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句話：這時候證明自治底精神，千萬不可暴行……
實在理性，實在感人！
前麵已經說到《杭州回憶》，這是經亨頤在1937年應《越風》雜誌之約而寫的重要文章，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談及他跟浙江一師的緣份。他講到了一師風潮的來龍去脈，其中有一點很重要，他認為正是那次風潮中軍警的態度，而導致一些急進分子後來跑到了上海，死於“四·一二”事變中，經校長認為“豈不是當時官廳壓迫的措置要負其責嗎？”
在這裏經校長有一句很重要的話，以前是有的人不敢引用的，他說——老實說他們（筆者注，主要是指四大金剛）抱著思想革命的誌願是有的，可是都不願做共產黨。自有家釀，不食沽酒，這是第一師範當時堂堂皇皇的態度……
實際上經先生說得既對，也不對。說不對是因為陳望道就是參加了共產黨，且是黨的發起人之一；說對呢，因為陳後來又退了黨。
這當然是經校長站在一個教育家的態度上來看待“政治”和“急進”的，或者是他站在國民黨的立場來看宣中華、汪壽華、葉天底這一些人的革命立場的。照經校長的理解，如果官方警方能對宣中華們好一些，他們後來便也不會急進地跑到上海幹革命，因此也就不會犧牲性命了。但實際上宣中華在國共合作時期，是兼有兩種身份的人，還一度成為國民黨浙江黨部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也是經亨頤的政治盟友，因為經先生就是國民黨的元老之一。在國民黨二大會議上，經先生和沈定一和蔣介石，都是作為浙江的代表而被內定為國民黨執委的。
自有家釀，不食沽酒。這是經亨頤在回憶杭州時的一句原話。他把他的浙一師當作了家釀，但這仍是開放的姿態的，因為浙一師的新潮，正是受當時的日本等文化教育的影響。自有家釀，不食沽酒，此話可作多種理解，一種理解就是我上麵說的如果浙一師很好，我們都自治得很好，宣中華他們用得著去上海嗎？還有一種意思是講他自己的，因為他在離開一師之後不久，在去北京一年之後他便去創辦了春暉中學，這是他去完成在浙一師未競之事業，而不是為了做個虛的官。正是因為他人格的力量，才使諸多名家後來都聚集到他的旗下，那也不過是一座鄉村中學，但是在有理想的人看來，教育始終是一種理想，而不是拿多少錢或有多少的升學率，雖然這也是理想之一種。
在後人的記述中，經亨頤是一個很耿直的人，簡直有點
“毒頭”（杭紹方言，即脾氣很倔的意思）的味道，意思是一根筋走到底的人。所以他後來為官之後還想做一件大事，他認為故宮是廢宮，一定要將之全部廢掉才可，什麼皇帝坐過的椅子，什麼國寶統統清除——這是他當年向國會奏的一本，隻是沒有通過而已。
如果通過了，那又會是什麼樣的後果呢？僅憑這一細節，我覺得我們今天對經亨頤的認識還是太少太膚淺了，或者說對革命的理解還是在變偏麵了。
包括經先生在春暉中學的辦學實踐，我們今天看到的似乎多是因為朱自清、夏先生等筆下的白馬湖，實際上經先生的辦學理想，跟學校的校董之間也有矛盾，而且這個矛盾後來發展到不可調和，連夏丏尊先生這樣的老臣都不得不離開春暉了。在這裏我們要注意的是，經先生不隻是一個校長和校董，他還是一個社會活動家，所以他對春暉的具體校務並不過問太多，不像在浙一師那樣的親自兼課，再因為長期主政校務再加上他的聲望，他性格中的獨斷專行便也會越來越厲害的。春暉雖有某種程度的自由，但民營的學校還有來自經濟的壓力。另一方麵他在省會杭州畢竟有諸多的方便，而在上虞的郊區，走一步畢竟不太方便了。他後來至少也放棄了部分專任製的做法，包括他自己在內的幾個骨幹教師都去寧波的浙江省立四中兼課，1923年他又一次被省教育廳任命為省立四中的校長，要
