傳》記古人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曾國藩一生的努力就在於實現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致諸弟中說,“君子之立誌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蓋人不讀書則已,亦即自名曰讀書人,則必從事於《大學》。《大學》之綱領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內事也。若讀書不能體貼到身上去,謂此三項與我身了不相涉,則讀書何用?雖使能文能詩,博雅自詡,亦隻算得識字之牧豬奴耳!豈得謂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

宋代理學大家張載《西銘》有兩句話:“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強調一種博愛的情懷,天地萬物和我一樣,生命同出一源,因此必須善待萬物,胸懷宇宙蒼生,以實現“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的理想。實際上,曾國藩是將聖人的“三不朽”作為一生的努力目標的,也是被譽為近代中國實現“三不朽”的一個典型和僅存碩果。作為一個理學信徒和實踐者,這種目標的設定,雖有空疏之嫌,但卻也包含著一種對於人生的形上思考與至上追求,關乎人生的根本有了一種明晰的認識和判斷,一生的努力實際上就具有了明確的方向。國學大師王國維縱論古今做學問,有三境之譬,此三境意係認識過程的頓悟和成熟發展的必由之路。他在《人間詞話》裏說:“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 在《文學小言》一文中,王國維又把這三種境界說成“三種之階級”,並說“未有不閱第一第二階級而能遽躋第三階級者,文學亦然,此有文學上之天才者,所以又需莫大之修養也。”著名學者季羨林在談論王國維所說研究學問三境界時也說:“一個人既然立下大誌做一件事情……隻要努力幹下去,而方法又對頭,幹得火候夠了,成功就會到你身邊來。”所有這些先哲時賢的包含人生體驗思考的議論,都是在自己的生命體認中所做出的珍貴總結提煉,後來者讀得懂就可能受益一生,還有什麼比得上這些在自己的生命體驗中得出的教訓更有教益呢。

此外,曾氏講求讀書論學最重立誌,認為立定誌向是取得事業成功的基礎。言及讀書立誌,三國時候的諸葛亮的《戒子書》該是最為知名的。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薄無以明誌,非寧靜無以致遠。故才須學也,學須靜也。非學無以廣才,非誌無以成學。淫漫不足以治性,險躁不足以勵精。年與時馳,日與意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複何及。”

諸葛武穆勸戒兒子諸葛瞻,讀書求學要有一種緊張的時間感,在力戒浮躁怠惰之中,安於淡泊清淨的情懷,立定誌向,錘煉品德操守,從而讀書成材。並且真切地指出,惟有立定了誌向才可能成就一番學問,在學識長進之中鑄成大才,深刻地論證了立誌、讀書與廣才之間的內在關係。曾國藩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致諸弟,就特別強調了為學先需立誌的重要性:

“且苟能發奮自立,則家塾可讀書,即曠野之地、熱鬧之場亦可讀書,負薪牧豕,皆可讀書;苟不能發奮自立,則家塾不宜讀書,即清淨之鄉、神仙之境皆不能讀書。何必擇地?何必擇時?但自問立誌之真不真耳!”

曾國藩從道光二十年初至京都,開始他從七品銜的翰林院檢討一職,他時時關心遠在湘鄉荷葉塘老家的幾位正在為仕途拚搏的幾位老弟,當他們來信言之鑿鑿,家塾離家太近,容易耽擱,一定要到外麵或教書或從師,實際上家鄉的這幾位兄弟真正渴望的無非是找了個借口托詞,隻是想到外麵的花花世界尋些熱鬧。這一點曾國藩哪能不知,於是直接指出了問題與病灶所在,今日讀來依然具有啟發意義。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曾國藩在致諸弟的信中,幹脆把立定誌向作為讀書的第一個條件:

“蓋士人讀書,第一要有誌,第二要有識,第三要有恒。有誌則斷不甘為下流;有識則知學問無盡,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觀海,如井蛙之窺天,皆無識者也。有恒則斷無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與此相類似的言語議論,屢屢在寫給子弟的書中出現,“凡人才高下,視其誌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規,而日趨汙下;高者摹往哲隆盛之軌,而日即高明。賢否智愚,所由區矣。”同時,人的誌趣眼光差異都會很大,青年人不可在讀書的時候沒有一個高遠的目標和人生錘煉的厚重期許,否則是很難以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的。

