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我是不想寫這一類文章的，我認為一個人活著，隻浸沉在回憶裏，活著還有什麼意義？但我在《新文學史料》雜誌一連讀了幾篇回憶鬱達夫先生的文章，我覺得都寫得很好。令人遺憾的就是從1934至1938這4年鬱先生的思想和工作卻沒有人來寫。我等了整整3年還是沒有人寫。後來我隻看到香港曹聚仁寫過鬱先生到徐州台兒莊勞軍一節，而且語焉不詳。所以我想，為了填補這個空白，同時鬱先生生前友好如汪金丁同誌一再慫恿我動筆來寫，於是我趁著住在醫院治病的機會斷斷續續寫完這篇文章。我寫這篇文章還有一層更為重要的意思是：鬱先生由於自己在創作裏喜歡用第一人稱，又常用藝術誇張的描寫手法，這給許多讀者造成一種不好的印象：把鬱先生看做一個整天喝酒、玩女人、逛窯子的洋場才子，這是很冤枉的。上邊提過，鬱先生一生是非常刻苦、努力寫作，而又是一位才華橫溢的作家。是一位可敬的、和善的、淵博的學者。這裏還得補充一下：鬱先生還是一位出色的文體家。他的文學造詣極深、根底厚實，又善於吸收中外各名家之長，從而構成自己的獨特文風。他的文筆之流麗靈秀正如富春江的山水一樣，在五四以來的作家中是獨樹一幟的，是別人模仿不來的。過去周作人說鬱先生的文風有點像日本的永井荷風，這是貶低鬱先生的成就，是不恰切的。
鬱先生在抗日戰爭時期，遠離祖國，到南洋做了大量抗日救亡工作，寫了大量的富有戰鬥性的文章。因此，於1945年9月12日被日軍憲兵秘密殺害於Paidkamluh。到今天已38年。我作為他的學生，可能對他的弱點原諒多些。然而，我始終認為鬱先生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遭遇最為悲慘的一位作家。最近有一位在新加坡南洋大學工作的人住在醫院裏。他告訴我說，僅在新加坡一地專門研究鬱達夫及其作品的隊伍就多至五六十人，評傳也出了好幾種。日本、美國也有不少人在研究鬱達夫及其作品。我在東京出版的一種叫做《海》的雜誌上讀到《鬱達夫評傳》連載文章。那麼回頭看看我們國內從事這方麵研究工作的人則寥寥無幾。特別是關於鬱先生童年．少年時代的調查研究工作，應該說都要超過外國人才好。
我始終懷著虔誠的心情來懷念這位敢於插入人類靈魂深處，敢於幹預社會生活的優秀的作家、學者和戰士。鬱先生被害已38年，我至今還沒有看到紀念文章，我的心像鉛塊一樣沉下去，沉下去。
1982年12月12日於西苑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