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暫住(3 / 3)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大陸第一部省級政府流動人口立法——《廣東省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辦法》,於1987年正式出台了。這一辦法的初衷,還不是管理流動人口和暫住人口,而是計劃生育。在當時,作為基本國策的計劃生育政策剛實施,麵臨頑固而強大的傳統勢力的挑戰,把人口控製下來是第一位的,其他都隻是第二位。要控製人口,就必須管住“大肚皮”和“超生遊擊隊”。這是廣東立法的本意。然而,客觀上,它卻起到了管理流動人口和暫住人口的作用。因為超生指標,是要算在孩子出生地政府頭上的,這就不僅要注視“流動”,關鍵是要管住“落腳”即暫住。該辦法規定:“未按規定交驗婚育證明或經查驗證明不合格的育齡流動人員,有關部門、單位和業主不予辦理暫住證、車輛駕駛執照、營業執照、務工許可證,不得讓其購買或租借房屋,承辦或租賃經營;一切機關、團體、企事業單位、個體工商戶、房屋業主和流動人員組織的建築包工隊、種養隊等不得招用或容留。”這令我們想起了我國曆史上的“牧民”術。在封建社會,統治者視老百姓如牛羊,不是謂之管,而是牧。管仲從百姓管理牛羊的經驗中得到啟示,曾提出了“牧民”術,讓奔亡者無所匿,讓遷徙者無所容。《國語·魯語上》說:“且夫君也者,將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縱私回而棄民事,民旁有慝無由省之,益邪多矣。”東晉葛洪在《抱樸子·百裏》中說:“蒞政而政荒,牧民而民散” ,則說明“牧民”的有限與“牧民”的不當危害。

當然,管理還是必要的,有事就要有人管,我們不能無政府。這個辦法出台的意義在於:它第一次將流動人口和暫住人口管理列入地方立法,結束了長期以來無法可依的曆史;同時,它打破了傳統戶籍管理中以管人為中心的理念,圍繞“暫住”這個新特點,實行了以管屋為重點的轉變,讓離開了戶籍地的居民,實行暫住與教育、醫療、社會保障、選舉與被選舉等掛鉤,公民權益得到保障。可是,該辦法第一次引入的“暫住”概念,以及以暫住證驗明正身的方式,也讓這次中國曆史上最浩大的人口流動潮,蒙上了一個帶有身份歧視的命名陰影。自從暫住證誕生之日起,就有不少國人在迷茫中發問:我們為什麼要暫住在自己的祖國?有的甚至詛咒:狗日的暫住!

暫住,從此在多少人的心靈打上了鬱悶的烙印,或者說傷害了多少人的感情!

“大酒”之後:城郊廉租屋

我來到城郊,來到這片暫住人口聚集地,已是在這次喝完“大酒”,案件已處理完畢,事件平息之後。

我是抱住一種好奇與探尋就裏的目的來的。

關於暫住。

新區建設時,這裏還是鄉村。後來城市不斷發展,規劃一次次修編擴充,這裏不僅成了發展意義上的城市規劃區,而且已是地地道道的城鄉結合部。所謂結合部,是一個複雜的混合體。它首先表明,城市正一步步侵入,鄉村正一步步逃離,或者丟失。此刻,侵入與逃離,正表現出一種此長彼消的膠著。它還表明,這裏是一個大家都在管,都會管,都可能管,又大家都不願管,不會管,可能不管的地方,關鍵看什麼事,利多還是弊大。事實上,不僅這個城市,整個中國,這樣的城鄉結合部到處都是。可以說,隻要是城,就不可避免地在擴張,大城市變成大都市,中等城市變成大城市,小城鎮變成小城市。

推動這種擴展的原動力,是“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的趨好心理,是城市說不盡道不明的誘惑。

包括巍峨高聳的樓房,迷幻斑斕的幕牆,琳琅滿目的超市,寬闊氣派的街道,五彩耀眼的霓裳,聲嘶力竭的舞池,豪華高貴的轎車,時尚新潮的流行裝,舒適優雅的生活環境,都是誘惑的重要元素。在極左時期,這些誘惑都被視為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臭名昭著,人皆誅之;而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是不斷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這卻被遺忘了,扭曲了,消解於沒完沒了、沒有盡頭的“艱苦奮鬥”光環裏。

