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論摘編
學習我們的曆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曆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於這些，我們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曆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曆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曆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於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33—534頁
我們忙於事務，不注意學習，容易陷入庸俗的事務主義中去。不注意學習，忙於事務，思想就容易庸俗化。如果說要變質，那末思想的庸俗化就是一個危險的起點。我們還是要造成一種學習的空氣，學習理論的空氣，(毛澤東：不重視學習理論，天天搞事務，一定要迷失方向。)學習實際的空氣，這也是我們的一個黨風，我們黨的一個好的傳統作風。
——鄧小平：《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2月6日)，《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316頁
麵對國內外的新形勢，我們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實現繼續推進現代化建設、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的曆史任務，就必須全麵提高各級領導幹部的理論素養、知識水平、業務本領和領導能力。因此，切實抓好全黨特別是領導幹部的學習，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更為迫切了。全黨同誌必須自覺地堅持學習，加強學習，改善學習，做到學習、學習、再學習，實踐、實踐、再實踐。
——江澤民：《全國幹部培訓教材〈序言〉》(2001年7月15日)，《人民日報》2002年4月22日
學習是領導幹部增長才幹、提高素質的重要途徑，是做好各項工作的重要基礎。毛澤東同誌早就指出：“學習是我們注重的工作，特別是幹部同誌，學習的需要更加迫切，如果不學習，就不能領導工作，不能改善工作與建設大黨。”當今時代，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知識更新不斷加快，國際形勢不斷變化，國內改革發展穩定和黨的建設麵臨的新情況新問題層出不窮。麵對這樣的新形勢新任務，如果我們的領導幹部不抓緊學習、不抓好學習，不在學習和工作中不斷提高自己，就難以完成肩負的曆史責任，甚至難以在這個時代立足。那種認為不學習照樣能夠幹工作、不願意用心學習的想法，那種滿足於一知半解、淺嚐輒止的態度，那種借口工作忙不去學習或者敷衍了事的做法，那種把學習當作裝點門麵而不是用來推動工作的現象，都是十分錯誤的，也都是十分有害的。
——胡錦濤：《全麵加強新形勢下的領導幹部作風建設》(2007年1月9日)，《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第872頁
一、信息時代全麵來臨，知識經濟異軍突起
當今時代，是一個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政治多極化更加明朗、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時代，是一個以變革、調整、創新為顯著特征的時代。無論世界發生這種革命性變化的根本原因是什麼，但全人類幾乎達成了共識：學習正在比以往任何時代都重要，因為信息時代已經全麵來臨，知識經濟正在異軍突起。
隨著計算機的出現和逐步普及,信息對整個社會的影響被逐步提高到一種絕對重要的地位。信息量、信息傳播的速度、信息處理的速度以及應用信息的程度等都以幾何級數的方式在增長，人類進入了信息時代。知識經濟是和農業經濟、工業經濟相對應的一個概念，用以指當今世界上一種新型的、富有生命力的經濟，是人類社會進入計算機信息時代後出現的一種經濟形態。
