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對遇刺事件強作鎮靜，當晚仍抖擻精神，參加了紐約“中華總公所”華僑領袖舉行的歡迎大會。宴會未終，美國記者追蹤而至，請他發表“遇刺感想”。蔣經國說：“這些懷有異見的人，他們如果有什麼不同意見，可以向我陳述，我一定接見。至於這兩個被拘捕的無知青年，我希望美國將他們釋放。”後來美國真的把黃文雄、鄭自才釋放了！這一天的《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上，都大篇幅刊登了安德魯機場的新聞和照片，並登了“台獨分子”的談話和照片，而蔣經國遇刺的新聞卻一筆帶過，未加任何評論。美國總統尼克鬆、國務卿羅傑斯在晚些時候親自出馬，向蔣經國表達了美國式的歉意。他們表示身為地主國的主人，在接待如此一位貴賓時竟然發生這樣不愉快的“插曲”，感到非常的難過。但他們又聲稱，在這一個“完全民主開放的國家”，無法杜絕此類事情的發生，譬如肯尼迪總統也一樣遇刺，而且被刺殞命，因此希望台灣方麵勿因此“意外事件”而介意。蔣經國“大人有大量”，回答說：“昨日事情發生之當時，我並未受驚，事後我第一個關心的事則為有沒有人因為我的來訪，而被這一‘意外事件’受到誤傷，在知道沒人受到誤傷之後，我就如釋重負了。一天以後，如不是總統先生和國務卿先生提起，我幾乎都已忘了這一‘意外事件’了。”緊接著，他話鋒一轉，向尼克鬆表示：“中華民國絕對不放棄反攻大陸的政策。”尼克鬆乘機拾階下台，稱：“亞洲的問題，應該由亞洲人自己解決。”蔣經國對於尼克鬆這種頗能符合“中華民國國策”的姿態表示滿意，他對中國記者發表講話時說：“尼克鬆政權的政策是積極的，而非消極的。中美兩國間將會更加了解。”
一場風波似乎就這樣消減下去，但蔣氏父子卻心有餘悸，對美國友人從此更多了一份戒心。說句老實話，“刺蔣案”的發生也確有許多疑竇，如果較起真來，山姆大叔可能要擔當極大的幹係。
疑竇之一是蔣經國座機抵達華盛頓安德魯軍用機場時，居然會有30餘名“台獨分子”扛著標語牌、撐著橫布條，在軍用機場停機坪附近的禁區內大叫大嚷，高呼口號，進行示威活動。但是，平時就連美國政府官員以及新聞記者都需事先申請登記才能進入安德魯機場。如遇總統座機起降、外國貴賓來訪，戒備更為森嚴，所有出入機場的政府高級官員均需持有白宮統一發放的識別證，新聞記者更需由國務院負責新聞和公共關係的主管向副國務卿申請出入證後始得進入。因此，這30多名“台獨分子”何以能這樣成群結隊地進入軍用機場的禁區，到停機坪邊緣示威，足以令人浮想聯翩。
疑竇之二，包辦蔣經國赴美事宜的馬康衛是個不折不扣的“掃帚星”：在他擔任美國駐韓國大使任內，發生了韓國軍人推翻李承晚政權的軍事政變。馬康衛遂將90高齡的李承晚秘密“護送”到夏威夷，致使他客死異鄉；以後，馬康衛繼任美國駐越南大使館大使，又發生了越南軍人楊文明、阮慶發動的軍事政變。
他通知越南總統吳庭豔乘車逃亡，結果吳氏在半途中被叛軍亂槍射殺在座車之上。事後，吳庭豔的弟媳吳庭揉夫人脫險遠走法國，徑指馬康衛是美國CIA派出的凶手。繼而馬康衛又任美國駐印尼大使，在他駐印尼大使任內，又發生了蘇哈托軍人推翻蘇加諾的政變。這一次，蔣經國訪美時又發生了蹊蹺的刺案，聯想到馬康衛在事前的“過度殷勤”，不能不使人懷疑其在幕後做了手腳。
第一個打擊——逐出聯合國
蔣經國訪美遇刺後的第三個月，傳來了尼克鬆即將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消息。
1971年7月1日，尼克鬆總統指令基辛格執行“波羅計劃”。白宮為遮人耳目，宣布基辛格將赴南越進行戰況調查，隨後前往巴黎，沿途並將順訪泰國、印度、巴基斯坦。7月8日，基辛格在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的晚宴上佯裝胃病發作。葉海亞當眾宣布請基辛格前往蒂亞加利的總統別墅休息，以此擺脫新聞記者的糾纏。次日淩晨，基辛格和幾名助手悄悄坐上巴基斯坦的民航飛機，自抵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