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細節，不知大家有沒有注意到，信中兩次說到“事體”，即我們今天所說的“事情”。“事體”是口語，且是紹興一帶的口音，由此可以判斷，這是一位紹興籍的同學執筆的。
這樣的信即使在今天看起來也是很為得體的，而且極其敏感，至於文中提及的杭州的學生聯合會，前麵也提到過，在五四運動來的時候，也不是沒有任何表示，他們也組織了學生的遊行，不過那主要是抵製日貨，跟引領新文化、新思潮是無關的，引領者乃《浙江新潮》也，同時還有省教育會主辦的《教育周報》，此報跟經亨頤先生以及沈仲九有關，從現在看到的諸多文獻資料來看，沈仲九是是辦刊高手，各路人馬都要請他的。
《浙江新潮》已經讓某些人如鯁在喉了，偏偏又刊出一篇施存統的《非孝》，這剛好是一個把柄。我們現在可以這麼說，如果沒有《非孝》，也許《浙江新潮》還可以平穩地發展，但是真所謂今天不出《非孝》，明天也一定會出；今天不出《非孝》，也一定會出“非仁”、“非慈”，因為施存統們已經接受《新青年》的思想，已經在考慮人生之鵠的大問題了，而非畢業之後去哪裏任教的問題，這從大的方麵當然也有悖於經校長及浙江一師的培養目標和目的，所以種豆不一定得豆的。不要說施存統俞秀鬆他們沒有等到畢業，就是即使如宣中華等畢業做了小學老師之後，仍然沒有安心於三尺講台——這都是經校長所沒有想到的。關於施存統和《非孝》，本書中已有專文述之，在此不再展開了。但很顯然的，《非孝》一文即是導火索，是《浙江新潮》停刊的導火索，更是一師風潮的導火索。
實際上更為重要的是，不是說杭州有這麼十幾個、二十幾個學生在結社辦雜誌，也不是說杭州有沈定一等人及四大金剛的支持，在《浙江新潮》的後麵，站著一批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大將和急先鋒，這是時代使然，風氣使然。
比如在得知雜誌被停刊之後，陳獨秀就在第七卷第二號《新青年》上寫了一篇題名為《〈浙江新潮〉—〈少年〉的隨感錄》。《少年》是由北京高等師範附屬中學少年學會出版的一種刊物。陳獨秀說：“非孝和攻擊杭州四個報——之江日報、全浙公報、浙江民報和杭州學生聯合會周刊——那兩篇文章，天真爛漫，十分可愛，斷斷不是鄉願派的紳士說得出來的。”他還說“我禱告這班可愛可敬的小兄弟，就是報社封了，也要從別的方麵發揚《少年》、《浙江新潮》的精神，永續和窮困及黑暗奮鬥，萬萬不可中途挫折。”
當然，也不是所有的名人都跟陳獨秀一般，也有的用比較折中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意見，這也是屁股指揮腦袋的緣故。比如像蔡元培的態度，當時就遭到了戴季陶的詬病。
戴季陶在1920年2月29日的《星期評論》第39號上發表了《蔡先生的委曲求全的是非》一文，說的是蔡先生對白話文教材改革的態度，因為當時的浙江省齊耀珊省長把經亨頤的狀告到蔡先生那裏，讓他評評理，那種教材到底對不對，蔡先生隻好對齊省長說：“這種教材，選得不成係統。不過備學生底參考，也未始不可的。”然後蔡先生又對經校長寫信說：“這種文章，都從現在雜誌上選出來，是學生所見的，何以編入教本？”
於是各打五十大板，其意圖是委曲求全。
但是戴季陶說得很幹脆——這種委曲求全的態度，是不是以求真理為目的的學者所應該堅持的呢？這種沒力氣的態度，是不是文化運動的先驅者所應該持的呢？……所以我們大家要覺悟了！“委曲求全是一種頂不好的、頂不合理的、頂害事的東西，要作文化運動，我們先就要革除這委曲求全的惡習慣！
從戴文看，那是一個沒有偶像的時代。
