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2日的《學生界現狀》——杭州學生聯合會日經官廳壓迫，提前放假後，二千餘學生不得不各回鄉裏，但學生代表心猶未死，推舉數人赴滬組織分事務所，於牯嶺路斯盛裏九行杭州學生聯合會會報。其在杭之機關暫設在法院街。聞已受警察幹涉一次，以調查毫無證據而罷會，報之山杭滬火車運杭省署一度為城站中稽查警察沒收，猶意第一期發行時尚見有學生多人在街上兜售，今則社會上已不見該縱影，僅由某大學學生，隨身攜帶數紙來杭於學生間傳觀而已，官廳對於學生之防範，可謂無微不至。（《申報》）。
6月24日《實業學校聯合會》——全省實業學校聯合會開會，各校代表到會者共二十人，討論會章、細則，約十時許伍教育廳總長偕前代理教育總各行其是袁希濤君蒞會參觀並邀請袁、伍二君演說，散會時已午後三時。（《申報》）。
引用《申報》新聞，便可最大程度地還原曆史，特別是五四之於杭州這一段，因為不同人眼中有不同的五四，何況總要背景越是深遠且清晰，才方能凸顯出曆史的意義來。不過有一點可能肯定，在全國這一盤五四新潮的棋局中，始終有著杭州的棋子在動作的。
這一點還得扯上美國教育家杜威，“五四”發生的前一天，杜威就在杭州發表演講，這是他在全國巡講中的一站，當時要給杜威作翻譯的便是蔣夢麟，後來臨時改成了鄭曉滄，因為蔣連夜趕回了北京，據說鄭先生的翻譯非常之好，超出了人們的預期。而無論是鄭曉滄、蔣夢麟和胡適，包括經亨頤，當時都是杜威的信徒。而杜威因為那個階段剛好在中國，所以他也有他的發言權的，
杜威是這樣說的——（1919年）5月4號的動亂過去後，全國各地學生團體開始辦期刊。特別重要的是正當這反貪汙腐敗和賣國官僚，以及抵製日貨的高潮時，這些問題在學生刊物上卻成了次要的討論話題……他們的急務是追求教育改革、攻擊家庭製度、討論社會主義、民主思想、和各種烏托邦理想社會……很自然的，在思想發酵之中，往往會產生一些幻想的泡沫。學生缺少明確的閱曆背景，滿以為所有的思想和建議，隻要是新的、而且可以用來被壞舊習慣和傳統，便差不多都是一樣，全可接受。（杜威《新文化在中國》）
杜威給新文化運動作了很長的分析後，得到這樣的結論——我們可以肯定說，新文化運動，即使是那麼蕪存和不安定，即給予中國以新的前瞻和遠大的希望。它固然不能代替比較好的交通係統（如鐵路和公路），缺少交通係統，這個國家不能統一，因此也不能富強。可是中國也需要民心一致，這點沒有新思想知識運動是不能達到的。而且當形成民心一致時，這民心是瞻望過去，還是與當前世界潮流配合而同情於現代思想，也會造成完全不同的後果。（杜威《新文化在中國》）
還有一位中國基督教徒在美國住了將近十年，於1921年4月回到中國講學。他抵達上海時看到國人的態度和生活在這方麵的改變，感到很驚訝——
我幾乎突然間被一種無形的力量和氣氛所壓倒。我感到有生命在運動——一種“新生命”，這是我前些年不曾見到的。我所遇到的人，我跟他們所談的話，他們所采取的態度，他們所表示的見解，他們對當前各問題所加的判斷；以及我所閱讀的報紙，反映在報上的大眾輿論的語調，所討論的問題，都一一顯示出這種新生命。有一個晚上，我到街上閑逛，走進各色各樣的書店和報攤，買了47種不同的雜誌，包括周刊、季刊和半年刊。我花了一整個晚上，這才走馬觀花地把內容過目一番，發現這些雜誌裏麵所討論的當前種種問題與所發表的各種輿論，比在美國報攤上所搜集到的任何47種雜誌所討論的問題更時興，意見更複雜。
浙江新潮
