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人生，哪知自治？自然淘汰誤至斯。
禽獸草木無理性，山川風月無意誌。
教育為何治何為？理性意誌各自治。
注意，後來大名鼎鼎的曹聚仁就做過一師的學生自治會的主席，不過那基本已是在風潮之後了。
學生自治的內容主要表現為幾個方麵，一是禁煙有成效了，學生管學生，比老師管學生有用得多；第二是學校膳食管理也較以前更為民主和進步了，因為師範生都是吃公家食堂的，即都是集體用餐的，食堂燒什麼人們就吃什麼，全是大鍋菜，學生對學校的不滿，很大程度上就是對食堂的不滿，因為學生自治，學生參與到了膳食管理，既知道了市場的物價，也知道了這一日三餐的難處，於是人們的心態要平和多了。這裏麵甚至包括膳食費都要交到學生自治會那裏的，因為後來膳食費隻能免一半了。第三便是請假製度，學生自治會規定每日的下午5點到7點可以請假出校，經校長後來自己也說，新規定之後他發現跑出去的學生反而少了，而且學生管學生反而管得更嚴，本來周三下午是放假，在本城的學生如果回家是可以不必當晚回來的，但是自治會卻規定必須當晚就得回來，這讓經校長覺得反而更嚴了。
實際上經校長的這兩招，教師專任製對教師是嚴，是讓教師有忠誠感；學生自治對學生也是嚴，《杭州回憶》中他就講到這一點——我平時對學生，並無何種特別手段，而且決不主寬，是極主嚴的。所謂主嚴，不但對學生，自己辦事上首先主嚴。經亨頤之主嚴主要是講入學考試，每個學生都經過他的手招進來的，報名人數和學額差不多要一與二十之比，無論何人送來的條子一概不理。而在經校長主嚴的背麵，我們卻看到了他對學生的仁慈和寬容，甚至到了有點無奈的地步。1919年1月4日他在日記中講到對違紀學生處理的態度——四時，開校務研究會。餘表示嗣後管理學生勿以除名為結局，凡以此事相請者，概不遵辦，革去執法校長之心理。……學校以外不良之青年，尚有教養之必要，以學生而放於社會，或斥至他校，恕之謂何？教育本務之謂何？
經亨頤在這裏提到了對學生的除名是違背“勤、慎、誠、恕”校訓中“恕”之原則的。其實經校長的這種思想在他的日記中處處可見，如1918年12月21日的日記——賡三聞學生背後之謗，要求積極辦法。餘以為不必計較，對學生無曲直勝負之可言，仍宜以訓諭開導，勿效從前濫用權威，大背教育之本義。而其他職員亦有悻悻者。餘故以“人師之患”使若輩反省。惟丏尊與子韶較明事理。今日言教育，難矣哉！
1918年12月27日，經亨頤在日記中又寫道——曹顯曾、徐文虎不得已照章除名，季錫澍嫌疑，暫令停學。師學校不幸，管教無方，反躬自愧，應如何研究以圖完善，先深思原因以誌吾過，教育洵不易言也。
由此看出經先生之反省精神。
經亨頤的第三條改革措施就是改革國文教學，廢文言而教白話，這也是非常革命的事情，也是遭封建遺老們攻擊頗多的“罪行”之一，因為教師專治和學生自治，說到底還是你們學校的內政，而老師教什麼，學生學什麼，這可是大問題了。經校長提倡教白話文，但當時連白話教材都沒有的。1919年的10月，經校長規定一師和國文科的教授，一律改用白話文，同時也采用注音字母。經校長聘請新派教師陳望道、劉大白、李次九到浙一師任教，他們和夏丏尊一起進行新教材的編寫，選了大量的流行的時文，這四位教師後來即被稱為浙一師的四大金剛。金剛有了，那麼經校長是什麼，大家就一清二楚了。而在1919年的秋季開學之時，學校裏既來了一些新派教師，同時也走了幾個老派的教師，像單不庵和陳子韶就都走了。單先生是講宋明理學的，原來施存統和俞秀鬆也都是他的學生，包括曹聚仁最為敬佩的恐怕也是單大師，他後來在文瀾閣（浙江圖書館）的工作，就是單師給介紹的。陳子韶也是南社的成員，學養頗深的。