不過也很可惜，《非孝》事件的主角，《非孝》一文今天已經看不見全貌了，我們後來看到因《非孝》而引發的滿天的煙火，但是卻不能一窺全文，這多少是個遺憾，而包括施存統在內的諸多當事者和參與者，也都以為此文是寫得幼稚的，但要表達的感情卻是真摯的，然而因為白紙黑字，再怎樣的聲辯都已經無濟於事了，所以我們便可以看到帽子和棍子就從杭州飛到北京去了，這也是有史料為證的。
先是浙江督軍盧永祥、省長齊耀珊打電報給大總統和國務院以及內務部和教育部，電稱——近來杭州發現一種周刊報紙，初名《雙十》，改名《浙江新潮》，通訊處為第一師範黃宗正。大致主張社會改造、家庭革命，以勞動為神聖，以忠孝為罪惡。其貽害秩序，破壞風俗，明目張膽，毫無忌憚……以後如續有類似書報，凡違背出版法者，均當隨時嚴重取締。
兩位省領導，本著負責以及推卸責任的做法，把根源拋了出來——惟查繆論流傳。本並未始於浙省，以全國推仰之北京大學，尚有《新潮》雜誌專肆鼓簧：此外如《新社會》、《解放與改造》、《少年中國》等以及上海《時事新報》，無不以改造新社會、推翻舊道德為標幟，掇拾外人過激言論，迎合少年浮動心理，將使一旦信從，終身迷惘……此電發於1919年的11月27日，當時的國務院則在12月2日（可見辦事之效率！）統電全國，不過電文中還是提到了“出版法”三字，這說明當時的政府還是在學法講法的，至少腦子裏還有這根筋——此種書報，宗旨背謬，是這人心世道之憂，浙省既有發端，各省徜無流衍，應即隨時嚴密查察。如果與出版法相違，立予禁止刷印郵寄，毋俾茲蔓，以遏亂萌。是為至要！
而我們再看浙江省議員黃尚傅等六十五位議員給大總統的電文，則屬於火上澆油了，此電發於12月7日，且公開點了經校長的名——
北京大總統、國務院、教育部公鑒：
浙江省教育會長兼第一師範校長經亨頤，提倡非孝、廢孔、公妻、共產主義；於校內發行《浙江新潮》、《校友會十日刊》等報，貽害青年，滅倫傷化，雖經省警廳禁不住止停刊，省長飭教育廳查辦，仍然秘發行，希圖煽惑。應請迅賜嚴令法辦，與民共棄，以杜邪說，而正人心。
注意到了吧，省議員竟然連出版法也不提了。此前省議員因為有議員加薪案而遭學生毆打，這已經不是什麼秘密的事情了。學生打人，包括打省議員，這當然也是有悖於文明修養的，但是省議員們的此種電文，可以看出當時的既得利益集團是如何痛恨經校長的浙江一師，這是一師風潮發生的更為深遠的原因。
關於省議員們的加薪案，這隻是一師風潮爆發前的一個小插曲，對此傅彬然的回憶錄寫得很清楚——1919年將要放暑假的時候，浙江省議員舉行常會，議員們自己提出增加議員薪給案，否決了創辦浙江大學案，引起了公民團毆打議員的事件。一師同學參加的不少，我也去了。群眾氣勢洶洶（原文如此），會場裏外什物桌椅多被打翻，議員挨打的可並不多，但是議員的“尊嚴”確受了應有的損傷。省議會的議員因此遷怒經子淵……自公民團毆打省議員後，杭州舊勢力對經子淵仇恨加深，加以暑假後一師進行各項教育改革，更引起教育界的嫉視；於是各中等學校間，成立了所謂校長團的組織，專門進行反對經子淵的活動。沈仲九對我們說過當時經氏有引退之意，經沈勸阻。知道這件事後，我和施存統曾致函北京的蔣夢麟、羅家倫等，請他們寫信給經子淵表示支持。
傅彬然的文字應該是寫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文中有這樣的說法，代表了那個時代的人的口徑——擔任“調人的蔣夢麟，新任校長薑琦（伯韓），就在當時也不能算進步人物，不久都走向反動陣營了。”
