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鄭重地査對過（萬年曆）。我正確的生辰是1926年2月26曰。再過幾天，就整整八十三歲了。諺雲：“七十三，八十四，閻王荀不請自己去！”據說，這是因為儒家的聖人孔丘享年七十三歲、亞聖盒莉壽終八十四歲，故“七三”“八四”，被認為是舊時代知識分子生命過程中的兩大“劫坎”，屆時，你就小心閻王爺會來找你的麻煩。
不過，對此傳說，我並不怎麼介意。此刻，我坐在電腦桌前，麵對液晶屏幕，手敲鍵盤如伯牙撫琴，為我的新書寫“後記”，就一點也不擔心死神是否早晩會來叩門。
這是一本“舊作新編”的文集。我已遵從出版社建議，寫了一篇“自序”。現在，清樣三校巳過，覺得還有些話要說，就再來補寫一篇“後記”。
“我從黃土高坡走來”，一個文藝老兵。如果將1948年上海幵明書店出版的征文集《忘不了的事》一（她震一文，算做我的“處女作”，那麼，我在文學創作這條漫無止境的道路上，好歹已經闖蕩了六十年，到今天垂垂老矣；當夕陽西下時，回光返照，是否也該拿出一點“紀念品”，饋贈給我的新老讀者？
於是，在諸多熱心文友的鼓動下，從今年年初幵始，我重新檢閱篩選曆年舊作，決定編印一本篇幅精煉的自選集，為我六十年文學生涯，畫上一個句號。
在這一年裏，我用功最多的是對文稿的校勘修訂工作。區區如我輩，每一作品，成於筆下，印到紙上，必經層層審讀關卡吹毛求疵，眾多經手大筆恣意塗改；再加違規枉法的轉載盜印，“魯魚亥豕的出沒無常……待成品問世，往往遍體鱗傷，令人不堪卒讀！
我有篇童話，題為《小燕子和它的三鄰居》，就常被審稿大權在握的先生女士們，自以為是地改為《小燕子和它的三個鄰居》。所謂“三鄰居”者，麻如“四進士”、“九龍杯”一樣，係漢語遣詞造句時注重音節與簡潔之修辭體現也；你要是把它改成“四位進士”、“九條龍花紋的酒杯”，那可真成為“兩個桃子殺死三個讀書人”了。
收入本集的小說頭犛牛的下落在上海一家刊物初發時，則被改成《三條犛牛的下落》。按，馬的量詞為“匹”，羊的量詞為“隻”，牛的量詞則以“頭”為是；我們的編輯先生，為什麼棄“頭”不用，而以“條”代之？後來，偶然看到某地農家母牛產一雙頭牛犢的新聞報道，這才恍然大悟一哦！世間自作聰明者，常以為別人都像他那樣愚蠢。
我還有一篇在上海（僅話報）獲得“名家邀請賽金獎”的作品，寫的是夜鶯歌唱家、可愛的刺蝟寶寶與美女蛇的故事，題目叫做（液半—鶯歌蛇舞》。但某出版社編印成書之後，卻變成了《夜半·鶯歌燕舞》其所以弄得如此驢唇不對馬嘴，最大的可能是，改題者根本就沒有任細閱讀作品；但也許是，他以為能在文章標題上出現領袖語錄氣即可以增強其“思想性”。荒唐嗎？多見不怪！—一我們的某些審稿者，就常有亂貼政治標簽、愛呼時髦口號的嗜好而樂此不疲。
我有一本書的責任編輯，是一位年輕自信、但還不那麼十分固執的女孩子。“您的書稿我巳經通讀過了，發現問題不少，”她在長途電話裏向我通報說。“比如，‘可以人而不如鳥乎’這個句子，就不通嘛！我給您稍微改了改：在‘可’字邊上加了個‘立人’一一‘何以人而不如鳥乎’，不就順理成章了嗎？”我拿著電話聽筒沉吟有頃，慢慢回答說：“別的我們都可以商量，這一句可不能隨便修改！”“為什麼？”“因為，這是兩千多年前孔夫子的語錄。電話那頭片刻沉默，接著傳來“噗哧”一笑。“得！”她爽朗地說，“要是這樣的話，那咱們就得給孔老子留點麵子嘍！”
如此輕鬆一笑解決問題，隻是特例。在一般情況下，一呈文稿刪改出現爭議，作者往往得費一番口舌筆墨，說服編者筆下留情；必要時還須做出一定的妥協讓步或提出折中方案，留給對方一個台階可下。不過，有時也會遇到“勁敵”而爆發激烈爭辯。在我的電腦內存中，就可以翻檢出有關書稿審校往來與編者攻防論戰的不少資料，其中不乏唇槍舌劍、火藥味極濃、無異於“哀的美敦書”，不給對方任何回旋餘地！此類有趣的內幕文檔，因限於篇幅，這裏不能多加引述。茲僅錄簡短小例，舉其一隅，以概其三一……原文“蔓蔓爬上葫蘆架”，“蔓蔓”二字被改為“枝蔓”，不妥。1.在這裏“蔓”應界萬廣，係植物如瓜類豆類的柔軟秧藤，隻能就地橫爬或依附他物攀緣；“枝”則是植物特別是木本植物分杈出來的條幹，一般是硬梗直挺、可以向所有空間自由伸展，瓜秧則沒有這個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