查經亨頤日記可以得知，四大金剛中除了夏丏尊是老資格的一師教師之外，其他三位在一師的任職時間，充其量隻有一個學期到一年，但僅一個學期，就讓一師的國文教學出現了新的氣象。
三人中的劉大白，可能是經亨頤最早認識的，1918年3月24的日記中就有這麼一句：初晤劉大白。
到了1919年，劉大白的名字在經先生日記中出現的頻率便漸漸多了起來，包括他咯血生病的記錄，包括7月8日所記——訪大白，允就本校國文教員。
此前劉大白隻是做青年團和教育潮的編輯，這一點在1919年4月28日的日記中提到的——與大白、仲九商洽《教育潮》編輯事。
1919年4月30日——浙江省垣青年團內部組織已就緒……大白為編輯兼文牘。
這一天的日記中寫道了經亨頤的信心滿懷——北京大學之暗潮次及吾浙，亦本校之光也……下學年國文教授有革新之望，須及早物色相當者任之。餘囑意沈仲九或張瞻，未知能否如願也。
大約是後來不能如願，便有劉大白、陳望道和李次九的介入。所以當7月8日大白答應後，便有7月16日在上海“訪沈尹墨，介紹李次九為本校國文教員”，也便有19日“訪大白，詢李次九品學”的記錄，到了8月6日又有“晤陳望道，麵允就本校國文教員。”
短短一個月時間，經亨頤就搞定了三位國文教員，再加上得力幹將夏丏尊，白話教學、國文改革的師資框架已經搭起來了。而經亨頤本人也頗為興奮地在8月13日的日記中寫道——初試白話文，付《青年周刊》。
他自己都身體力行了。
經亨頤的第四條改革措施就是試行學科製，這就是在今天的大學中已經普遍實施的學分製。經先生認為，一個學生一門考不及格就要留級，然後他什麼功課都得從頭學一遍，非常無趣，所以想推行學分製，但後來因為發生了風潮，這學科製並沒有能很好的實施下去。倒是後來薑琦繼任之後，又將之落實了下去。
四項改革中，後來能被官府當作把柄的，主要也就是白話文的改革。其實這種改革本身就是體現一個與時俱進思想的，因為我們看到不久之後，白話文已經完全替代了文言為主體的國文教材，而與之相映成趣的是，經先生那個階段的日記和講話訓辭，其實還是半文不白的形式，不像我們看到的他寫於1937年的《回憶杭州》的文章，才基本是白話文了。經先生自然是古文功底甚厚的人，包括他給浙一師定下的“勤、慎、誠、恕”的四字校訓皆是從論語和中庸的著作中來的，而且他還將之發揮和弘揚。
在經先生的諸多改革中，今天看來其實也有不那麼與時俱進的動作的，包括他要將師範五年製改為四年製，其中壓掉的一年，就是要大大壓縮外語課，因為他覺得師範主要是培養小學老師的，光靠這一年半載的外語是不能出去教學生的，所以還不如給壓縮掉，這在當時是出於實用的考慮。
當然，四項改革隻是一個公認的說法，而照經曆者曹聚仁的意思，還有一條更為重要的，後人都不太願意提及的，即“考試製度的廢除”，這是和“學科製的試行”連在一起的。曹在《非孝的故事》一文中說“第一師範的校風，本來是非常嚴肅的，學生除了埋頭讀書以外，什麼都不許動。那時，舍監和級任先生還有一種武器來製我們的死命，那武器就是操行；隨你學業成績怎樣好，保要操行不及格，你還得低頭爬一年，因此誰也不敢動……”而在一師這樣一個劇變的風氣裏，不僅學生在變，如以前崇拜單大師的施存統和俞秀鬆變得激進和革命了，連老師也在變化，如“極端嚴厲的體操教員胡公冕先生，這時翻然改變，成為社會運動的急先鋒……”（曹聚仁語）
廢除考試。或者說叫考試製度的改革，這肯定是諸多改革措施中的應有之義。這可以以一師風潮中的湖畔詩人們為代表，汪靜之等能那麼傾心於詩歌創作，這一定是功課壓力小，包括考試壓力小有關的，但廢除考試一說又過於敏感，所以在關於一師的相關回憶中，很少有人提及，這是需要特別指出的。