而五四之後，杭州學界仍是熱鬧不斷，就是一個杭州學生聯合會，也還是新聞不斷。1919年10月4日的《申報》便有《杭州學生會改選職員》的報道——杭州學生會因各校同學大都到齊，於昨日在法院街二十三號開新職員選舉會，由陳德徵君主席第因會章曾改訂，選舉結果僅評議長二人與書記員二人而已，評議長黃維時當選付議長連瑞琦當選，書記員徐麟書、王家範當選。（《申報》）。
注意，在這裏連瑞琦、徐麟書等活躍分子已開始浮出水麵。而到了1920年的一月份，杭州學界更是好戲連台，先是蕙蘭學校風潮，1920年1月2日《申報》載——日前特派代表陳中嶽、徐麟書二人至教育廳報告一切，當由新教育廳長夏敬觀君接見，初謂蕙蘭學校係西人所辦，本廳未便越俎代謀，嗣經陳徐二君說明，今日此來並非請廳長與西人辦理交涉，不過杭垣教育界有此絕大風潮，為教育長官者斷不能漠然無視，且該校雖為西人所辦，然現所斥退之全體學生究係我中國人民，我浙江人民廳長既不能弭患於未然，豈可不補救於事。後該廳長遂允以私人資格前往調停，並訓導陳徐二代表，嗣後國家大事可毋須學生過問，即日貨亦毋待學生檢查，學生本務隻在安心讀書，將來學業有成，自不難飛黃騰達，來日方長，何必從事於目前之愛國手，所言如此，特誌之以備公覽。
注意，一師學生徐麟書去管了蕙蘭學校的事情，這一是說明一師學生的活動已經不限於本校，二是說明當時的學生會代表還真的在代表著學生的利益，雖然後來也有人不滿意的。
1920年1月6日的《申報》的《杭州快信》報道了事件的解決——蕙蘭學校風潮雖趨緩和，但中學一部學生仍全體離校，回來上課者，僅高小兩部學生。
一周之後的1月13日，申報又刊《杭州學生界與教職員之風潮》，杭州學界又出事情了，且好像還麻煩不斷——昨日（十一日）上午，杭州教職員聯合會，複假省教育會開成立大會，屆時學生聯合會又因此事，特派代表出席，有所請求，不意大為教職員所申斥，一方即振鈴散會，一時旁聽集中，亦甚憤慨，有軍警多名入場彈壓，各校學生，愈形憤激，當場學生聯合會即開會集議，決於今日起各校一律停課，茲錄其致杭州中等以上學校教職員聯合會之質問書如下：逕啟者，自五四運動以來，各方麵特殊勢力之摧殘教育，無所不至，而教育當局，麻木不仁，置若罔聞，最近如北京教職員要求維持教育，至於停止職務，教育當局，又複不知屍位之咎，徒逞意氣之爭，致使首都陷於無教育之地位，十萬青年，彷徨失所，凡此皆足證今之教育當局，實無維持教育之誠心，我教育界，苟長任此毫無誠心之人，教育永無改進之機……杭州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
這個由學生會起草的聲明，實際上言語已經上綱上線講得非常嚴重了，這可見當時的學生聯合會是把“改進教育”當作第一要務的，而對如何“改革教育”當然是見仁見智，於是這便有了分歧和衝突，包括在學生聯合會的內部，也發生了衝突。1月16日的《申報》便刊發了《學生聯合會衝突記》——
杭州學生聯合會，內部意見分岐，衝突情形早有所聞，此次為迫促教員罷教一事，雙方爭執，愈益劇烈。極端主張不罷教者，為法校代表及蠶桑學校代表陸某等二人，昨晚法校學生代表，至杭州學生聯合會議事，雙方正在辯論之際，忽有人暗唆女子蠶業講習所代表朱玉坷，偽稱法校學生欲圍困杭州學生聯合會，打死評議員等等，招致安定中校學生百數十人，蜂擁而來，中途該生等探知被騙，遂即散回，嗣一中學生百數十人，複狂奔到會，大聲呼打，竟群擄法校學生張某而去，後經該校教職員竭力勸解，始得脫險而去，聞法校學生，現已與杭州學生聯合會宣告脫離。
……
