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十一屆三中全會“主題報告”的形成過程
一、胡喬木按鄧小平確定的主題寫出初稿
鄧小平1978年12月13日下午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實際上的“主題報告”，是“開辟新時期新道路、開創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理論的宣言書”。對於鄧小平這篇重要講話的形成過程，按照常規本來沒有公開談論的必要。但是，自80年代末起，就有人在海外公開談論，又是講演，又是出書，對事實真相多有歪曲，並借此自我吹擂。《百年潮》1997年第4期發文公開披露了鄧小平的一份珍貴手稿，對了解這篇講話的形成過程很有價值；在某些方麵也廓清了有人在海外的不經之談。但文章也還有些不足，主要是：對鄧小平主持起草這篇講話的過程和提出的思想觀點有重要遺漏，對起草這篇講話的主要負責人胡喬木所起的作用完全漠視。鑒於這篇講話已經公認為鄧小平理論的經典之作，搞清楚鄧小平這篇“主題報告”的形成過程，無論對鄧小平理論的研究，對胡喬木生平、業績和人格，還是對黨和國家的曆史，都不是一件小事。為澄清在這件事情上的混亂，還曆史的本來麵目，本人對這篇講話的形成過程進行了一番調查研究，現存的曆史檔案，特別是講話的原始過程稿，和其他當事人、知情人的可靠回憶，無可爭辯地說明，胡喬木是鄧小平這篇講話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他自始至終參加了講話稿的起草工作，不僅鄧小平多次談話在場，而且不止一次地親自對講話稿進行了修改。這篇文章，可以說是我調查研究的初步報告。不當之處，請識者指正。
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稿，在1978年10月就開始醞釀起草了。
1978年10月中、下旬，胡喬木為修改他那篇在國務院務虛會上所做的關於按照經濟規律辦事的長篇發言，以應人民出版社出版單行本之需，到天津、上海調研。在天津時，接到鄧力群的電話，要他到上海調研後，務必在10月29日返回北京。因為正在日本訪問的鄧小平將於29日回國，要同胡喬木談在即將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稿的起草問題。10月底，胡喬木即應約到鄧小平家裏談了一次。
關於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的主題，鄧小平親自確定：實行全黨工作重點的轉移。當時正處在揭批查“四人幫”第三戰役的高潮中，把全黨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是鄧小平9月在東北視察時提出的。1978年9月17日，鄧小平在沈陽軍區講話，針對華國鋒“抓綱治國”要搞好幾年的方針，指出：揭批“四人幫”運動總有個底，總不能還搞三年五年吧！提出：要及時結束運動，轉入正常工作。10月3日下午，鄧小平同胡喬木、鄧力群、於光遠談話，商議對中國工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祝詞的修改問題，談話中重申了這個意見。胡喬木為鄧小平起草了在中國工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祝詞。提出“經濟戰線不僅需要進行技術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進行製度上、組織上的重大改革”。鄧小平親自加寫了一段話，強調“進行這些改革，是全國人民的長遠利益所在”，“中央相信，為了四個現代化的利益，全國工人階級一定會在這些改革中起大公無私的模範先鋒作用”。10月11日，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國務院向工會九大致詞，明確提出：揭批“四人幫”的鬥爭“在全國範圍內已經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我們已經能夠在這一勝利的基礎上開始新的戰鬥任務”。
重點轉移，在當時是一個新的提法，新的戰略。鄧小平要求先按這個主題和思路起草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稿。他11月5日即要啟程赴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三國訪問，預定十天。等他訪問回來，再詳談講話稿事。
談話以後，胡喬木即帶領人搞講話稿。11月8日稿成，送鄧小平處。
11月14日，鄧小平回到北京。看過稿子以後，於16日上午把胡喬木找到家裏，談講話稿的修改意見。胡喬木按鄧小平的意見，經過三天修改，形成講話初稿，讓秘書抄清，發給鄧小平閱改。
11月19日完成的初稿，是根據鄧小平確定的主題和提出的要求起草，按照鄧小平的意見修改寫成。主要內容是結合當前實際論述重點轉移的戰略方針和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初稿開宗明義，說明講話的主題：“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一致決定，必須從明年一月起，及時地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決定”。並指明“這是一個帶根本性質的轉變”。
初稿從三個方麵論述重點轉移的曆史意義：一、“這是在本世紀內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保證”，而“實現四個現代化是我們整個國家和民族的大革命”；二、重點轉移“就要迅速發展生產力，並且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改革不適應的生產關係，改革不適應的上層建築，使社會主義不斷得到鞏固和前進”；三、重點轉移“將大大加強黨和全國廣大群眾的聯係，提高我們黨在全國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中的威信”。
