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炳麟本來是以寫難懂的古文出名的學者，他那部初稿作於庚子前的《訄書》，從文字上看是夠古奧的，但是，當他成了資產階級革命派，並且對資產階級改良派進行鬥爭的時候，他的文字就平易得多了。很明顯的例子，是他1903年寫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而他同時期寫作的《逐滿歌》，甚至勇敢地使用了俗語和民間文學形式。當時，青年革命家鄒容寫了炮彈似的著作《革命軍》，自己覺得“語過淺露”（意思是不夠古雅），希望章炳麟給潤色一下。他的回答卻是：對普通人民說話應該這樣（“感恒民當如是”）。表現他的態度更為明顯的，是在《洪秀全演義》序上所說的這段話：“夫國家、種族之事，聞者愈多，則興起者愈廣。諸葛武侯、嶽鄂王事。牧豬奴皆知之，正賴演義為之宣昭。今聞次郎（黃世促——引用者）為此，其遺事即得之故老，文亦通俗。自茲以往，餘知尊念洪王者，當與尊念策、葛二公相等。昔有人言，舜何人也？餘何人也？洪王朽矣，亦思複有洪五作也!”在這裏，他不但指出革命宣傳必須采用通俗的民間形式，並用諸葛亮、嶽飛的事跡深入民眾頭腦的例子加以證明，他還進一步對革命派作者根據這種原則創作的作品，預期了其中可能產生的政治效果。
另一位革命家兼民間文學作品的著者秋瑾，在所著《精衛石》的序中，明白說出了這個作品之所以采用民間唱本形式的意圖：“吾女子中何地無女英雄及慈善家及特別之人物乎？……苦於知識毫無，見聞未廣，雖有各種書籍，苦文字不能索解者多。故餘也譜以彈詞，寫以俗語，欲使人人能解，由黑暗而登文明。逐層演出，並盡寫男女社會之惡習及痛苦、恥辱，欲使讀者觸目驚心，爽然自失，奮然自振，以為我女界之普放光明也。”這充分說明她創作民間形式的作品，是考慮到革命迫切需要的結果，並非是偶然的行為。如果我們把它去跟當時許多通俗化的革命宣傳品聯係起來看，這種通俗化活動的政治效果，不僅是這一派的活動家、著作家主觀上所期望的，也是當時實際發生了的。當時這類宣傳品，由於它的內容揭發了客觀的社會事實，符合於廣大群眾的願望，再加以形式通俗，傳播比較廣泛和深入，它必然要產生巨大影響。在上文所提到的那些回憶記裏，有這種意義就更加顯然了。
或說：“長江一帶的軍隊和會黨們多得看到（指《保國歌》）”。這對傾覆清朝專製政府收效很大。或說：“莊諧雜出，感人至深。”這些話雖然簡單，卻是符合當時客觀事實的。辛亥起義，之所以能夠迅速推倒兩百多年的清朝統治，結束兩千多年的專製製度，原因當然是複雜的，但是革命黨人不斷的鬥爭和他們革命宣傳的廣泛和深入，作用是不能否認的。如果他們在宣傳上不采取那種通俗化的手段，就不能在短時期內喚醒和組織較多的群眾，就必然會削弱革命的力量和延緩革命的進程。
總之，晚清時期，革命派作者大量寫作民間文學化的作品，它的意義、效果，都是相當大的，這種事情，連反動派的某些頭子也是不能否認的。
鍾敬文先生是中國現代民俗學研究的主要開創者，長期擔任北京師範大學中文係民俗學的教學工作，直至90多歲，仍然指導了十餘名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