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述，隻是薑丹書和李叔同交往時的一點軼事。薑丹書是藝術家，文筆卻很是樸素自然，極少描繪和發揮，所以我特別喜歡他的自編年譜，比如關於李叔同寫墓誌銘的一事，薑先生就是如此記道——李叔同雅擅書法，世所珍之。書成此碑字之翌朝，即悄然入山，披剃於虎跑寺，釋名演音，字弘一。故此碑署名已為“大慈演音”。（“大慈”為虎跑寺所在山名。）
編年體日記和一師回憶錄
晚年的薑先生，開始整理自己的編年體日記，這也就是我們所說的自編年譜。一般名人之年譜，都是後人編的，幸運的是薑先生的年譜是自編的，所以有詳有略，特別可喜。年譜所記的皆是個人之事，包括家庭和交友情況，現摘錄一二，從中可以看出他與浙江一師以及跟杭州的種種淵源關係——
1911年宣統三年 二十七歲
七月，至杭州，應浙江兩級師範學堂聘，任圖畫手工教員，月薪五十元。前任為日本教師，蓋其時國人中無此項師資，至是始由餘接授。是時，是校監督為徐定超先生，年已七十許，對於青年教師，禮貌有加。教務長為經亨頤先生，後成至交。
徐定超的禮貌，正好反襯了前任夏震武的無禮，或者說由於夏震武的被驅趕，徐定超便就對老師們格外尊重。而說跟經先生成至交，這絕對不是吹噓，這可以他代經校長出國考察一事為證，因為在1919年初，“浙江教育廳派教育考察團至國外考察，團員為全省師範學校校長十餘人，第一師範校長經亨頤未去，推餘為代表參加之。”
1912年1911年二十八歲
四月初，浙江兩級師範學校開學，仍聘餘為圖畫手工教員……是時，經子淵為校長，兼任浙江教育司司長，餘月薪加至七八十元。
是時，首克南京之浙軍總司令朱瑞為浙江都督，後改稱為督軍。杭州開始拆毀旗城及錢塘門至湧金門一段城牆，從此西湖與城市相連。
是時，餘於學術偏重西洋畫，常至西湖寫生，並努力研究各種工藝美術之技法及一般的藝術教育理論，一直鍥而不舍，不斷的自求進步，而校中同人及學生對餘多加器重。
八月，兼任浙江省立女子師範學校圖畫教員，校在楊淩芝巷，派轎子接送。同時又兼任男師範附屬小學（稱模範小學）教員……
這裏既有杭州城市改進的大事，又有自己加薪兼職的小事，尤是“派轎子接送”一句能看出薑丹書當時的地位。
在第二年的記述中，薑先生寫到自己又兼任了省立第一中學的手工教員，這樣他一共在四個學校任教，他自己說月薪共計一百三、四十元。後來經校長搞改革，規定浙一師的老師不得到他校兼課，薑先生怕也是受到影響的，但是他在對經校長的記述中，又不提個人之得失，這是難能可貴的。
薑先生是1924年離開浙江一師的，對於這一年，他是這麼寫的——
是年春，兼任上海美術專門學校教授，每隔一周，至滬授課一次。夏，辭去第一師範事，計自宣統三年以來，已在此校任教十四年，所以兼任滬事者，為避亂便利計也。夏秋間，江浙戰爭再起，牽動福建。陰曆八月二十七日，福建督軍孫傳芳率閩軍到杭，打敗浙江督軍盧香亭。
閩軍才到錢塘江頭，而西湖雷峰塔突然崩倒，人心惶惶，不可終日。
看薑丹書的這一段文字，才知道雷峰塔之倒掉與人心惶惶之關係，不過所提及的“浙江督軍盧香亭”怕是“浙江督軍盧永祥”之筆誤吧。包括他的離開浙江一師，其實跟戰亂和生計密切相關的，第二年的1925年，他還辭去了杭州女子師範和宗文中學的兼職，而專任中華書局藝術科的編輯主任職務，又兼任了上海美術專門學校教育係主任。有意思的是，到1927年時，一師舊友胡公冕任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部政治部主任，“邀餘出任縣長，婉言謝絕之。”但這一年中華書局裁人，薑先生也被裁掉了。後來當1928年西湖藝術專科學校（浙江美院、中國美院的前身）在杭州成立時又“聘餘兼課。從此我每周往來杭滬之間，三天在此校，三天在上海美專。”