曾國藩的著作尤其是他的家書就是這種開卷有益,獲益終生的好書。深入進去就會讓你手不能釋卷,通宵達旦而倦意不知。現代大儒錢穆在《人生十論·自序》裏,詳述自己閱讀曾國藩家書家訓,獲益終生的過程,抄錄部分於此,或許於後生青年有教益焉。

“我從小識字讀書,便愛看關於人生教訓那一類話。猶憶十五歲那年,在中學校,有一天,禮拜六下午四時,照例上音樂課。先生彈著琴,學生立著唱。我旁坐一位同學,私自攜著一冊小書,放座位上。我隨手取來翻看,卻不僅發生了甚大的興趣。偷看不耐煩,也沒有告訴那位同學,拿了那本書,索性偷偷離開了教室,獨自找有一僻處,直看到深夜,要歸宿舍了,才把那書送回那同學。這是一本曾文正公的家訓。可憐我當時枉為了一中學生,連書名也根本不知道。

……

似乎隔了十年,我在一鄉村小學中教書,而且自以為已讀了不少書。有一天,那是四月初夏之傍晚,獨自拿著一本東漢書,在北廊閑誦,忽然想起曾文正公的家書家訓來,那是十年來時時指導我讀書和做人的一部書。我想,曾文正教人要有恒,他教人讀書須從頭到尾讀,不要隨意翻閱,也不要半途中止。我自問,除卻讀小說,從沒有一部書從頭通體讀的。我一時自慚,想依照曾文正訓誡,痛改我舊習。我那時便立下決心,即從手裏那一本東漢書起,直往下看到完,再補看上幾冊。全部東漢書看完了,再看別一部。以後幾十冊幾百卷的大書,我總耐著心,一字字,一卷卷,從頭看。此後我稍能讀書有智識,至少這一天的決心,在我是有很大影響的。

又憶有一天,我和學校一位同事說:不好了,我快病倒了。那同事卻說:你常讀論語,這時正好用得著。我一時茫然,問道:我病了,論語何用呀?那同事說:論語上不說嗎?子之所慎,齋、戰、疾。你快病,不該疏忽大意,也不該過分害怕,正是用得著那慎字。我一時聽了他話,眼前一亮,才覺得論語那一條下字之精,教人之切。我想我讀論語,把這一條忽略了,臨時有用不會用,好不愧殺人?於是我才更懂得曾文正家訓教人切己體察,虛心涵泳那些話。我經那位同事一番指點,我自覺讀書從此長進了不少。

……

凡屬那些有關人生教訓的話,我總感到親切有味,時時盤旋在心中。我二十四五歲以前讀書,大半從此為入門。以後讀書漸多,但總不忘那些事。待到中學大學去教書,許多學生問我讀書法,我總勸他們切看像曾文正公家訓和論語那一類書,卻感到許多青年學生的反應,和我甚不同。有些人聽到孔子和曾國藩,似乎便掃興了。有些偶爾去翻看家訓和論語,也不見有興趣,好像一些也沒有入頭處。

因此,我自己總喜歡在書本中尋找對我有教訓的,但我卻不敢輕易把自己受益的來教訓人。我自己想,我從這一門裏跑進學問的,卻不輕易把這一門隨便來直告人。固然是我才學有不足,而教訓人生,實在也不是件輕鬆容易的事。”

尾聲

在這本《朝聖行旅:曾國藩家書解讀》一書中,我們在曾國藩一生留下的一千五百餘封家書中精選了八十封,恐怕隻能說掛一漏萬。真正是不忍割舍的篇章實在太多,最後總是因為整套叢書統一的容量設計而不得不取舍了,但也盡量照顧到代表性,期望讀者嚐鼎之一臠而盡得餘味,窺一葉落而知勁秋。在對家書進行解讀闡釋的過程中,也采用了抓住一點不計其餘的策略,集中到一點上作以解說,一篇之中往往集中談一個問題,不同的篇章主旨互現,既可以省減筆墨,也可以在參照閱讀中獲得完整的認識。我相信,青少年朋友讀過此書後,一定會與自己的人生大有助益的,這也是促使我們寫作這本書的最大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