初稿進而論述“應該怎樣實行這個轉變”。提出解放思想、平反冤假錯案、使民主製度化法律化、改革、處理好階級鬥爭問題等重大的路線、方針、政策。
初稿寫道：“第一，要解放思想。”“現在全黨要實行工作著重點的轉移，一定要把解放思想放在第一位。”提出：“全黨解放思想，開動腦筋”，“一定要放下許多包袱，同時一定要開動機器”，“提倡和實行從實際出發”，“重新學習和討論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理論和實踐結合，這樣一些根本觀點，恢複和發揚毛主席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
“第二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著重講了三點：一、“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就得把林彪、‘四人幫’製造的以及一切曆史上遺留下來的冤假錯案來一個清理”。“最近時期的一係列事實證明，把林彪時期的和‘四人幫’時期的冤假錯案一起平反很有必要”。不僅如此，“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主要是一九五九年和一九五七年兩次，有些冤案錯案，也要實行有錯必糾。”二、“為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要正確解決知識分子問題，這與實現四個現代化關係十分密切。”指出“現在的知識分子絕大多數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知識分子，黨的團結教育改造知識分子的曆史任務基本上是勝利完成了。”此外，還提出“農村地主富農後代問題”，主張“應該一律取消這些人的地主富農帽子”。三、“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是無產階級的長期政策”，“一定要使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民主（兩者是一件事）製度化、法律化，使這種製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的改變而改變”，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違法必究”。
“第三是改革一係列不適應發展生產力需要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
“第四還是要處理好階級鬥爭的問題。”指出：“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階級鬥爭，既不應該誇大，也不應該縮小，誇大了會把社會主義當作資本主義來否定，縮小了會把資本主義當作社會主義來肯定。我們要嚴密社會主義的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但是都還有一些空子可鑽，都還有一些人要鑽空子，這就有了產生新生資產階級分子的可能。在同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交往增加以後，這種可能性一定還會增加。我們一定要經常保持清醒頭腦，隨時采取必要的措施，務必要使階級敵人的一切活動在開始出現的時候就加以消滅，不要等問題成了堆再去處理。”這一部分沿用了1977年8月十一大繼續采用的“黨內走資本主義當權派”的提法，說“四人幫”王、張、江、姚等是不折不扣的走資派。這並非新的“發明”，隻是順著曆史的慣性、沿用黨中央的提法而已。
上述胡喬木起草的初稿，我們無法分清哪些是在起草之前鄧同胡談的，哪些是胡的闡述發揮，但同鄧小平當時的言論對照來看，總的說來，是同鄧小平的思路和觀點相一致的。上述初稿中的不少提法以至語句，在鄧小平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講話的定稿本中依然采用，是一個有力的證明。有人在海外著書，說這篇初稿“不講解放思想，不講民主，不講糾正冤假錯案”，完全是不顧事實的誣蔑。因為初稿中沿用了十一大說“四人幫”是不折不扣的走資派，有人認為鄧小平“不高興”，因此就“不讓喬木起草這個講話”。明眼人洞若觀火：這是把自己的主觀臆測強加於鄧小平，用“文化大革命”無限上綱的辦法給胡喬木抹黑。因為隻要尊重事實、尊重曆史，誰都不會產生誤解，以至會認為當時寫上這麼一句話，問題竟嚴重到如此地步。
二、鄧小平親擬提綱，講話稿重新起草
中央工作會議開始以後，形勢發生了出乎意料的好的變化。不僅工作重點轉移的問題意見比較一致，沒有什麼阻力，而且天安門事件已經平反，重大曆史問題的解決也較順利。華國鋒於11月25日代表中央政治局在全體會議上宣布了這些決定。鄧小平敏銳地覺察到，原來準備著重講的重點轉移問題不需要特別加以強調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等問題原來的講法顯得不夠，可以進一步結合現實存在的問題講得更加深透；同時，在曆史轉折關頭，許多新情況、新問題凸顯出來，需要黨的領導人抓住時機，及時提出，進行分析，作出回答，指明前進方向。
在這樣的情況下，鄧小平決定，他的講話稿要重起爐灶。
1978年12月2日，鄧小平為重新起草講話稿約見胡喬木。胡喬木當時正忙於修改要提交十一屆三中全會討論的加快農業發展和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的文件，就邀於光遠一同前往。以便讓於光遠了解意圖，先行組織人著手起草。
談話前，鄧小平已經寫就三頁“講話提綱”。除“對會議的評價”之外，列了七個問題。鄧小平按提綱談了他重新考慮過的在會上講話的內容。談話後，胡喬木即要於光遠同林澗青先組織人起草。這樣，這份珍貴的手稿，一直留存在於光遠處。於光遠夫婦於1997年2月找出，並在《百年潮》1997年第4期上披露。
這份手稿是鄧小平用鉛筆寫在16開白紙上的，一共三頁，約500字。內容如下：
對會議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