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今天之心態揣度之，李先生和夏先生恐怕還是日本式的教育方法吧，務求徹底和絕對，而絕不和稀泥。今天日本的首相動不動就以辭職來“謝罪”，不能不說也是一種徹底的反省。當然，夏先生為教育犯錯誤的學生而以自殺“感動之”，這種事情是隻有一次，而不能有第二次的，因為第二次很有可能就失靈了。
在學校裏時，李叔同的名氣一直比夏老師要大，因為李老師才華出眾，學生大老遠就用敬仰之眼看他的，而夏老師外表看起來並無藝術之氣，然而內心卻甚是狂熱，特別是在1919年至1920的浙一師風潮中，他是新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而更為重要的是，夏先生對於從一師畢業的學生，給予了一如既往的關注和愛護，並盡力幫助他們，雖然他沒有從政，但其基本的人道主義精神還是貫穿在他的言行中的。1927年之後，他當年的學生葉天底、宣中華和汪壽華等先後就義，當他在斡旋求援等無效而最終等來噩耗之後，他就發牢騷說“不如早死，莫做先生。”他還在大門上貼出了“這般世界，如此江山”的對聯。他甚至還在中堂裏掛出了“天高皇帝遠，人少畜牲多”的對聯。以表無比憤慨之情。
真是菩薩心腸啊！包括他為葉天底的事情而跟舊同事兼朋友劉大白翻臉，都能說明夏先生的性格，但是當後來劉大白托他出版書稿，特別是大白去世之後他又為大白的詩稿而費盡心血，這便是他的待人之道。你在高位時，他遠離你；而你也是一介平民或落難時，他就伸出援手了。
夏先生當老師，也是由葉聖陶一語點破——沒有什麼特別的秘訣，用兩句話就可以概括：對學生誠懇。對教務認真。人生在世，舉措有種種，方式也有種種，可是扼要說來，不外乎對人對事兩項。對學生誠懇，對教務認真，在教師的立場上，可以說已經抓住了對人對事兩項的要點。
二，作為語文老師和語文教育家的夏先生
當然，夏丏尊在一師的更重要的一個身份，便是作為“金剛”的身份。查經校長日記，提及夏先生有26處之多，當時是跟王賡三老師一起作為經校長的親信和得力幹將的，何況夏丏尊和經亨頤還有同鄉之情。而在四大金剛之稱以外，夏丏尊和經亨頤、陳望道和劉大白一起，還有“五四四先鋒”之稱的。所謂先鋒，大約就是新文化新思潮的推手吧。那麼這新文化新思潮到底有如何之新呢，學生之新已有施存統之《非孝》為例，那麼老師之新呢？還是豐先生記了一筆——他（夏丏尊）突然叫我們做一篇“自述”。而且說；“不準講空話，要老實寫。”有一位同學，寫他父親客死他鄉，他“星夜匍伏奔喪”。夏先生苦笑著問；“你那天晚上真個是在地上爬去的？”引得大家發笑，那位同學臉孔緋紅。……多數學生，對夏先生從未有過的、大膽的革命主張，覺得驚奇與折報，好似長夢猛醒，恍悟今是昨非。這正是五四運動的初步。
早在1913年，夏先生便在一師的《校友會誌》第一號上寫道——人之虛偽心竟到處跋扈，普通學生之作文亦全篇謊言。嚐見某小學學生之《西湖遊記》，大用攜酒賦詩等修飾，閱之幾欲噴飯。其師以雅馴，密密加圈。實則現在一般之文學，幾無不用“白發三千丈”的筆法。循此以往，文字將失信用，在現世將彼此誤解，於後世將不足征信。矯此頹風者，舍吾輩而誰？（《學齋隨想錄》夏丏尊文集·平屋之輯）
看看，一百年前一個教師對漢語言文字的理解就不隻是一個簡單應用的問題，而是放到對曆史負責的高度來認識——在現世將彼此誤解，於後世將不足征信。我們現在看一百年前的文字，還有點尋尋覓覓的味道，如果一百年後的人看我們這個網絡時代的文字，當看到“神馬”和“童鞋”時，是不是以為又產生了新的通假？
所以正如夏丏尊自薦做舍監一樣，據說他當國文老師也是自薦的結果。他還說：“文字畢竟是一種人格的表現，冷刻的文字，不是浮熱性格的人所能模效的，要作細密的文字，先須具備細密的性格。不去從培養本身的知識情感意誌著想，一味想從文字上去學習文字，這是一般青年的誤解。”
從夏先生對語言文字的執著，可以佐證同是金剛的陳望道為什麼後來成了一個語言學家，而不是一個政治黨派的領導人。至少在陳望道看起來，語言學家的貢獻是不亞於政治人物的。
中國現代文化名家中早年做過中學教師的不少，像魯迅、葉聖陶、朱自清等，幾乎不勝枚舉，但後來一有機會就去大學或者更好的崗位了，這也是我們能夠理解的，包括世外桃源式的春暉中學為何後來名人們也都紛紛出走了。是的，是也有人邀請夏先生去大學
任教，他也是去任教過，但他反而喜歡教中學，這是極為罕見的一個例子，他覺得教中學更為自在。
作為語文老師和教育家的夏先生，除了其代表譯作《愛的教育》之外，更有他創辦《中學生》雜誌，以及後來出版《文心》等事情，夏先生的不少文章，特別是關於教育問題的文章都是發在《中學生》雜誌上的，今天來看這個雜誌，就是一課外讀物，夏先生在創刊號的發刊詞中寫道——
