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經濟利益在國際關係中仍占有突出的位置，地緣政治、軍事安全、意識形態的作用有所上升
當前，經濟關係在國際關係中的主導作用進一步加強，各國繼續把發展經濟置於國家戰略的首位。為了迎接21世紀的機遇和挑戰，以科技為先導來提高綜合國力和經濟實力的競爭越來越激烈。各國政府紛紛調整科技政策，製定科技發展戰略，加強政府對科技的宏觀管理，大力推進科技與經濟結合，全麵推進科技合作。發達國家一貫重視科技，一些第三世界和發展中國家也逐步認識到科技在推動經濟發展和國際競爭中的重要作用，加大了對科技的投入。新的科技革命方興未艾，不僅影響和帶動了各國經濟的發展，還將對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產生深刻影響。
與此同時，世界範圍內意識形態、思想文化領域的矛盾與摩擦日趨尖銳。西方憑借經濟實力和壟斷國際傳媒的優勢，對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和廣大發展中國家進行大規模的思想、文化滲透，借口所謂人權、民主等問題幹涉他國內政，試圖把西方的社會政治製度、意識形態、價值觀念強加於別國。廣大發展中國家堅持維護自己的民族文化傳統、價值觀念，堅持尋求適合本國實際的社會政治製度和發展模式，反對西方的霸權主義。不同意識形態、價值觀和發展模式的矛盾突出，滲透與反滲透、幹涉與反幹涉的鬥爭將越來越激烈。
美國堅持冷戰思維，宣稱要以軍事實力作為維護它在全球領導地位的最主要手段，並加緊構築適應新形勢的安全體係。美導彈襲擊伊拉克等軍事行動表明，使用軍事力量仍是美維持其戰略利益的一種手段，絕不會輕易放棄。美國軍費開支居世界第一，最近又增加了購買高精尖武器和研製新武器的費用。近年來，日本政治右傾趨向加劇，軍國主義勢力抬頭，依托其經濟實力，不斷擴充軍事力量，加快了走向政治大國和軍事強國的步伐。1996年日本軍費開支達500億美元，居世界第二，軍費增長率居西方國家之首。俄羅斯加大獨聯體軍事一體化力度，反對北約東擴和西方對獨聯體國家的滲透。西方大國都在調整軍事戰略，並把軍隊建設的重點轉向研製高科技武器，這是當前世界軍事形勢的一個重要特點，並且有可能逐步深化成一場軍事新技術革命。
（五）發展中國家總體實力增長，國際地位正在發生新的變化
發展中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地位和影響進一步上升，占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由1974年的13%上升到1995年的29%。發展中國家之間“南南合作”的勢頭有所加強，以地區為依托聯合自強的趨勢進一步發展。亞洲特別是東亞的崛起，對美歐主宰國際政治經濟的局麵形成挑戰。中國政治穩定，經濟增長高居全球榜首，實力不斷增強，不僅在本地區政治、安全領域的影響明顯上升，而且正在成為牽動世界大國關係調整的重要動因。東盟繼越南成為新成員後，又吸收了柬、老、緬，建立了10國大同盟，與中、俄、印同時建立全麵對話國關係，進一步調整原來過於向美、日、歐傾斜的政策，開始向獨立的地區一極加速發展。拉美成為僅次於亞洲的新的經濟增長中心，與歐、亞各國的關係日益密切，對美國的霸權主義行徑越來越不滿，對美國的獨立性增強，在事關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的重大問題上，對美國進行堅決抵製。在中東，阿拉伯國家加強協調，抗衡美國，並同聲譴責美再次襲擊伊拉克。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中，加強協調、團結合作的趨勢在增加，這對國際新格局的形成將產生重要影響。
二、我國對外關係勢頭看好
1996年西方國家給我國製造的麻煩多於往年。年初西方發動人權攻勢，製造所謂“虐待兒童”的駭人聽聞的謊言，對我實行圍攻，在國際上掀起新的反華高潮。美國、德國、澳大利亞及歐洲議會在人權、台灣、西藏、知識產權、軍控、貿易等問題上幹涉我國內政，給我國製造麻煩的次數增多。日本在曆史認識問題和釣魚島問題上挑起事端。中美、中德、中日關係都曾出現過危機。但由於中央決策正確，策略得當，我們在這些鬥爭中都贏得了主動和勝利。這一年，我國外交十分活躍，取得舉世矚目的重大成果。一年中，我國領導人出訪93國，其中中央主要領導人出訪42國；共接待32個發展中國家的元首、政府首腦來訪。江澤民去年訪問非洲6國、歐亞6國、東亞、南亞四國，李鵬訪問法國、拉美三國和俄羅斯，推動了我國同歐、亞、非、拉美關係進一步發展，同時對鞏固周邊和平環境具有重要意義。在聯合國第52屆人權會上，中國以較大優勢在程序性表決中第6次打掉西方反華議案。連西方國家也不得不承認，中國是1996年國際舞台上的“大贏家”。對去年我國對外關係的情況，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麵去認識和把握。