要知道當時省議會的議員們，就是我們的官員階層中的一個部分。省議員們的加薪案，表麵上看是他們議員自己的事情，實際上又跟經亨頤有關。本來這部分國家的錢，經先生他們是想在杭州辦大學的，因為當時浙江還沒有象樣的大學，所以他們提了辦大學的議案，然而在議員那裏，大學案反遭否決，議員們自己卻搞起了加薪案。筆者對當時的議會製度不甚了解，但從資料來看，當時議會開會已經設旁聽席了，也等於說有觀察團這種角色了。會議期間旁聽席上的學生義憤填膺，有的甚至動了手腳。而動手者中就有浙江一師的學生，這一點經校長也不避諱，他在1919年5月22日的日記中如此寫道——
……忽聞本校學生全體出校，已在議會有所舉動。即至商會，始悉因傍（旁）聽不平。工商各界均有多人，勢不可遏，幸張暄初出為調人，始散，而議員已被毆辱。餘即與工沒界各要人，至商會開會，籌善後方法，均擬積極應付。
經先生在第二天的日記中又寫道——本擬同謁省長，繼思可不必……學生聯合會之勇氣，擬導入軌道。餘意學生示威運動究為有限之效力，非達到市民與一般社會接（結）合不可……從這些日記的內容看，至少透露出兩個信息，一是五四之後的杭州並非鐵板一塊，當然後來遊行示威的內容多為抵製日貨等，但也有“毆辱”省議員等行為，這跟北京學生的火燒趙家樓有異曲同工之妙，北京的搞大是不是跟沒有調停人有關呢？第二個信息是經校長對此類學生運動還是保持著自己的看法，用後來流行的話來說，即學生運動還是要與工農大眾結合在一起才好。
如果經先生更為謹慎一些，身段再放低一些，真的去拜謁省長大人，當麵說明情況，後麵的日子會不會好過一些呢？但經先生好像又不是這樣的脾氣。
而反倒是蔣夢麟大為杭州學生的行動叫好，他在致胡適的信中有一段很生動的描述，蔣說——浙江省議會要錢不要臉，杭州學生（第一師範，第一中學）把那班無恥的議員痛打了一番。捉住一個議員，便向他要名片，如若要加費的人，就一麵拉住他的耳朵，一麵打他的麵皮，問道：“你要不要加費了？”……他口口聲聲道：“不要了”……
（《胡適來往書信選》）
這個特寫鏡頭中包含了一切喜劇要素，有對話，有動作，還有神態，廖廖數筆，議員之窘態躍然紙上栩栩如生。
回到浙江督軍盧永祥、省長齊耀珊這兩位浙江省領導提到的上海《時事新報》，該報後來有沒有遭禁不得而知，民國時期的上海，是個相當開放的地方，因為上海本來就是新開埠開出來的一個城市。而浙江杭州之風氣，後來我們從魯迅先生等文字中也是能略見一斑的，當時我們不解，為什麼浙江的管製會那麼嚴呢？
實際上包括《時事新報》在內的《申報》、《晨報》、《民國日報》、《新聞報》《公言報》以及紹興的《越鐸日報》後來都對“非孝”事件及一師風潮發表了大量的報道和評論，那麼又有誰能下一個禁令不準報道一師事件，或發一紙密電統一宣傳口徑，或一紙禁令查封這些報紙呢？像《時事新報》隻不過發了十二篇文章，而影響力更大的《申報》，據筆者統計就一師風潮的前前後後一共發了三十二篇文章，《民國日報》則更有四十幾篇之多，用今天的說法就是跟蹤報道了，全國的報刊發表關於一師風潮的報道和評論要近百篇——這可見民國的辦報自由，因為我們顯然找不到這樣一則電文，讓這些報紙不要報道“一師風潮”。
而看省行政長官和國務院之間的這兩則電文，我感興趣的是他們都提到了一個依據，即——出版法，即中華民國初年已有出版法，雖然還沒有找到這些具體的法律文本，但在今天看來畢竟是頗為欣慰和辛酸之事。欣慰者，總有法律依據也；辛酸者，今日仍無出版法也。