中等教育為高等教育的預備，同時又為初等教育的延長，本身原已夠複雜了。自學製改革以後，中學含義更廣，於是遂愈增加複雜性。
合數十萬年齡懸殊趨向各異的男女青年含混的“中學生”一名詞之下，而除學校本身以外，未聞有人從旁關心於其近況與前途，一任其徬徨於紛叉的岐路，饑渴於寥廓的荒原，這不可謂非國內的一件怪事和憾事了。
我們是有感於此而奮起的。願借本誌對全國數十萬的的中學生諸君，有所貢獻。本誌的使命是：替中學生諸君補校課的不足；供給多方的趣味與知識；指導前途；解疑答問；且作便利的發表機關。
啼聲新試，頭角何如？今當誕生之辰，敢望大家樂於養護，給以祝福！（1930年1月，《中學生》創刊號）
注意，這是八十年前的一本課外讀物的創刊辭。後來我們看夏先生發在此刊上的文章，基本還是在跟中學生在談人生的，那個時代，教育也有它自身的問題，比如隻教知識，不教文化，這是包括夏先生以及同道者葉聖陶等諸位先生看到的問題，這也正是他們要辦中學生雜誌的初衷。所以這還真有“徬徨於紛叉的岐路，饑渴於寥廓的荒原”的意味的。
一個作家，一個語文教育家，一個出版家，在夏先生這些身份上，我最為看重的應是“語文教育家”，因為這才是關乎千千萬萬人的大事情。夏先生在辦《中學生》的時候，還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他跟葉聖陶先生一起出版了《國文百八課》和《文心》，這在今天看起來，是一件造福後世的事情。因為就語文和寫作而言，人們公認的有一個怪圈，即會寫文章的人不會講章法，會講理論的人，又往往拘泥於理論而寫不出好文章。以前我們學習語法修辭和邏輯時，也有一觀點，以為這跟寫作是沒有什麼關係的。看多了“文章寫法”一類的書，往往提起筆來不知寫些什麼。那麼夏丏尊葉聖陶這兩位身份相似的作家，他們不僅是兒女親家，也為無數的中國母語的兒女們提供了一種滋養，這是我們特別需要感恩的事情。
《文心》和《國文百八課》其實都是源於《中學生雜誌》，尤其是前者。夏丏尊和葉聖陶有幾乎相同的背景，所以他們在開明做出版時才會念念不忘中學生的國文學習和寫作。而實際上20世紀30年代遇到的問題，在今天不僅同樣存在而且變本加厲，嚴重的文風浮誇，不僅是語文界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的問題，但是頭痛醫頭不僅沒有把頭醫好，連腳痛等病也都出來了，而且這是全身心全係統的問題，但是我們的學界思想界，似乎已經無力顧及此點了，雖有作家學者和教授也對語文教學進行反思，但能像夏葉等全身心投入的，則還是少至甚少。因為現在的學界也是一個名利圈，中學語文的圈似乎遠不如大學來得大，所以混在大學的多，能呆在中小學的就不多了。
1934年的5月4日，陳望道先生為《文心》作序，其中一句最為實在——哪裏有這樣平易近人而又係統的書？
朱自清先生在序中說，自己也在中學裏教過五年國文，覺得有三種大困難。第一，無論是讀是作，學生不容易感到實際的需要。第二，讀的方麵，往往隻注重思想的獲得而忽略語彙的擴展，字句的修飾，篇章的組織，聲調的變化等。第三，作的方麵，總想創作，又急於發表。不感到實際的需要，讀和作隻是為人，都隻是奉行功令；自然免不了敷衍，遊戲。隻注重思想而忽略訓練，所獲得的思想必是浮光掠影。因為思想就存在語彙、字句、篇章、聲調裏；中學生讀書而隻取其思想，那便是將書裏的話用他們自己原有的語彙等重記下來，一定是相去很遠的變形。這種變形必失去原來思想的精彩而隻存其輪廓，沒有什麼用處。總想創作，最容易浮誇，失望；沒有忍耐而求近功，實在是苟且的心理。
《文心》一書是用故事和人物的方法，來談寫作的，這是我以前所沒有看到過的，不過你看今天的新聞，包括紀錄片的做法都講究要有故事，要有情景再現，而這一點先生們在80年前就想到了。《文心》設置了一個老師王先生，兩個學生樂華和大文，通過他們的故事，來談國文學習。比如第一篇《“忽然做了大人與古人了”》就講樂華和大文上了初一，遇到了魯迅先生的《秋夜》，他們便開始討論“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他們不太明白為什麼要這樣說，還有“這上麵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倆學生不懂，王先生就一一地講給他們聽，特別講到，這些文章都是大人和古人寫的，這便也是“忽然做了大人與古人了”一題的來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