經亨頤的教育理想遠遠不止這些，包括他要創辦浙江大學的計劃，就是因為當時的議員不答應而一再擱置的，作為浙江教育會的會長，他對全省教育的貢獻，顯然不是一篇文章所能羅列清楚的。
四.人格教育和與時俱進
四項改革，其實是有一個核心的，這個核心就是經亨頤先生強調的人格教育，這就是跟與時俱進精神相符相成的。經先生在1915年是如此定義人格教育的：“人格教育以狹義言之，即德育、知育”。德育，我們今天都知道是怎麼回事，而在人格教育中還包含了知育，即我們今天所講的智育，這種觀點還是很先進的。因為教育還有其他方麵的“育”，我們往往容易把並列共存的東西給人為地對立起來，比如說重德育了，好像就輕智育了，講素質教育了，似乎是可以輕應試教育了。不過當下的情況往往是掛羊頭賣狗肉，以為師生隻為應試教育累死累活，現在素質教育一來，那就累得完全趴下了，由此我們要問，這樣的素質和應試真的是我們這個民族所需要的嗎？
經亨頤先生在《全國師範校長會議答複教育部谘詢第一案》中指出——人格不僅在一已，生活不僅言日用。多數之人格，即所以構成社會生活，廣義之生活，即所以陶冶國民人格。是故，人格存在於社會生活之中，生活包含於國民人格之內。此人格、生活之不可陷於狹義，亦人格教育、生活教育之所以不可偏倚也。吾國民有自私自利、浮偽虛榮之通病，人格之日益墮落，生活之日益困難，無可諱言。審此原因得二要領：
（甲）以人格教育維持生活，其主要之點
一，公共心
二，一，責任心
（乙）（甲）以生活維持人格，其主要之點
一、勤勞
二、一、儉樸
我之所以要抄錄這一段文字，是可以看出經先生的人格教育思想的端倪。此文是教育部谘詢第一件“國民人格教育與生活教育最為重要，師範教育即所以陶鑄國民，宜以此二者為中心，不得有所偏倚，欲實達此旨，應行若何方法？”的答複，當時由經先生起草而在全國師範校長會議上通過的。經先生在答複文中謹擬了四條辦法：
一是以“誠“字為全國師範學校校訓之中心。
二是考查學生成績宜注意操行考查，操行成績宜注意自動能力。
三是慎選師範校長。
四是教員宜專任。
由此看出，早在1915年，經先生就提出了教員專任的想法，而且將之與人格教育聯係起來。因此這樣的人格教育就不是空洞的說教，而是落到實處的行動。同時由經校長起草這一份文件，也可看出經先生在中國教育界的的地位和影響。當然也有人把經先生提出的人格教育跟黃炎培先生提出的職業教育對立起來考量，經先生對此也專門作過論述，他以為這不是對立，他強調人格教育是基礎，是教育之本。
另外要注意的是，人格教育的理論其實也是舶來品，中國的近期教育，有舶日本的，也有舶歐洲如德國的，當然也有舶杜威等美國的，而人格教育則是興起於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一種教育理論，“主張以教師或教育者的人格為教育的主要手段，達到養成學生人格的目的，並強調培養學生人格應是教育過程的中心。”（見董鬱奎的《經亨頤傳》）這便對教師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也就今天所講的不僅要教書而且還要育人，而且是以通過教書來達到育人之目的。
照教育家張彬的觀點，人格教育的提出完全是針對當時的社會現實的。張教授說——人格教育是當時德國教育界流行的一種思潮，此說注重人的精神生活與理性活動，力圖矯正由物質文明而引起的現代教育之流弊，主張教育以養成人格為目的，教授當注意感情陶冶和意誌培養，訓練則以兒童為中心。（經亨頤教育論著選/張彬編/人民教育出版社）
經亨頤校長的四大改革措施，現在看來似乎稀鬆平常，然而在當年的浙江教育界可謂是驚天地泣鬼神了，但即使是這樣，如果沒有發生《非孝》事件，或者說不是以《非孝》事件作為導火索的話，經亨頤可能還穩穩地坐著校長的位子的，官府拿他也是沒什麼辦法的，因為第一他本來就是官府任命的，第二他有極高的威望，不隻是一校之長，而是社會名流，你要敢動一個社會名流，那就得考慮社會影響。