因《浙江新潮》而引起的風波，社會把矛頭都對準了經亨頤校長，誰讓他是當時浙江教育界的第一塊牌子呢，且提倡《非孝》的一師學生施存統，新潮社的骨幹分子也出在一師，所以教育廳便派官員來督查此事了，於是我們便能看到經先生的一篇《對教育廳查辦員的談話》，這等於是向上麵表一個態度的——《浙江新潮》雖不是本校的印刷物品，黃宗正卻是本校的學生，我做校長的不能不負責任。所以我曾經叫黃宗正來問過，據說《浙江新潮》是《雙十》改稱的，社員共有二十八人，本校卻有十四人。通訊處從前並不在本校，發起也並不是本校。“通訊”是一個幹事的意思，也不是主持，發起也並不是本校。我從山西回來，曾看見這張報紙，封麵寫著第一師範的字樣，也覺得有些不便。第一次專任職員會議的時候也提議到的。以為新潮、新潮，大概是研究研究新學說，況且不要學校負責，認為學生個人的通訊，所以不加幹涉了。後來看見有篇《非孝》的文章，各教員曾訓試過好幾次，現在已經覺悟，他們的社員也已經解散，不再出版了。
經校長的態度很明確，也多少有點避重就輕的意思，不過這也是大實話，一是愛學生，二是觀念很開放，可是省教育廳並不這樣認為，這是最為根本的區別。本來從《雙十》到《浙江新潮》，從一個學校到幾個學校的社團，剛剛要有點起色了，也剛要輪到施存統施展手腳了，第三期《浙江新潮》剛要印刊物卻被查封了，於是他們隻好轉移至上海。而這一邊經亨頤更是受到了壓力，說你得開除施存統啊！經先生是個“騰頭”脾氣，你要我開除，我偏不開除，而且理由很充分——你都把這樣的學生推向社會，這不就是學校的無能和失責嗎？經校長的原話是——斥退學生是教育的自殺！
教育其實是經常在搞自殺的，無論過去還是現在，也無論顯性還是隱性。
《非孝》是一個導火線，而且線頭已經裸露在外麵了，施存統的聰明之處，在於學校沒有開除他之前，他就先撒腿走人了，他可能覺得呆在浙一師已經沒有多少意思了，也不能再讓經先生為難了，於是他便和俞秀鬆、傅彬然等北上參加了工讀互助團，所以當一師風潮處在風口浪尖上的時候，他並沒有在現場，然而這一場風潮是因他而起，大約是不會錯的。
施存統前腳一走，經亨頤的位子也已經不穩了。施對於經，可能心中仍有一點點怨氣的，因為你也頂不住上麵的壓力啊；而經對於施，則多少也有點頗不以為然的，年輕人嘛衝動而已，文章寫得也沒有多少學理。要講起衝動，連蔡元培這樣的都造過炸彈，現在的學生寫點文章算得了什麼呢？事實上不少的過來人都是這麼看施存統的，都說他文章一般，是那種血氣方剛型的。這也是那個時代的特點吧。但這個時候的經校長，大約處於腹背受敵，他的頂頭上司已經覺得管不住他了，“社會賢達”覺得他欺人太甚了，而其他的牛鬼蛇神呢，則躲在暗處煽風點火，誰讓經校長樹大招風的呢？這一點後來作為調停人的蔣夢麟看得是很清楚的，他在寫給胡適的信中曾經這樣說——後到杭調查一師學潮真相，知這回的事情實在起於內部“牛鬼蛇神”的一般教員。齊照岩（作者注：齊照岩即齊耀珊）罵經子淵是是過激黨的話，也是起源於內部的。這回的留經，好像西南的護法，是一個假麵具，現在把西洋鏡拆穿了，隻有學生是真要留經，“牛鬼蛇神”隻要飯碗罷了。（《胡適來往書信選》）
牛鬼蛇神是哪些人，蔣先生沒有點名，因為很顯然，除了四大金剛等一些跟經校長走得很近的人，一個學校裏，包括教育界，就算是沒有利益衝突，那麼人之常情的嫉妒心，也會對經校長不利的，所以非孝事件之後的留經運動，這才是風潮的最根本，而蔣先生對此看得很清楚，隻有學生是真要留經，這也就是學生運動可愛的一麵，哪怕是被人利用，他們的振臂高呼他們的慷慨激昂也還是真的吧，當然，教師要飯碗也是天經地義的，為飯碗而戰鬥也無可非議。
所以比較準確地說，一師風潮正式開始的日子，應該從1920年2月9日算起，這就是省教育廳長夏敬觀給經先生寫第一封寫的日子，一直到兩個月之後，蔣夢麟把薑琦帶到浙江一師任新校長，風潮才算基本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