當前，人類已經邁入了“信息爆炸時代”，知識經濟異軍突起。在這個時代，信息和知識靠多種形態信息媒體透過複雜的信息網絡係統傳遞。正在全球展開的信息和信息技術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對社會變革的方向起著決定作用，其結果必定導致信息社會和知識經濟在全球的實現。具體表現為：其一，信息時代和知識經濟在資源配置上以智力資源、無形資產為第一要素。對於自然資源通過知識智力進行科學、合理、綜合、集約的配置，主要不依賴於土地、石油等已經短缺的自然資源。與此同時，信息時代和知識經濟致力於通過智力資源開發富有的自然資源來創造新財富，逐步替代工業經濟依為命脈的、已經短缺的自然資源。其二，在生產活動的範圍廣泛的工作過程中，引入了信息處理技術，從而使這些部門的自動化達到一個新的水平。其三，電訊與互聯網係統合而為一，可以在幾秒鍾內將信息傳遞到全世界的任何地方，從而使人類活動各方麵表現出信息活動的特征。其四，信息時代和知識經濟以高科技產業為支柱。互聯網、核能、生物及太空等科學革命,引發了席卷全球的技術革命浪潮,專業知識、創新能力逐步替代資金資本成為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有力地推動了世界範圍的產業結構、產品結構和企業組織結構調整，以及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的改變，最終形成以信息技術為基礎的知識經濟結構。高技術產業以高科技為其最重要的資源依托，“高科技”不是傳統工業技術的簡單創新。其五，信息時代和知識經濟的消費（使用），以高技術產品和通過信息產生的新知識為主。利用知識和智力開發富有自然資源作為載體的知識財富，將大大超過由傳統技術用稀缺自然資源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其六，信息和信息機器成了一切活動的積極參與者，甚至參與了人類的知覺活動、概念活動和原動性活動。在此進展中，信息或知識正在以係統的方式被應用於變革物質資源，正在替代勞動成為國民生產中“附加值”的源泉。這種革命性不僅會改變生產過程，更重要的是它將通過改變社會的通訊和傳播結構而催生出一個新時代、新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信息或知識成了社會的主要財富，信息或知識流成了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信息或情報源成了新的權力源。
從發展趨勢上看，信息時代和知識經濟的若幹發展趨勢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曆史潮流而改變著當今世界的麵貌和格局。其一，與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過程並行，發達國家正出現以信息技術為主的後工業化擴散周期，在全球形成兩個周期並行、交叉、重合的局麵，由此對社會的產業結構、生產活動方式、全球經濟格局、組織結構、管理決策等諸方麵產生了深刻而久遠的曆史性變化。其二，在生產方式上，發達國家正在由規模經濟向非規模經濟和聚合經濟過渡，從而使受規模經濟觀念束縛的工業化國家和企業從信息和知識經濟中獲得了活力。其三，由於信息爆炸和知識經濟的巨大作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麵的全球化已經成為不可回避的現實和趨勢，市場和生產中心的全球化、傳播和電訊網的全球化、即信息技術的全球化、資產的全球化、企業組織全球化以及商業競爭的全球化等必將引起國家之間、企業之間經濟關係和政治格局的變化。其四，國際社會信息化正在成為曆史趨勢，使得國家和人民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各個方麵都更加相互依存。伴隨著信息技術的衝擊，這種全球性依存關係正在影響和改變著國際政治過程和經濟文化關係，並將引導曆史向著未曾預料的方向發展。
因此，信息時代和知識經濟既給人們帶來嚴峻挑戰，更為社會的發展提供機遇。國家的富強、民族的興旺、企業的發達和個人的發展，無不依賴於對知識的掌握和創造性的開拓與應用，而知識的生產、學習、創新，則成為人類最重要的活動，知識已成了時代發展的主流，尤其是以高科技信息為主體的知識經濟體係，迅速擴展令世人矚目。在信息時代來臨和知識經濟大潮麵前，世界各國都有一種“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緊迫感。無論是個人還是社會，無論是國家還是政黨，如果不加強學習，不提高學習能力，勢必會落伍。正是基於對時代發展趨勢的深刻認識和對自身使命的清醒把握，我們黨明確提出了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的戰略目標。
二、學習型社會與學習型組織建設蔚然成風
現代科學技術進步日新月異，新發明、新創造層出不窮，知識生產、知識傳播不斷加速，知識和人才成為社會發展進步的第一資源，知識經濟、創意產業成為重要經濟形態，創新能力成為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的核心因素。重視和加強學習，倡導建設學習型社會與學習型組織蔚然成風，已經成為一股世界潮流。
所謂學習型社會，就是指參與社會運行與創造的各類主體，始終保持不斷學習的狀態，始終以學習促進創新，淘汰陳舊與落後，保持開放與進取的社會動力的社會形態。