當然，《非孝》的橫空出世，完全有賴於整個一師的那種開放自由的思想氛圍，這應該也是自有家釀的一種，雖然已經超出了經校長的底線，因為經校長是不會讓施存統去寫此種文章，也不會讓學生們去毆打那些要求加薪的省議員們，但是五四之後的社會是必然是要發生那些事件的。這也正如喝了經先生的家釀之後，酒性是慢慢在體內發作的，甚至是不知不覺發作的，這一點估計連經校長也是始料未及的。而且學生們又是不滿足那麼一點自釀，他們必然又是要去沽酒的。
比如說當時施存統、徐白民他們已經在搞書報販賣報了，這是《新青年》等得以流進學校的主要途徑，這等於說在今天，寬帶網線已經鋪進了學校。
“須有秩序，不必拘以步伐”這是經亨頤先生的想法和做法，既要改革，但改革得有一個章法，然而風潮一來，章法便亂，師生是千方百計地挽留經亨頤，甚至有“留經不達目的，一致犧牲”的說法，但是經先生就是不為所動，毅然渡江而走，四大金剛也都離開了。如果從官府的意誌上來看，這是令他們滿意的一點，因為他們針對的其實就是這幾個人，再加上要求開除施存統，而施存統自己其實也不等開除就跑到北京去了。但也正因為幾個出頭之人的離去，浙江一師才得以保存。
不過有一點可能大家都忽視了，都說經校長很愛學生，怎麼學生為了保經校長而受苦，你竟然不管不顧逍遙校外？其實不是的，經校長在18年之後的1937年的《杭州回憶》中講得很清楚——“後來風潮愈鬧愈大，如何收拾，我又以省教育會會長的資格，返杭調停而歇！”所以調停者不僅僅是一個蔡穀卿。
可以這麼說吧，就是因為浙江一師的自有家釀，才導致了風潮的爆發，而這又是跟五四運動、跟全國風起雲湧的時代大潮完全一致的。隻不過在杭州，就如同每年八月十八的錢江潮水一樣，它因為一受天文影響，二受錢塘江喇叭口這一地理的影響，所以這是必然要爆發的。
一師風潮既可以說兩敗俱傷，也可以說是兩全其美。
關於那一個時期的情況，我們今天能看到的日記中也獨缺了那一段。從經先生的習慣看，不可能不記日記的，可能是日記遺失了，如果不遺失而又能披露出來，或許我們才真正了解風暴中心的那個人的內心世界。或許今天我們所說的關於一師風潮的種種，僅是一家之言吧。風潮之後，家釀不夠了，人們便紛紛出去沽酒了。
還有一點需要強調，那是來自於曹聚仁的回憶，題目就叫《我們的校長》，他說他手頭保留著一封經校長寫給他們的回信，因為當時的曹已經做上了自治會的主席，留經之信便是他寫的，於是便有了經校長的親筆回信，信的一開始稱呼就極有意思，是稱學生為“諸弟”的，然後經校長說——
唉，官立的學校，委任的校長，我們浙江周圍這樣的空氣。大膽來做革命新事業，這是我的錯！你們太心急，“言行一致”；一名話，件件事兒要實現。雖是幾個人底表示，都不免惹起一般社會筆你們家族恐慌。寒假以前，也曾經和你們說過；要講文化運動，教育者底態度，和他們記者的態度是有分別的；不可全憑主觀，也要顧到客觀……到如今，我不得不含著眼淚忍著心腸勸你們幾句話；無論要做什麼事，切不可拘執一種方法；對象和環境變到怎樣，就應該隨時酌量，我哪裏舍得了你們！不過我們所講底人格，和官廳所講底麵子，彼此都是寶貴的，所以我的複職，現在無從說起……要認定我們所爭底目的，是文化問題，不是人的問題。現在官廳究竟怎樣辦法，雖不可推測，據我想來：一，如官廳沒有維持文化底誠意，決不肯收回成命，要想複職，人格何在！二，如官廳有維持文化底誠意，一定要有相當的校長來繼續進行，何必拘著我來複職，使官在麵子為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