知道上虞春暉到寧波來回至少半天吧，包括夏先生在內的老師都去寧波兼過課，為了什麼呢，還是為了生計吧。
然而經先生在寧波，最終也是為當地的保守勢力所不容，兩年之後經先生又被省廳撤職，從此之後他可以說是告別了教育界，除了在1926年短時間代理過中山大學校長一職之外，他便成了一名職業政治家了，是浙江的國民革命的元老級人物。
從今天的角度看，經亨頤是一個激進的人。在他主持下的浙一師，那真是藏龍臥虎，有為藝術的為教育的，包括也有為政治的為社會的。前麵講到四大金剛夏丏尊、陳望道、劉大白和李次九，在經校長辭職之後他們也都離開了浙一師。而新任的浙一師校長薑琦來了之後，更是高舉前任校長與時俱進的大旗，特別是在學分製這一點上，就完全是在薑校長手裏給實施了起來，或許這也應證了另一句話——外來和尚好念經，因為薑校長從暨南大學教務長的位子上過來的，而陪同前來並作撫慰的的則是蔣夢麟。
在一個天不變道也不變的語境下，經亨頤的與時俱進就是一種革命精神；在一個什麼都在變的大時代裏，經校長正是順應了潮流，最好地詮釋了什麼叫與時俱進。但是他所指的革命不是去流血犧牲，甚至不是停課去遊行，經亨頤在《杭州回憶》中強調過他的一個觀點——師範生以教育為天職，逐漸使社會思想改造，都是畢業以後應當做的事。
五.日記和詩詞中的真性情
對經亨頤的敘寫，好在有兩本書可作參考，一本是1984年版的浙江古籍社的《經亨頤日記》，一本便是1993年版的《經亨頤教育論著選》（張彬編/人民教育出版社）
論著裏有觀念觀點，且能揚揚酒酒之展開。日記中有行蹤和交往，雖是流水賬，卻是難得的史料。
日記中的經亨頤，完全是個真性情，應酬交往、日常起居，大事瑣事，無一不記，由此也可看出民國時期一位名校校長的社會交際和人脈關係。在今天，如果一個銀行行長能有記日記的習慣的話，隻要記錄每天晚上在跟誰吃飯，N年之後估計就是一份珍貴的社會史。
看經校長日記，最為多的就是他的應酬交際，而且有意思的是那個時候還專門有一個叫“善交社”的。1918年12月2日，經校長如此記道——即晚，陳柏園、周萍洄等約敘虞園，發起善交社，以聯中外友誼。所下戥三再集議，推定鮑乃德、陳柏園為臨時書記，合外國人四，商界、學界、議會各四，共十六人為基本（社）員。此舉不特對外有所關係，即在杭各界聯絡，亦自此始。
經校長也記吃飯，應酬之多令人感慨。因為飯局實在太多，便有“素食會”之創議，但似乎執行得很一般，1919年3月5日便寫道——四時，至律師公會善交社雅敘。餘提議交際改善，宴會不可繁重，缶蔬齋之旨思由善交社發起。眾讚成，即推餘計劃實行。
有飯局，便有喝酒醉酒之紀錄，甚至也有招陪酒者的記錄，如1917年3月13日在上海，前一場聚會“八時宴畢“接下去便又是一場——即晚，周湘舲邀敘於精勤坊素娥樓，為介紹劉翰怡，渠因小恙不至，甚悵然。入席已九時半，王綬珊代餘催花（局箋上有催花二字），名浣青，住北民和總弄東第三家，年可十三四歲，瀾漫風葩，灌以一樽。散歸將夜半，時微雨。
1918年11月22日的日記中也有記載——即晚，蔡穀清、金潤泉宴汪叔明，席設飲馬井巷，喚土妓侍酒，餘初遇，亦不足駭。返寓已九時。