摘錄這些一師風潮之前的新聞事件，無非是告訴大家一個事實。杭州之學潮，不是自一師始，自然也不是自一師終，但卻是以一師最為有名。為什麼？因為各種潮流彙聚到一起，便形成洶湧澎湃之勢。更何況，除了吵吵嚷嚷之外，更有一股潛流在洶湧，這股潛流就是新思潮、新文化，而不僅僅局限於個別學校要不要罷課，要不要罷教的事情，這才是保守勢力和官府最為害怕的，因為那個時候，浙江的學生們已經在結社辦刊了，最有名氣的便是《浙江新潮》，它是從《雙十》衍變過來的，“雙十”之名稱，一聽就是民國的符號。
前麵所說的《時事新報》說了杭州五四的壞話，這隻是先抑後揚之手法，這份由張東蓀做主編的報紙要讚的就是《浙江新潮》的出版。那是一篇名為《浙江之文化運動》的文章，文章還專門引用了《浙江新潮》的發刊詞——
我們發刊這種《半月刊》，最要的目的是：一方麵力把“新思潮”傳布，一方麵對於守舊派立於指導者的地位，下一種誠懇的勸告，使他們漸漸的新陳代謝。諸位！舊思想的末日到了！人類解放就在目前了！假使再不趁此吸收些“新”的學識，那麼現在二十世紀上就要天演淘汰了。……
《時事新報》的評論是這樣說的——看了這篇宣言書，就可見他們的趨向了。還有第一師範的《校友會十日刊》，是教職員和學生共同的組織，也是介紹“新思潮”的出版物，雖偏重教育一方麵，但是他們發刊辭上說過，凡是與教育有關係的，如人生問題、社會問題、道德問題，一概容納。這兩種可算是杭州學生界破天荒的出版物了。
什麼叫破天荒，那就是自古沒有，古人從沒有做過的。今天我們來看看《浙江新潮》的發刊詞，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我們仍然是會感到汗顏的，
我們生存在世界上，是容易懷疑而且不能解決的，有三個問題：1.宇宙將來的究竟是怎樣？2.人生最後的鵠的是怎樣？3.真理恒久的標準是怎樣？
“鵠”是什麼意思，就是射箭的中心，就是目標和目的。
你看看，這完全是天文學家和哲學家考慮的問題，是像霍金這樣的人在考慮的，而在九十年前的浙江，杭州的幾個青年學生就已經在想這樣的大問題了，他們想的不僅僅是就業啊，戀愛啊，住房啊。兩個時代這樣一比較，差距就出來了，而且從他們最後“綜括”起來又闡述了“本報的旨趣”——要本奮鬥的精神，用調查、批評、指導的方法，促進勞動界的自覺和聯合，去破壞束縛的、競爭的、掠奪的勢力，建設自由、互助、勞動的社會，以謀人類生活的幸福和進步。（《浙江新潮》第一期，1919年11月1日）
我們想想年輕的時候，大約也是想過這種問題的，隻是這樣的問題尤如思春一般，馬上如過眼雲煙了。這大約就是人生的幸和不幸。所謂幸，是我們也曾經想到過；所謂不幸，是我們想了想馬上把問題連同答案都拋棄掉了。當然那不可能是終極的答案。
五四時期一些社團的發刊詞，一般都是言簡意賅在千字之內的，而《浙江新潮》的發刊詞，卻有近四千字，可見他們想說要說的有很多很多，概括起來有四種旨趣，第一是人生幸福，第二是改造社會，第三是勞動者的自覺和聯合，第四是教育機會。誰起草執筆的，參與者的回憶中似乎都沒有提及，這是頗為蹊蹺的事情，因為這麼重大的事情，包括施存統、夏衍等後來都沒有提及。而在俞秀鬆的相關文集中，卻收錄了這篇發刊詞，而看俞秀鬆的日記，其文筆倒是頗為想像的。
施存統在《回頭看二十二年來的我》中談及過《浙江新潮》，這是頗可相信的，因為此文刊於1920年的9月23日的《民國日報》的《覺悟》副刊，說的基本是一年前的事情，文中談及先有杭州工業學校和杭州一中的《雙十》半月刊，然後才有浙江一師加入進去後的《浙江新潮》，而且從施當時的眼光看去，《雙十》的水平，包括工校和一中的水平，實在是差強人意的，因為他說到了“我們看了都很不滿意”、“我們頗不放心”等，也說到《非孝》是因為稿擠才放到第二期的。而到了傅彬然的回憶錄中，則出現了《浙江新潮》社社員們的名字——浙江新潮社的成員有甲種工業學校的夏衍（原名沈乃熙）、謝錦文、汪馥泉；第一中學的阮毅成、查猛濟……也許還有另外兩個人；一師參加的有施存統、俞秀鬆（原名俞壽鬆）、周伯棣和我，另外還有三兩個人，名字記不準了。
