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哥廷根10年，正值二戰，是我一生精神上最痛苦然而在學術上收獲卻是最豐富的10年。國家為外寇侵入，家人數年無消息，上有飛機轟炸，下無食品果腹。然而讀書卻無任何幹擾。教授和學生多被征從軍。偌大的兩個研究所；印度學研究所和漢學研究所，都歸我一個人掌管。插架數萬冊珍貴圖書，任我翻閱。在漢學研究所深深的院落裏，高大陰沉的書庫中，在梵學研究所古老的研究室中，闃無一人。天上飛機的嗡嗡聲與我腹中的饑腸轆轆聲相應和，閉目則浮想聯翩，神馳萬裏，看到我的國，看到我的家，張目則梵典在前，有許多疑難問題，需要我來發複。我此時恍如遺世獨立，苦歟？樂歟？我自己也回答不上來了。
經過了轟炸的煉獄，又經過了饑餓，到了1945年，在我來到哥廷根10年之後，我終於盼來了光明，東兩法西斯垮台了。美國兵先攻占哥廷根，後為英國人來接管。此時，我得知寅恪先生在英國醫目疾，我連忙寫了一封長信，向他彙報我10年來學習的情況，並將自己在哥廷根科學院院刊及其他刊物上發表的一些論文寄呈。出乎我意料地迅速，我得了先生的複信，也是一封長信，告訴我他的近況，並說不久將回國。信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說，他想向北大校長胡適，代校長傅斯年、文學院長湯用彤幾位先生介紹我到北大任教，我真是喜出望外，誰聽到能到最高學府去任教而會不引以為榮呢？我於是立即回信，表示同意和感謝。
這一年深秋，我終於告別了住了整整10年的哥廷根，懷著“客樹回望成故鄉”的心情，一步三回首地到了瑞士。在這個山明水秀的世界公園裏住了幾個月。1946個春天，經過法國和越南的西貢，又經過香港，回到了上海。在克家的榻榻米上住了一段時間。從上海到南京，又睡到了長之的辦公桌上，這時候，寅恪先生也已從英國回到了南京。我曾謁見先生於俞大維官邸中。談了談闊別10多年以來的詳細情況，先生十分高興，叮囑我到雞鳴寺下中央研究院去拜見北大代校長傅斯年先生，特別囑咐我帶上我用德文寫的論文，可見先生對我愛護之深以及用心之細。
這一年的深秋，我從南京回到上海，乘輪船到了秦皇島，又從秦皇島乘火車回到了闊別12年的北京(當時叫北平)。由於戰爭關係，津浦路早已不通，回北京隻能走海路，從那裏到北京的鐵路由美國少爺兵把守，所以還能通車。到了北京以後，一片“落葉滿長安”的悲涼氣象。我先在沙灘紅樓暫住，隨即拜見湯用彤先生，按北大當時的規定，從海外得到了博士學位回國的人，隻能任副教授，在清華叫做專任講師，經過幾年的時間，才能轉向正教授。我當然不能例外，而且心悅誠服，沒有半點非分之想。然而過了大約一周的光景，湯先生告訴我，我已被聘為正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係的係主任，這真是石破天驚，大大地出我意料，我這個當一周副教授的紀錄，大概也可以進入吉尼斯世界紀錄了吧，說自己不高興，那是謊言，那是矯情。由此也可以看出老一輩學者對後輩的提攜和愛護。
不記得是在什麼時候，寅恪師也來到北京，仍然住在清華園。我立即到清華去拜見。當時從北京城到清華是要費一些周折的，宛如一次短途旅行。沿途幾十裏路全是農田。秋天青紗帳起，還真有綠林人士攔路搶劫的，現在的年輕人很難想像了。但是，有寅恪先生在，我決不會憚於這樣的旅行。在3年之內，我頗到清華園去過多次，我知道先生年老體弱，最喜歡當年住北京的天主教外國神甫親手釀造的柵欄紅葡萄酒，我曾到今天市委黨校所在地當年神甫們的靜修院的地下室中去買過幾次柵欄紅葡萄酒，又長途跋涉送到清華園，送到先生手中，心裏頗覺安慰。幾瓶酒在現在不算什麼，但是在當時通貨膨脹已經達到了鈔票上每天加一個0還跟不上物價飛速提高的速度的情況下，幾瓶酒已非同小可了。
有一年的春天，中山公園的藤蘿開滿了紫色的花朵，累累垂垂，紫氣彌漫，招來了眾多的遊人和蜜蜂。我們一群弟子們，記得有周一良、王永興、汪錢等，知道先生愛花。現在雖患目疾，跡近失明，但據先生自己說，有些東西還能影影綽綽看到一團影子。大片藤蘿花的紫光。先生或還能看到。而且在那種兵荒馬亂、物價飛漲、人命微淺、朝不慮夕的情況下，我們想請先生散一散心，征詢先生的意見，他怡然應允。我們真是大喜過望，在來今雨軒藤蘿深處，找到一個茶桌，待先生觀賞紫藤。先生顯然興致極高。我們談笑風生，盡歡而散。我想，這也許是先生在那樣的年頭裏最愉快的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