從日記看經亨頤，還真是工作生活兩不誤。工作就不用多說了，諸多的交往應酬好多就是為了辦學，為了籌得經費，這便要跟官紳商士等打交道，其中也有給官員送禮的記載，隻不過當時送的是書畫之雅禮。有一點令人印象深刻，即經先生關於省教育會的記載甚至不亞於一師。有的時候他幾乎每天都要去教育會一轉。因為我們都知道，經亨頤是兼任浙江教育會的會長的，杭州平海路的省教育會，從籌款到房子造起來開始，可以說有著經亨頤的諸多心血的。而且最為可貴的是，省教育會的獨立精神，不依附於官府，可以向官方募捐，但決不聽從官府的指令。經亨頤指出：“教育會非官廳之佐治機關，會長非隸屬於官廳之佐治員，故官廳不能以命令行政教育會，亦不能用命令行文教育會長。”（經亨頤教育論著選/張彬編/人民教育出版社）
前麵說到經亨頤是個真性情的人，其中講到親情的兩則，頗為感人。
一則是1918年6月4日遊蘇州時——“天氣涼。餘少帶衣服，覺受寒，四肢酸軟……餘早睡，夢見亡母。遊子有恙，慈魂不離，可感也夫！”
一則是記嫁女，時為1918年11月19日——“今日為次女於歸之吉……十時開麵，午席三，晚席九，親迎而去，禮儀無缺。餘亦歡歡喜喜。惟參家廟時，侍婦例談以“小姐擾得十餘年，告辭了”一語，對我拜別，不禁黯然。”
相比於訓辭、工作和行程，經先生對親情家事的記載是簡之又簡的。如1918年12月14日——“夜半夢聞呱呱醒，悉十二小姐已落地，即起，知穩婆已至，均無恙。”如1919年2月17日——“十女阿珍今日夭，已護養不善，深自痛疚。”
得女和失女均隻是廖廖數筆。
日記中對遊玩的記錄可謂詳也，不僅是赴日本和山西考察這樣的出遠門，即使在杭州，經先生也時不時地會抽空和朋友同事去西湖一遊，印象中去得最多的當數孤山，尤是雪中的孤山——
1917年1月31日——三時，與薑敬廬（即薑丹書）約在西園會晤，買舟至孤山訪梅，尚未見天地心，而遊客已不少。
1917年2月6日——晴。今日省垣中等各校長，新年雅集於西泠印社。須各帶交換品一件……宴畢，即由印社小徑至孤山，有葉反聲在林社宴客，熟人頗多，又飲數觥。未幾，即與葉君等同歸舟，領略吳儀臣暨何某合奏琵琶，頗佳。由西泠印橋繞平湖秋月，天色湖光，暗淡欲雪。四時返寓，微放雨點。
1918年3月17日——順至孤山探梅，惜已凋落，惟猶有酸香耳。五時歸，即晚，薑敬廬、林同莊、離成九三處招宴。如此酬應，誠吾國虛耗精神與金錢之大弊也！
玩中有興致，玩中有自省，這便是經亨頤。關於孤山之記載，不下十次，這裏除了西泠印社的因素之外，可見經先生在西湖山水中是獨愛孤山的。當然關於自省的問題，即使在關於西湖山水中也有警語的，這一點倒是跟後來的魯迅、鬱達夫和徐誌摩相似。經先生在1918年7月3日的日記中寫道——吾浙人近來蕭率之氣，甚至消極而思入山者，頗有其人。西湖之勝，誤我浙人不少。中學畢業生之消磨、株守，雖有各原因，而少年老成、三思而行，實為根本之暮氣。人生有進無退，得寸則寸。時事之刺激，戒我妄猛則可；因而隱避，實自殺也。
這裏所寫的“蕭率之氣”和“消極而思入山者”是不是有所指向呢，比如說指向李叔同先生。1918年7月10日果然寫到這一點——
晴。九時赴校行終業式。反省此一學年間，校務無所起色。細察學生心理，尚無自律精神，宜稍加幹涉。示範訓諭之功，固不易見，以空洞人格之尊，轉為躐等放任之弊。漫倡佛說，流毒亦非無因。故特於訓辭表出李叔同入山之事，可敬而不可學，嗣後宜禁絕此風，以圖積極整頓。
這就是做校長的思維，跟夏丏尊、薑丹書、豐子愷筆下的李叔同出家有所不同。一句“可敬而不可學”表明了校長的觀點。
