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恩斯很快就休戰了。不是出於紳士風度，而是因為他正在構思一部更宏大的著作，就是後來成稿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以下簡稱《通論》）。凱恩斯發現他無法贏得政策決策者的支持，也無法說服像哈耶克這樣的同代經濟學家，於是，他希望借助這本《通論》，在年輕學者中傳播自己的思想。盡管這本《通論》的內容晦澀難懂，但它很快引發了一場“凱恩斯革命”。尤其是在大洋彼岸的美國哈佛校園，《通論》吸引了所有35歲以下的經濟學家的目光。著名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斯回憶當時的情景，說凱恩斯的新思想就像一種病毒入侵到太平洋的一個孤島部落，所有的人都被傳染上了。比加爾布雷斯年長的經濟學家漢森，起初懷疑凱恩斯的思想，後來成了堅定的支持者，他寫了一本《凱恩斯理論指南》，儼然成為這次“十字軍東征”的領袖。沒有一個人在傳播凱恩斯主義方麵比薩繆爾森的貢獻更大，他的《經濟學》教科書影響了幾代經濟係的學生。約翰·希克斯原本是哈耶克陣營的大將，後來改投凱恩斯陣營，正是希克斯發明了“ISLM”模型，把艱澀的凱恩斯思想用圖形清晰地表達了出來。
哈耶克也在這場辯論中失去了和凱恩斯爭辯的興趣，他轉而開始對極權體製的批判。他在1944年發表了《通向奴役的道路》一書。此書為他贏得了世界範圍內的聲譽，反對政府幹預的學者們將此書視為一顆重磅炸彈。但在當時，哈耶克的思想仍然顯得與時代脫節。1947年，哈耶克邀請了60多位好友在瑞士佩爾蘭山頂的杜帕克酒店開會，結果到了37位。這些自由主義的堅定支持者們站在阿爾卑斯山巔，感受到一種深深的疏離感，猶如聖人遭到了宗教迫害，才躲到了這個與世隔絕的地方。在這次會議上，佩爾蘭山學會成立了，由於佩爾蘭是朝聖的意思，因此佩爾蘭山學會又被稱為朝聖山學會。參加第一次朝聖山聚會的大家包括：哈耶克的長期支持者、英國經濟學家羅賓斯教授，哈耶克的老師米塞斯，芝加哥大學年長一代的奈特教授，以及年輕一代的施蒂格勒、米爾頓·弗裏德曼、哲學家波普等。朝聖山會議之後，哈耶克的個人生活陷入低穀。他因為離婚增加了贍養開支，急於到美國找一個薪水更高的教職。原本，他希望能夠到芝加哥大學經濟係，卻遭到了拒絕。一些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家說，《通向奴役的道路》太暢銷了，受人尊敬的學者不應該如此。最後，哈耶克成了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的社會與道德學教授。
哈耶克是那種堅持己見、一肚子不合時宜的學者，他的思想受到了左右兩派的攻擊。當時蒸蒸日上的凱恩斯經濟學派認為他已經完全過時。奇怪的是，極右派，如極其活躍的安·蘭德也說，哈耶克是“完全、徹底、惡毒的混蛋”。支持他的人也不一定讚成他的思想。比如彌爾頓·弗裏德曼在政治主張上力挺哈耶克，但經濟學套路卻直接師承凱恩斯。他一上來就是貨幣總量的概念，在哈耶克看來，在一個知識分散的社會裏，怎麼可能會有總量的概念呢。另一些支持哈耶克的學者，尤其是在東歐等地的學者，滿懷激情地支持哈耶克，但並不清楚哈耶克讚同的隻是個人自由，對所謂的民主製度憂心忡忡。《通向奴役的道路》剛剛問世，芝加哥大學的赫爾曼·芬納就寫了一本《通向反動之路》，聲稱哈耶克的著作是“數十年來民主國家裏出現的對民主製度最險惡的攻擊”。從某種意義上講，芬納說的是對的，民主製度天生含有大政府的基因。
哈耶克苦苦等了四十多年才揚眉吐氣。1974年，哈耶克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但令人尷尬的是，這一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同時授予了左派的繆爾達爾和右派的哈耶克。結果是兩頭不討好。哈耶克發表獲獎演講時說，諾貝爾經濟學獎荒唐可笑，繆爾達爾則譴責諾貝爾獎組委會頒獎給哈耶克。但不管怎樣，諾貝爾獎讓哈耶克徹底重生，多年的抑鬱眨眼間消失。尤其是到了20世紀80年代之後，由於凱恩斯主義的補藥吃得太多，西方經濟出現了滯漲的難題，反對政府幹預的經濟學思潮再度占了上風。當時，撒切爾夫人在英國，裏根總統在美國，大刀闊斧地反對政府幹預，實行私有化，創造出奇跡般的輝煌。撒切爾夫人把哈耶克奉為精神導師，說她上大學的時候就讀過哈耶克的書。20世紀90年代之後蘇東解體，原來的計劃體製紛紛轉為市場經濟，更是讓哈耶克名聲大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