196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巴黎召開會議，著名教育家藍格朗以《論終生教育》為題作了學術報告，引起強烈反響。1968年，美國著名教育家赫欽斯在《學習社會》一書中提出“學習社會”的理念，他指出，學習社會除了指提供成年人不同階段的成人教育以外，更是一種以學習、以自我實現、個性發展為目標的社會。20世紀70年代，學習社會的提法引起廣泛重視。197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國際教育委員會的報告：《學會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報告指出，教育和社會的關係正在發生變化，反映這一變化的概念，“我們稱之為學習化的社會”。從此，終身教育和學習型社會的理念就在國際社會迅速傳播開來，成為許多國家、地區、社會團體推進和實施教育改革和發展的指導原則，成為社會發展和社會進步追求的一個重要目標。
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了由學曆社會向學習型社會過渡的政策。1991年4月美國政府提出了教育發展的四大戰略，其中的兩大戰略就是“把美國變成人人學習之國”、“把社區變成大課堂”。之後，新加坡政府提出要建設“學習型政府”；日本提出把大阪建成“學習型城市”。1994年8月，西方七國首腦會議首次正式建議：“通過較好的教育和培訓，發展一種終身學習的文化，對人增加投資。”1994年11月在意大利羅馬、1997年3月在加拿大渥太華召開的兩次世界終身學習會議，都提出了“終身學習是21世紀的生存概念”的思想。
2001年5月，江澤民同誌代表中國政府在亞太經合組織人力資源能力建設高峰會議上明確提出了“構築終身教育體係，創建學習型社會”的口號，得到社會各界的響應。黨的十六大將“形成全民學習、終身學習的學習型社會，促進人的全麵發展”作為了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2003年，胡錦濤同誌在全國人才工作會議上強調，構建人人享有學習和成才機會的學習型社會，是抓住和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應對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的必然要求，是全麵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麵的必然要求，是增強黨的執政能力、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必然要求。黨的十七大進一步將建設學習型社會作為改善民生、加快推進社會建設的重要內容。在中國這樣一個擁有十幾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建設學習型社會、構建全民終身教育體係是有效應對新時期國內國際各種機遇與挑戰、深入貫徹科學發展觀、實現經濟社會健康可持續發展的迫切需要，是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內在要求，體現了全國人民的共同願望。學習型社會建設業已成為事關國家和民族生存與發展、文明和進步的重大事業，是全麵建設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重要目標和重要內容，是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落實“科教興國”、“人才強國”戰略的重要體現。
學習型組織最初的構想源於美國麻省理工學院佛瑞斯特教授。他是一位傑出的技術專家，是20世紀50年代早期世界第一部通用電腦“旋風”創製小組的領導者。他開創的係統動力學是提供研究人類動態性複雜的方法。所謂動態性複雜，就是將萬事萬物看成是動態的、不斷變化的過程之中，仿佛是永不止息之流。1956年，佛瑞斯特以他在自動控製中學到的信息反饋原理研究通用電氣公司的存貨問題時有了驚人的發現，從此致力於研究企業內部各種信息與決策所形成的互動結構，究竟是如何影響各項活動的，並回過頭來影響決策本身的起伏變化的形態。佛瑞斯特既不做預測，也不單看趨勢，而是深入地思考複雜變化背後的本質——整體動態運作的基本機製。他提出的係統動力學與目前自然科學中最新發展的混沌理論和複雜理論所闡述的概念，在某些方麵具有相通之處。1965年，他發表了一篇題為《企業的新設計》的論文，運用係統動力學原理，非常具體地構想出未來企業組織的理想形態——層次扁平化、組織信息化、結構開放化，逐漸由從屬關係轉向為工作夥伴關係，不斷學習，不斷重新調整結構關係。這是關於學習型企業的最初構想。
彼得·聖吉是學習型組織理論的奠基人。作為佛瑞斯特的學生，他一直致力於研究以係統動力學為基礎的更理想的組織。1970年在斯坦福大學獲航空及太空工程學士學位後，彼得·聖吉進入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攻讀博士學位，師從佛瑞斯特，研究係統動力學與組織學習、創造理論、認識科學等融合，發展出一種全新的組織概念。他用了近十年的時間對數千家企業進行研究和案例分析，於1990年完成其代表作《第五項修煉——學習型組織的藝術與實務》。他指出現代企業所欠缺的就是係統思考的能力。它是一種整體動態的搭配能力，因為缺乏它而使得許多組織無法有效學習。之所以會如此，正是因為現代組織分工、負責的方式將組織切割，而使人們的行動與其時空上相距較遠。當不需要為自己的行動的結果負責時，人們就不會去修正其行為，也就是無法有效地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