除應酬謝請客之外，庭球、拇戰、麻雀、手談等遊戲也有記載，僅1919年3月，庭球運動的記載就有4次，而且關於學校運動會及全市學生運動會也多見日記，可見經先生是非常注重體育運動且做出表率的。
當然經亨頤日記中最多的還人際交往。用今天的話來說，從中可以看出他的社會網絡關係。如果用空間網絡來考量，那幾年他活動的地方當然就是杭州（浙江一師和浙江教育會），然後偶爾去上海，偶爾回老家上虞。日記中還有他的兩次遠行，一次赴日，一次赴山西考察，兩次的遠行皆為一月左右的時間。
交往中包括跟蔡元培、胡適、蔣夢麟，也包括跟杜威、費佩德等洋人，當然更多的還是本省本市的教育界、工商界和政府官員等人士。其中對於五四運動在杭州的記錄，也是非常珍貴的第一手資料，這跟後人寫回憶錄，重新擺正觀點是完全不一樣的。1919年5月28日日記載——晴。自八時至下午三時，在校。省長、督軍有連署特別通告，措辭外和而內厲，因集全體學生，施臨時訓話：愛國與禍國不可分，適可而止，留以有待。
這就是經亨頤校長，像一隻老母雞護著一群小雞，護著他的浙江一師，包括後來護著他的春暉中學，護著他的寧波的浙江四中。但是很多時候，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教育救國和人格教育的理想總是得不到實現，特別是1927年後，政局迷離、世事紛繁，經亨頤便醉心於書畫，於1937年出版了自選的《頤淵詩集》。於右任先生在序中說——餘嚐謂頤淵先生矯然如岩不鬆柏，行者、過者皆仰其高，承其蔭，而吧為不可企及。此其人非僅以文章學問照耀一世而已已。顧先生默默無所馳騖，鉻自負其藝事曰：吾治印第一，畫第二，書與詩又其次也。餘誦先生詩，超逸衝淡，佳者上宗陶、孟，下亦出入倪雲林、吳野人之間。大音希聲……
江山要靠文人捧，同時文人也要相互捧，於老先生雖有溢美之辭，但以經先生之功力，其詩文是值得一品的。其詩多以梅菊竹蘭“四君子”為題，還有就是水仙、鬆樹、也像是題畫之詩。除此之外，以誦春暉為題的較多，也有誦杭州的詩，如1934年的《元旦過杭，登初陽台，遊黃龍洞》——
八年闊別舊錢塘，元吉登臨識野莊。（餘居杭時未聞有黃龍洞）
湖老感憂水欲涸，天寒願諒梅無香。
台征白日時猶早，洞曰黃龍夢不長。
惟覺兩堤幽意少，如飛車影去來忙。
又如《中秋遊杭·西湖月，滿覺隴桂，八堡潮》——
中秋何處度？特地到錢塘。
下榻西泠店，呼朋樓外觴。
扁舟迎舊客，潭印雜燈光。
聯想天宮樹，因遊石屋鄉。
隴而名滿覺，墓亦有遺香。
八堡潮尤大，三郎廟已荒。
卷來長浪白，潑及細泥黃。
歸去龍華道，悠悠月露涼。
詩集中以應酬題贈之作居多，表現了那個時候經先生的心境。畢竟經先生還是文人，詩書畫俱絕，所以步入老境（那個時代的標準）後，還有所消遣和寄托。一首《六十述懷》，是以詩述生平，當作此文的小結——
我生於丁醜，周甲老乃牛。嬉戲少而壯，曆曆憶從頭。
除夜依《花鏡》，紅幃嫁石榴。毆龍西陡亹，守蟹仲經溝。
“山水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唐詩初假讀，小楹得親褒。
弱冠承先命，弟商我庠序。趨庭至樂事，金石盡付與。
學刻芸課餘，師嘲何處鼠。十八甲午役，感懷固吾圉。
孟冬初授室，歲闌痛失怙。從此度飄零，寄身黃歇浦。
大伯叟也聾，電政為創業。隨在侍筆談，交往皆時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