一是中美關係。近年來，由於美國不斷製造麻煩，中美關係一直起伏不定。中美間的主要問題是台灣問題。從前年6月美國允許李登輝訪美，到去年4月美出動航母艦隊到台灣海峽進行威脅，造成中美關係中最大的危機。我國在這場持續10個多月的鬥爭中取得了重大的勝利，促成了美國朝野對對華政策的反思。克林頓訪奧時承認，遏製中國是消極戰略，這等於公開宣布對華“遏製政策”的失敗。美國開始認識到，除與中國保持全麵接觸外，已別無選擇。從去年下半年開始，美國將對華政策進行了比較大的調整，由過去的以遏製為主轉變為以接觸為主。美國向我國作出一係列承諾，重申堅持一個中國政策，遵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原則，不接受台灣高層人士訪美，不派內閣官員訪台，不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等。去年美國國會在批準中國最惠國待遇時相當順利，這是前所未有的。克林頓連任美國總統後，決定同中國發展“建設性的接觸關係”，中美關係改善氣氛回升。先是美國務卿訪華，隨後江澤民和克林頓在亞太經合組織(APEC)會議期間進行了會談，雙方商定1997年江澤民訪美，1998年克林頓訪華，這是中美關係改善的重要標誌。
中美關係的發展，對西方有帶動作用，有利於我外交全局和為我國經濟建設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但是，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到美對華政策的兩麵性。美視中國為“潛在威脅”，對華政策的調整是策略性的，所謂對中國“全麵接觸”，是要從多方麵對中國施加影響，最終目的是把中國融入以美為主導的國際體係，也就是“西化”、分化中國。對此我們要有充分的認識，絲毫不能麻痹。美對華“西化”、分化、遏製的長遠戰略目標不會改變，隻是手法有所變換。在促使中國演變的途徑上，由從外部施壓為主，轉向更多地調動我內部的矛盾，期待中國走蘇聯“自我解體”之路。“接觸戰略”的推行，雖然表麵上會減少衝突的次數和烈度，但它更具欺騙性，其隱性威脅和長期性威脅更大，因而危險性也更大。特別需要注意的是，他們慣於利用各種接觸交往的機會，如“研討會”、“基金會”、“培訓中心”、“社會調查”等等，並通過廣播影視、圖書報刊傳播資產階級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宣揚腐朽的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對我進行潛移默化的意識形態滲透。對此，我們一定要有清醒的認識。總之，今後中美間的麻煩還不會少，我們應繼續貫徹“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不搞對抗”的方針，堅持以兩手對兩手，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爭取中美關係逐步改善，並有所發展。
二是中日關係。日本是我國重要的鄰國和重要經貿合作夥伴。在當前多極化的國際形勢下，穩定中日關係，擴大中日經貿合作，對我保持和平周邊環境，利用西方矛盾，加快經濟建設，都有重要意義。但是，日本出於謀求政治大國地位和亞洲老大的政治目的，一直視我國為主要對手。特別是最近一個時期，日本政治傾向右轉，右翼勢力活動猖獗，保守勢力膨脹，軍國主義勢力抬頭，對華關係中的消極因素上升。去年，日本少數右翼政客和國會成員接二連三大放厥詞，美化日本侵略曆史；借口我核試驗中止對華無償援助；對我台灣海峽軍事演習說三道四，是西方國家中惟一追隨美國向我提出“交涉”的國家；利用各種機會渲染“中國威脅論”（此論是日本在90年代初首先創造出來的，其目的是企圖遏製中國的發展）；與美國結成軍事同盟，防範和牽製中國；橋本參拜靖國神社，打破了11年來日本現職首相不參拜靖國神社的慣例；日本政府還放任、縱容右翼團體非法登上我釣魚島，並一再聲稱日，本對該島擁有主權。這些動向反映了冷戰後日本對華政策的調整，即隨著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綜合國力不斷增強，國際地位日益提高，日本對我防範的一麵上升。從長遠看，中日之間的摩擦和矛盾將會增加。但日本對華政策仍有兩麵性，日本在政治上特別是在謀求成為政治大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方麵有求於我，經濟上需要與美歐爭奪中國的巨大市場，在國際事務和地區事務中需與我協調合作。保持和發展對華關係，仍是日對華政策的主導方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