這個謝錦文，在周伯棣和倪維熊的回憶文章中寫成“孫錦文”，在夏衍的談話中寫成“孫敬文”。
再看倪維熊的回憶——1919年9月間，省立第一中學學生查猛濟、阮毅成、阮篤成等與省立甲種工業學校學生沈乃熙、蔡經銘、孫錦文、楊誌祥、倪維熊等合辦了一個以提倡新文學、鼓吹新思想為主旨的半月刊（鉛印八開），刊名《雙十》，於1919年10月10日創刊，發行兩期後，第一師範學生施存統、傅彬然、張維湛等10多人參加合作；宗文中學學生也有3人參加，共計二十七人。還有工業學校畢業同學汪馥泉、褚保時參加寫稿。
這顯然是個大名單了，上場的和候補的都在了。
而夏衍先生無論是在《當“五四”浪潮衝到浙江的時候》一文中還是在《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答〈求是〉記者問》中提到的也就是這麼幾個人，沒有更新的名單了，即主力隊員就是七八個人。
我們看這七八個人，是來自四所學校，它們是杭州工業學校、杭州一中、宗文中學和浙江一師，而且照夏衍的說法，他們都是通過閱讀《新青年》並和這個雜誌通訊的關係而走到一起的。這就把《新青年》的意義給點了出來，它不僅給人以思想的啟蒙，而且還讓不同學校的學生通過辦刊走在了一起，所謂言論、結社和出版的自由，那個時候已經體現得很鮮明了。
施存統寫於1920年的回憶當然是鋒芒畢露的，他說他在當時就認定“要像模像樣的做他一場”，他說“凡是各種職務，那由各人自由認定，經過大家同意，任期暫定一月，在此時期，各人須絕對的負完全責任。這個意見經大家一致讚同，我便老老實實自己認定編輯的責任，從第三期起歸我編輯。這量，我們一切布置都已就緒，隻希望順風順水的做去；那知《非孝》禍起，第三期已不能在杭州印刷了！”
所謂結社的自由，現在看來五四時候就有了，這是五四之所以成為五四，或者說北大之所以成為北大的很重要的一個原因，那麼對於浙江一師來說也是這樣的，而且結社的厲害之處就在於是跨校的，後來也是跨行業的，包括1921年和1922年誕生的文學社團晨光社、湖畔詩社也是這樣，後者還有上海的銀行職員應修人跟一師的學生組織在了一起。也就是說，信息是可以共享的。共享什麼信息呢，那就是當時最為流行的讀物，如《新青年》。所以敏感的《時事新報》要刊文評論《浙江新潮》的出版，正因為此，浙江新潮社的學生在看到這個文章後，便馬上給張東蓀寫了信去，說明了幾點情況。第一說明這個刊物不是杭州學生聯合會辦的，而是其中的幾個人出來辦的，因為學生聯合會是受董事的幹涉的，那位董事就是督軍署裏的軍務科長（所以學生會的名氣已經不好了）；第二是他們第一期要趕“雙十節”所以顯得有些匆忙，內容很不滿人意；第三是說這個刊物已經到了北京、東京、山西、廣東、廣西等地；第四是說他們受到了杭州教育界有名的人物如沈仲九、夏丏尊、陳望道、劉大白諸位的讚助；第五是希望貴報能夠繼續介紹《浙江新潮》。在此信中，他們表達了如此的初衷——我們冒著大不韙幹這個事體，最感覺痛苦的就是“頑固的”校長和“守舊的”同學，他們沒有覺悟到今天究竟是什麼世界，所以還是說我們受人家利用。咳！可歎得很！但是我們要做“人”，那麼不能夠不做“人做的事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