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以前的精英作家,也在承受著被“消融”、被“遺忘”的邊緣化危機中,為適應市場需要,轉而搞大眾文學。“文學寫作由神聖化的精英專利轉為草根性的眾聲喧嘩,文學樣式由相對完形的詩歌、小說、散文、戲劇泛化為形態駁雜的多質化語言文本,文學功能從強調啟蒙教育作用走向強化消遣娛樂作用,文學接受則由崇尚經典的審美再創造活動簡化為追隨時尚的文化消費行為。”
當“大眾的文學化”“文學的大眾化”(葛紅兵語)生成後,我們看到:文學開始不斷地為大眾提供仿製的時尚模本:有圍繞成功人士、優雅別墅、酒吧、咖啡館、做愛等的“小資寫作”;有憂傷著、叛逆著、戲謔著將頹廢進行到底的“憤青寫作”;有“熱衷於展示青春和身體”“把隱私放在祭壇上”“對沉淪和墮落沾沾自喜”的“美女寫作”;有抖露隱私或黑幕、欣賞智力犯罪的“反腐寫作”;有混用文學話語、政治話語、革命話語以及民俗語言的“雜交寫作”;有隻需敲回車鍵就能複製粘貼的“梨花體”寫作和以“身體符號”用“性話語”組合的“下半身寫作”;以及廣告宣傳、網聊博文、短信回帖、描述評論的“超文學寫作”;……凡此種種,不一而足。肉體與靈魂剝離,冷酷與瘋狂交織,有情有義的傷害,無緣無故的追隨,不勞而獲的享受,爭風吃醋的背叛,無病呻吟的憂傷,扭曲親情的叛逆;恍惚飄蕩的文字裏,充斥著性愛、畸戀、肉欲、死亡、毒品;反諷調侃的話語中,彌散出孤獨、懷疑、仇視、早熟、暴力;作品的三大元素離不開都市、網絡、另類(或非主流);作品的主線永遠是情人、做愛、吵嘴,衝撞、出走、逃逸;生活的場景永遠是酒吧、豪宅、飯店、臥室;人物的內心世界永遠是懷疑、空虛、冷漠。一部作品一旦走紅,大眾就會趨之若鶩,“搭車之作”就會應運而生。
有些文學不能做到的大眾文化卻能助其一臂之力,讓作家成為明星,讓作品轟動全球,讓財富榜上有名,這既是文學的幸事,但又是潛伏的危機——“大眾文化依托市場規律和商業原則,導致文化藝術淪為賺錢的手段和工具,不再服從於自由的創造本性和審美的精神需求,迎合大眾口味,走向平庸和媚俗。於是文化藝術的原有本性、旨趣、功能都發生了根本性的逆轉:由張揚個性、呼喚自由、批判現實和理想導向轉向了千篇一律、呼喚利益和消遣娛樂,從而導致了文化和藝術的異化”。文學精神日漸稀薄,文學成了沒有靈魂的軀體,這才是當前文學最可怕也最應該重視的問題。
“也許是形勢變化快,也許是人在事中迷,眼下的文壇確實繚亂得讓人難以看清,異樣得讓人難以讀懂。”“置身於活躍不羈又變動不居的當下文壇,人們越來越明顯地感覺到,文壇在變大,文學在變小。似乎誰人都能介入文學,談論文學,但真正意義上的文學又日漸稀少,日益萎縮。”白燁先生的感受應該是真切而帶有普遍性的。麵對日趨嚴重又勢不可擋的文學邊緣化,我們曾不安、曾懷疑、曾失望、曾憂慮,但無論是邊緣化文學還是純文學,在尋求文學的本質和人性的真實上最終仍然是殊途同歸。私人化、市場化、大眾化的背後,有社會最需要的覺醒和創造;有人性最需要的真誠和良知;有文學最需要的激情和想象。文學終歸要經受時間的考驗和曆史的篩選,其中的一些糟粕必然被淘汰,是泡沫,終要破滅;是垃圾,終要速朽;而真正的優秀者則將留存史冊成為人類社會的精神財富。劉再複先生曾不無期待地說過:“中國作家如果不是陶醉於’成就‘,而是麵對’代價‘,從痛苦的代價中學到一點東西,那麼,明天一定是屬於中國作家的,可以肯定,擁有表達自由的作家會跨入更偉大的精神價值創造之門。”我們懷有同樣的期待,文學總要前行,走過邊緣化,文學也一定會迎來它的新生和希望。
(原載《湖北社會科學》201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