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鄉之旅，掀動了曾敏之的心潮，也掀動了他的詩思。在返穗的列車上，曾敏之一腔思緒皆被我國古典詩詞所縈繞。懷鄉、送別、悲悼，一係列詩作和詩人的名字，一一掠過他的心頭。特別是賀知章的《回鄉偶書》兩首，使他反複品味。
賀知章以平常的接近口語的詞句，極其生動細致地描繪出了久客他鄉之感和還鄉所見之情。用兒童相見不相識的意趣和春風不改水波的畫麵，抒發了千古以來相通共鳴的遊子情懷。這種動人肺腑的優美情懷，在四十年後返鄉之旅的今天，不是感同身受嗎？ “惟有門前鏡湖水，春風不改舊時波”與“多情自有平橋水，照得天涯浪子回”，前句是賀知章的，後句是曾敏之的，千年相隔，相繼相承，情同一脈！曾敏之想起了建安七子之一王粲在《登樓賦》中說過：“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曾敏之覺得，這是說懷念故土是人之常情，絕不會因為貧困失意、顯貴得意而有所改變。古往今來，難道不是共通的規律麼？想到這裏，曾敏之不禁一愣。什麼共通規律，這不就是共通的人性麼？“共通的人性”
這在當時是被視為禁區的幾個字，一下子把曾敏之拉回到現實中來。現實是“文革”的炮火隆隆，所謂“文藝黑線”被又砍又砸，那些“左”派恨不得把“人性”兩字從漢語詞典中刪除。可是即使將“人性”兩字從詞典中刪去，難道人性就不存在？人之常情就從此消失，人就隻有狼性了嗎？真是荒唐！曾敏之自知自己不是美學理論家，尤其在權力即真理、弄不好反遭殺身之禍的當時，他無力而且也不想在理論上與他們多費口舌；但是他下了決心，回到廣州，如果改編樣板戲的事煙消雲散，那麼他將開始寫作古典詩詞劄記，這是陶冶自己，回歸藝術，欣賞民族皇皇然的美學。果真，曾敏之回到廣州之時，華南師大放棄了那個課題，改編的事再也不提了。於是，從1972年開始，他揮筆織錦，寫古典詩詞藝術劄記，化名寄往香港，在香港《大公報》的《大公園》和《新晚報》的副刊上發表。這在視為禁忌的當時，是需要政治勇氣和藝術勇氣的。
曾敏之古典詩詞藝術劄記的寫作，是從探麗唐詩藝術著筆的。曾敏之傾情唐詩，嗜讀唐詩。在《詩的藝術》的“後記”中他透露說：從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算起，一位摯友贈送給我的《全唐詩》線裝書伴我度過四十年風風雨雨的生涯，直到如今仍珍藏在身邊，可見嗜讀成癖的程度。有不少名家之作，可以背誦得琅琅上口，這對於欣賞及試作很有幫助，這也是流傳不衰的‘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偷’的一種驗證”。這說明，唐詩的詩情詩藝之美，早已縈繞於曾敏之心間。更何況，回鄉之旅所激發的詩情，也主要來源於唐詩。所以從賞析唐詩落筆，對曾敏之來說，是再自然不過的了。
就這樣，從賞析唐詩開始，曾敏之一發而不能收。就這樣，在受“文革”折磨苦難的歲月裏，曾敏之找到了精神的寄托。也就這樣，他沉浸於回歸藝術、回歸美的詩美天地的創造中，在美學思想上與“左”傾文藝路線徹底地分道揚鑣。
他從賀知章的《回鄉偶書》開始落筆，而後寫李白、寫杜甫，寫出了一個別具風采的詩美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