此刻,卻又走向了另一極端。“圍城”裏的美好與醜陋,輝煌與慘淡,幸福與不幸,都成了迷幻般的色彩,令人眼花繚亂,不能自已;在誘惑麵前,眼淚往往總是被忽略。

比如這裏的城鄉結合部,這些廉租屋;比如這些居無定所,神無定處,提心吊膽過日子的暫住人口。

市和區縣的換屆已經結束,各項工作步入正軌,人感到一身輕鬆。一切都已歸於平靜,不僅那場緊張的追逃,還有緊張異常的官場角逐。這個城市白天的喧囂,夜晚的光怪陸離,晴空的燦爛和雨天的憂鬱,都歸於一種怡然的平靜。也許是出於一種複雜的憐憫之心,我想親眼看看這些暫住的異鄉人生活的環境。晚飯後,我與老婆外出散步,竟鬼使神差,不知不覺來到這裏,來到這片城市暫住人口的聚集地。

在此之前,我剛到政協工作,就曾看到一份委員提案。引起我注視的,首先是那個醒目的題目:《彝族流動人口的問題和對策》。這個提案,以大量翔實充分的事實,說明了城郊結合部聚集的彝族暫住人口,帶來的大量複雜多變的社會問題。提案表明,城郊某鎮的14個行政村,幾乎村村都有暫住彝族人口,舉家遷入的就有37戶,216人。其中,全意9社就達9戶60多人,超過本社人口一半。這些彝族暫住居民,大多以包種土地為生,也有的進城兼打零工。平均每戶包種3—5戶當地農民耕地,人均年收入3788元。最突出的是社會治安問題。這些結合部和暫住區,由於處於“幾不管”地帶,往往藏汙納垢,治安案件較多,是其他地區的數倍。不一定是暫住人口犯案,往往一些流竄逃逸人員也混跡其中,來無蹤,去無影,令人防不勝防。同時,這些暫住人口的計劃生育、孩子入學、醫療衛生、民族宗教、社會保險等等,都存在較多問題。有位叫阿依木的女子,年僅29歲,已是5個孩子的母親,有2個上戶,3個黑戶。她坦言,逃到這裏暫住,就是躲避計劃生育。因為“娃娃生少了,家族的人都不高興。至於讀不上書麼,隻要會說漢話,懂些道理就成,管不了那麼多了”。

當然,這並不僅僅是提案,而是我眼前的事實。

令人驚訝的破敗凋零,一下擊碎了我的城市美夢,生活於這個城市的福蔭裏,我甚至有一種負罪的感覺。幾條寬敞筆直的大道,從城市深處出來,不由分說,野蠻地從田野縱橫穿過,不僅沒有帶來城市的繁榮,反而擊碎了村莊懷揣已久的美夢。柔軟的田野頃刻間被分割肢解了,包括原有的田埂和田疇,還有田間稀稀落落的油菜,綠瑩瑩的豌豆胡豆,剛冒出嫩尖的麥苗,都傷痕累累,殘缺不全。一條溝渠,帶著一些孱弱的水,抱住拯救的雄心壯誌,從林盤裏蜿蜒而出。可是,還沒有流到莊稼地,就溝垮了,水枯了,溝渠底留下一些汙黑的殘跡,還有幾條死魚的骸。房屋是最好的佐證,關於村莊,它試圖留下更多的美好記憶,以茅屋、炊煙和古井的方式。可是,它顯然顯得體力不支。牆壁上一個血淋淋的“拆”字,不僅嚇跑了房屋原有的主人,留下一幢幢殘垣斷壁,而且招徠了來自各方的流動人口。原有居民搬走了,城市又一時顧不上這裏。於是,暫住與暫租,正合了雙方的心意,微不足道的利益,讓逃離者和進入者一拍即合,這裏成了城郊最龐雜的廉租屋群。在我眼前,是這樣的情景:逃離的村莊,既不像村莊,也不像城市,更像是一個巫婆,一臉一身的花裏胡哨,不知是在念著創世記,還是世界末日的咒語。

我們來到這個特殊的家,那位在誤會追逃中,不慎摔死的彝族小夥子生前的暫住地。小夥子死了,他的舅舅在與族人一道喝完“大酒”後,也離開了這裏。這幢被拆去半截的殘屋,此刻已是人去房空,房門緊鎖。門上貼出一張新的招租啟事,上麵除寫著“旺房招租,價廉屋美”字樣外,還留有聯係電話。

立冬剛過,天下著雨,雨不大,卻很陰冷。那一場“大酒”,驅不走城郊廉租屋內一個綿長的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