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些經曆我們可以看出，聖賢也是人，受到委屈和打擊之後也會苦悶、彷徨，乃至消沉。可是，華夏兩千多年曆史中，被貶謫的官員很多。
有的如同被貶到長沙的賈誼一樣，抑鬱而終，有的一聽到被貶，就開始準備後事了，所謂：“知汝原來應有意，好收吾骨漳江邊”。
朋友聽到被貶的消息，也是萬分同情，巴不得以身相待，但隻能精神上支持。“我寄愁心與明月，隨君直到夜郎西”。
平心而論，在古代，被貶到嶺南、滇黔、海南這樣的蠻荒、瘴癘之地，的確是一個很大的挫折，而且也有一定的危險性。古代被貶謫的官員有這種心態也是人情之常。
但也有人非常達觀地麵對這一切，超越了命運，讓人更加佩服，比如，蘇軾被貶到惠州，“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
被貶到海南省的儋州，還在當地蠻荒之地大興文教。楊慎（揚升庵）被貶到雲南之後，仍然一心專研學問，並且在雲南大興文教，如今雲南還處處有他的遺跡。
而這些人中，最讓人敬佩的是王陽明。他不但沒有被命運給打敗，而且在謫居的時候，不知思索和超越自己的命運，還將自己的遭遇和社會現實和無數人的命運結合起來。
不但為自己，也為無數人找出路。他在思索自己人生的出路時，創造出了“心學”，成為一代宗師，為無數人探索出一條道路。
正所謂“山不在高，有仙則名。”許多人為走“終南捷徑”，沽名釣譽，喜歡在名山大川講學。但王陽明這樣的人，卻有化腐朽為神奇的能力，將貴州修文縣一座稻田中的無名小山點化成了名山。
可見，聖賢之所以是聖賢，就在於其麵對挫折、困境時的與眾不同的選擇和應對方式。當一切困難、挫折、打擊都壓不垮他時，命運就開始有了轉機，回頭再看，當初的打擊折磨反而成了悟道的契機，當初的窮山惡水，也因此變成學術聖地。
所謂“文章憎命達”，王陽明一生寫過很多文章，有三篇文章被選進《古文觀止》，其中的兩篇：《象祠記》、《瘞旅文》都是在這裏寫成的。
所謂“艱難困苦，玉汝於成”，“否極泰來”，正是在龍場的艱苦環境中，王陽明心中新的思想在萌發，一個充滿智慧的學說在這裏開創。
據說王陽明到了貴州龍場（今天的修文縣）這個地方，連住處都沒有，隻能暫居於一個陰暗潮濕的天然石洞。生活條件困難還在其次，但精神上的打擊跟嚴重。
他堅持正義，卻被貶謫，連同鄉也來落井下石。所以初到石洞時，王陽明心神恍惚，覺得人生已走到盡頭，對著石墩對著石墩自言自語地說：“一切希望都破滅了，我隻好聽天由命，苟延殘喘地度過一生”。
不過，聖賢之所以成為聖賢，就是因為其任何時候都在思考，而且能夠為了全人類全天下的福祉而忘了自身的困境，“身無半畝，心憂天下”。
王陽明被貶到龍場後，受到來自皇帝、官場和同鄉的多重打擊，這些人都奉行“仁義道德”的理學，行事卻是如此違背正義甚至泯滅人性。
而當地沒有接受過任何聖賢教化的少數民族的民眾，卻給了他很多無私的幫助。他們同情王陽明的遭遇，不但幫他趕跑官差，還經常送來柴米油鹽，後來又自發為他在山上蓋了一座房子。
所以在這種強烈的對比之下，他感到，官場的勢利與險惡，“良知”的可貴，以及當時盛行的理學的缺陷，開始重新思考人生乃至新的人生哲學。
因此龍場是王陽明絕處逢生的地方，是他人生的重大轉折，也是他走向新生的起點。也是偉大的“心學”誕生的地方。而這些，卻是從一個小小的山洞開始的。
王陽明初到龍場，在山洞中初步安頓下來，哀歎絕望解決不了問題，他開始思索。曆史上不是有“文王演《周易》”的故事嗎?據說，周文王被殷紂王囚禁的時候，他從《易經》中悟出了許多道理。
王陽明受了這個啟發，便成天坐在這個山洞裏麵研讀《易經》，開始了人生的探索，因而把這個洞叫做“玩易窩”。
王陽明在洞裏反複研讀《易經》，心情漸漸開朗起來，感到天、地、人之間渾然一體，“天理”與“良心”相通，於是悟出了“心即理”的學說，奠定了王陽明學說的第一塊基石。
從此他獲得了生活的勇氣，重新站立起來，開始麵對殘酷的現實。他來時匆匆，心亂如麻，沒有帶書，但憑自己的記憶和理解，重新思考孔孟之道，省度朱熹的理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