薑先生不僅“自編年譜”有內容，就是他的“師友傳記”也是非常有價值，其中寫到一師友人和學生的，就有經亨頤、李叔同、夏丏尊、豐子愷等，這些文字，雖無多少華麗文采可言，但史料翔實，飽含深情又含而不露，不少細節乃第一次披露。如他寫夏丏尊的文章曾經在發表時被編輯刪去“渴飲”和“餓步”四字，以為無足輕重之冗句僻詞，薑先生便專門指出——
殊不知此句中有淚，先生之苦行及我之苦心，皆涵義於此句中。蓋先生每日退公歸必渴甚，即以酒當茶，顧抗戰初期，居常儲酒數甏，非酣不止。後縮至一瓶、半瓶，而限飲一杯。飲為止渴，今乃愈飲愈渴，而又不得不止，此吾所謂“渴飲”也。先生住今滬市淮海中路、陝西南路口之霞飛坊（今稱準海坊），距福州路、河南路口之開明書店不下五、六裏，朝吃幹飯後，飽肚走往服務，不吃中飯，熬至午後五時下班，乃空肚走回。家人知其必已餓甚，每按時刻預開膳於桌，以待其一到，便舉杯舉箸，如此者積數年，體力乃漸衰。其所以廢止午餐及徒步往來者，為遭時艱困，不得不強自刻苦也。吾無以名之，名之曰“餓步”。
本文在寫作《語文老師夏丏尊》一文中也提到過夏先生擠電車，中飯隻吃幹麵包的事情，但卻沒有薑丹書先生所寫的“渴飲”和“餓步”來得生動傳神。
隻有真正了解夏丏尊先生，才能寫出如此的細節，也真如薑先生所說，如果把這兩個細節刪除掉了，那麼文化人在那個艱難時世下的生活現狀便一筆略過了。所以我特別珍視薑老先生的自編年譜，因為當一個時代的背影漸行漸遠時，當“文化”不斷遭遇“革命”時，我們怎麼能讓真實的記憶保留下去，怎麼去讀懂大師們臉上的那些皺紋，以及深藏在皺紋中的那些大時代的印記？
更難能可貴的是，晚年的薑丹書先生還寫下了長文《浙江兩級師範學堂暨第一師範學校回憶錄》，資料翔實，脈絡清晰，尤是“人事誌略”部分，看得出老先生是下了功夫的，薑先生曾說：“我幾經離亂。出走時首先想帶的是各校曆屆同學錄。”薑先生帶著同學錄，在當時倒不是為了以後的寫回憶錄，而是為了能在離亂中“到處查找都有同學，都得到他們的親切款待。”在關於一師的回憶錄中，何年何教師上什麼課，都清清楚楚，也有關於一師軼師的，其中一則關於放春假的，錄以備閱——
辛亥革命前，學校休假每年隻有暑假、年假兩次。民國新學製，多出一個春假來。春假期為四月一日至十日。一師每年在春假期間舉行“遠足會”，近則在西湖地區，遠則在天目山、紹興、嚴州（建德）等處。這個遠足活動，非但鍛煉體格，增長鄉土知識，而且練習速寫，采集博物標本，故又稱為“修學旅行”。
所以我說，幸虧有了薑丹書。
詩人薑丹書
薑丹書不僅是藝術家、美術教育家，更是一位詩人。或許那個時代的精英分子，皆是詩書畫印的高手，李叔同如此，經亨頤如此，王祺如此。薑先生曾自名在杭州鳳起河下的住宅為丹楓紅葉樓，且他又以畫杭州西溪的柿子而最為著名，曾有畫作《紅柿圖》傳世。2007年，薑先生的幼子薑書凱經過多年的整理編輯，終於在浙江文藝出版社為其父親出版了《丹楓紅葉樓詩詞集》。為何薑先生對“紅”情有獨鍾，因為他後來的妻子的名叫朱紅君，對此薑先生有過解釋：“餘自得紅君後，戲以“丹楓”自況，而以“紅葉”況紅君。
