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不但古文走上了“雅俗共賞”的路，詩也走向這條路。胡適之先生說宋詩的好處就在“做詩如說話”，一語破的指出了這條路。自然，這條路上還有許多曲折，但是就像不好懂的黃山穀，他也提出了“以俗為雅”的主張，並且點化了許多俗語成為詩句。實踐上“以俗為雅”，並不從他開始，梅聖俞、蘇東坡都是好手，而蘇東坡更勝。據記載梅和蘇都說過“以俗為雅”這句話，可是不大靠得住；黃山穀卻在《再次楊明叔韻》一詩的“引”裏鄭重的提出“以俗為雅，以故為新”，說是“舉一綱而張萬目”。他將“以俗為雅”放在第一，因為這實在可以說是宋詩的一般作風，也正是“雅俗共賞”的路。但是加上“以故為新”，路就曲折起來，那是雅人自賞，黃山穀所以終於不好懂了。不過黃山穀雖然不好懂，宋詩卻終於回到了“做詩如說話”的路，這“如說話”，的確是條大路。
雅化的詩還不得不回向俗化，剛剛來自民間的詞，在當時不用說自然是“雅俗共賞”的。別瞧黃山穀的有些詩不好懂，他的一些小詞可夠俗的。柳耆卿更是個通俗的詞人。詞後來雖然漸漸雅化或文人化，可是始終不能雅到詩的地位，它怎麼著也隻是“詩餘”。詞變為曲，不是在文人手裏變，是在民間變的；曲又變得比詞俗，雖然也經過雅化或文人化，可是還雅不到詞的地位，它隻是“詞餘”。一方麵從晚唐和尚的俗講演變出來的宋朝的“說話”就是說書，乃至後來的平話以及章回小說，還有宋朝的雜劇和諸宮調等等轉變成功的元朝的雜劇和戲文，乃至後來的傳奇，以及皮簧戲，更多半是些“不登大雅”的“俗文學”。這些除元雜劇和後來的傳奇也算是“詞餘”以外，在過去的文學傳統裏簡直沒有地位；也就是說這些小說和戲劇在過去的文學傳統裏多半沒有地位，有些有點地位，也不是正經地位。可是雖然俗，大體上卻“俗不傷雅”，雖然沒有什麼地位，卻總是“雅俗共賞”的玩藝兒。
“雅俗共賞”是以雅為主的，從宋人的“以俗為雅”以及常語的“俗不傷雅”，更可見出這種賓主之分。起初成群俗士蜂擁而上，固然逼得原來的雅士不得不理會到甚至遷就著他們的趣味，可是這些俗士需要擺脫的更多。他們在學習，在享受，也在蛻變，這樣漸漸適應那雅化的傳統，於是乎新舊打成一片，傳統多多少少變了質繼續下去。前麵說過的文體和詩風的種種改變，就是新舊雙方調整的過程，結果遷就的漸漸不覺其為遷就，學習的也漸漸習慣成了自然，傳統的確稍稍變了質，但是還是文言或雅言為主，就算跟民眾近了一些，近得也不太多。
至於詞曲，算是新起於俗間，實在以音樂為重，文辭原是無關輕重的；“雅俗共賞”，正是那音樂的作用。後來雅士們也曾分別將那些文辭雅化，但是因為音樂性太重，使他們不能完成那種雅化，所以詞曲終於不能達到詩的地位。而曲一直配合著音樂，雅化更難，地位也就更低，還低於詞一等。可是詞曲到了雅化的時期，那“共賞”的人卻就雅多而俗少了。真正“雅俗共賞”的是唐、五代、北宋的詞，元朝的散曲和雜劇，還有平話和章回小說以及皮簧戲等。皮簧戲也是音樂為主，大家直到現在都還在哼著那些粗俗的戲詞，所以雅化難以下手，雖然一二十年來這雅化也已經試著在開始。平話和章回小說，傳統裏本來沒有，雅化沒有合式的榜樣，進行就不易。《三國演義》雖然用了文言，卻是俗化的文言，接近口語的文言，後來的《水滸》、《西遊記》、《紅樓夢》等就都用白話了。不能完全雅化的作品在雅化的傳統裏不能有地位，至少不能有正經的地位。雅化程度的深淺，決定這種地位的高低或有沒有，一方麵也決定“雅俗共賞”的範圍的小和大——雅化越深，“共賞”的人越少，越淺也就越多。所謂多少，主要的是俗人，是小市民和受教育的農家子弟。在傳統裏沒有地位或隻有低地位的作品，隻算是玩藝兒；然而這些才接近民眾，接近民眾卻還能教“雅俗共賞”，雅和俗究竟有共通的地方，不是不相理會的兩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