此詩集收有薑先生二十幾歲時的作品，也有他晚年的詩作。國事家事朋友事，皆能入薑先生的詩中。如寫於1912年的《壬子國曆元旦書紅》，表達了對民國的喜悅和希望——
初行陽曆大同年，新國新民第一天。
剪辮於今為雪恥，光頭不是欲逃禪。
韃子窺關馬未休，便教留發不留頭。
九原多少無頭鬼，也喜翻身複世仇。
而《遷居》一首寫出了他定居杭州長慶街的喜悅--
鶯遷喬木喜還愁，拋得溧陽住杭州。
為有西湖娛老母，母心卻戀故村頭。
長慶街頭賃廡居，蘭因館裏自怡愉。
晨昏已享天倫樂，況有芳鄰德不孤。
薑先生的詩，多的是朋友間的贈和吟唱，反映了那個時代文人藝術家的交往圈子，不像現在人們也多交往，但那都是手機短信和段子，顯然都屬於快餐文化，是不可能留傳下去的。在懷友唱和之作中，更多的是我們熟悉的一師的同事好友等。如——畫《西溪圖》，題贈錢均夫。
西溪打槳覓詩材，詩未成吟畫已催。
蘆花萬畝柿千樹，疑是雪中送炭來。
錢均夫是兩級師範時的老師，“木瓜之役”的參加者，薑書凱說：1923年父親的丹楓紅葉樓落成後，與錢均夫先生成為隔牆而居的緊鄰，兩家來往密切，曾在院內公用牆上設一小門，以方便雙方眷屬出入。
也有懷經亨頤和李叔同的——《當其九車過白馬湖邊，懷弘一上人，並簡經頤淵。時頤翁不在長鬆山房，弘師亦不在晚晴山房，故不得訪》
綠樹青山白馬湖，多年不見老浮屠。
車中遙指蒼茫處，兩個山房閉冷廚。
也有在抗戰途中《戲贈豐生子愷五首，仿轆轤體，寄遵義》——
無家天下便為家，累得有家灶產蛙。
若說無家那有灶？未聞遊子總餐霞！
未聞遊子總餐霞，鳳髓龍肝貓狗蛇。
俱是從來珍羞品，況今人亦吃人耶！
況今人亦吃人耶，菩薩無靈恣夜叉！
聞子開葷已四載，誅夷美髯廢趺跏。
誅夷美髯廢趺跏，心樹靈根筆著入花。
信使毀家紓得難，歸來把酒話桑麻。
歸來把酒話桑麻，此日心期路未賒。
昨聽語兒溪客說，緣緣堂址滿杈椏！
有在1946年《吊夏丏尊》的——
夏君名鑄，字勉旃，號丏尊，上虞人。少留學日本，善語文學，嗜酒，一生從事教育，耿介士也。抗戰中，虜恨其不合作，非法逮審，威逼利誘，不屈，且忍噤，絕口不說日語以自重。平生好愁，及勝利，色然喜，未幾，又失望，乃憂憤成疾，口念“誰的勝利？誰的勝利？”直至氣絕而止。
一世交情淡以成，熏陶化育未寒盟。
老來讓我三杯酒，酒興方濃瓶已傾。
亦儒亦佛在家僧，小事渾渾大事矜。
伶俐倭言偏結舌，艱貞抗節幾人能？
平生好自作悲觀，天下昏昏獨醒看。
勝利帶來三日喜，嗒焉複歎到屍寒！
也有他晚年為杭州虎跑寺弘一法師紀念塔建成而作的詩——
丁酉夏，詣虎跑寺瞻禮弘一大師紀念塔，妻朱紅君、媳楊用謙隨叩。石塔六角柱體，高約二丈，基地下瘞師骨灰。近處有虎囿，豢一東北大虎，毛衣甚美
平生曾見百千僧，誰似晚晴一老人？
在俗論交惟道藝，入山苦行去至純真。
當年祝發斯靈寺，今日埋灰倘耀磷。
默想音容如對坐，虎鳴催客撒緣塵。
這裏有一個現象要注意，當學生輩放棄做學問的念頭時，老師輩則開始潛心教書、做學問、做出版，比如陳望道，包括從上虞白馬湖出來的一師的基本班底，最後還是跑到上海去辦學做出版了。
陳望道：在宣言和文法之間
一師風潮·共產黨宣言·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1921年的夏天，陳望道一定有過一次不愉快的杭州經曆，因為他曾經寫下了如此的短文，題目就叫《杭州地方色底一斑》——
坐馬車的定是官僚，坐汽車的定是西人。
講自治的有議員一等，學生一等；講他治的有官長一等，教員一等。
西湖全岸常見手淫的愛名者，壁上題名，樹上刻字；蘇小小墓與公園處常見色情狂的詩人，畫來紅男，撇去綠女。（1921/6/28民國日報副刊《覺悟》，署名：曉風）
如果從現代文學史來看，民國以來說杭州壞話的，較有名的就有魯迅、鬱達夫、徐誌摩等，當然鬱後來也是說了不少好話的，且把風雨茅廬也造在了杭州的大學路上。如果照某些精神分析學的觀點，此時的陳望道一定還沒有找到意中人，否則也是不會寫出“畫來紅男，撇去綠女”的句子的。
大家都知道，陳望道離開浙江一師後就回到了義烏老家，他去譯共產黨宣言了，後來便一直在上海做事，從上海看杭州和浙江，無論是故地重遊和舊事重提，陳望道都會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的，比如在1922年的春天，他還寫過一則《浙江底空氣》——
我昨夜才從杭州回來。我在杭州時，遇見第一師範教員袁君。袁君問我：“你覺得杭州怎樣？”我不答，他便接連地問：“杭州空氣覺得沉靜嗎？”但我終於不曾回答。
我並非不願或不回答，隻因心裏在想一件事，就是：
“文化的‘空氣’怎樣，他該知道；物理的‘空氣’怎樣，他也該知道，何須問我？”
原來，浙江現在連中學生和婦女都持著手杖，以為時髦，物理的空氣是並不沉靜的！如說文化的空氣嘛，誰有閑工夫談到這些呢？（1922/4/9《民國日報》副刊《覺悟》，署名：曉風）
20世紀20年代的文化人，一定是會言必及文化的空氣的，正如浙江一師在那次風潮中，要維護的不僅僅是校長經亨賾的位子和權威，更是為了新文化的火種。
其實就浙江一師的“四大金剛”而言，陳望道是最後一個進入經校長的視野的。夏丏尊既是同鄉又是老臣，劉大白早就在參與教育周報的工作，李次九是沈尹默推薦的，那麼陳望道的出現，最早的一筆是在1919年8月6日，出現了經先生的日記中——晴。大早，到校一轉，即至會，晤陳望道，麵允就國文教員。
是誰介紹的，從哪裏來，好像都沒有提及，這也不像經先生的風格，日記雖然很是簡練，但大凡也會說個來龍去脈，唯陳望道，好像有點橫空出世的味道。
而從浙江一師走出的“四大金剛”中，陳道望是最為政治化，後來也是官做得最“大”的：複旦校長和民盟中央副主席，但如果從他翻譯共產黨宣言以及成為黨的最早的活動家之一的資曆來看，他的仕途幾乎是可以忽略不談的，要談也隻是他對中國語言學術界的貢獻，特別是他在修辭和文法研究上的貢獻。本人在讀中文係的時候，就接觸過他的《修辭學發凡》，最近在舊書攤上又購得1978版的《文法簡論》。當時很不明白的是，一位盜取普羅米修斯之火的先行者怎麼後來就沉浸於“的、地、得”中間了呢？這位1891年生人的共產黨宣言的翻譯者和語言學家，其人生的經曆概括起來說，也正是在宣言和文法之間，而一般文人的道路也大抵如此吧。
早年的經曆，似乎與那個年代所有的名人都如出一轍，抱著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信念，1915年留學日本，學法科並物理，兼而涉足社會科學的諸多領域，包括接觸社會主義理論。1919年回國從教，然後涉足出版業，有時身兼教育和出版、寫作（翻譯）等幾個行業，如那一批名人中的夏丏尊、葉聖陶和豐子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