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百年滄桑
隨著清王朝經過回光返照式的所謂中興而徹底地“無可奈何花落去”，由“中興名臣”曾國藩帶給他家族的輝煌也很快黯淡下去。這倒未必是這個家族的悲哀，因為時代的變遷對這個家族的無可抗拒的改造，最終帶給它的是淘舊換新。當然，此一過程是在這個家族激烈動蕩和分化之中進行的。況且，隨著這個家族人丁自然繁衍的幾何級遞增，一輩比一輩遠離它的先祖，各家各人的生活道路所受大家族血緣關係的影響力越來越小，“風流雲散”恐怕成為描述這個家族後裔上述情勢的最恰當的字眼。
從前邊已經述及的情況可以看出，曾氏家族經受時代新舊嬗替所造成的衝擊最大的是在其“廣”字輩上。他們既有過襲爵得蔭、身膺人臣的履曆，又是在他們手中解下了牽係在清王朝身上的命運之纜。可以想見，當清朝黃龍旗最終廢棄降落的時候，他們的心緒一定複雜得難以名狀。但是，他們畢竟沒有死硬地以清朝的遺少自居去充當殉葬品。甚至在清朝的破舟還沒有徹底沉沒之前，他們就撤離下船而另尋他路，不知算是聰明還是出於無奈。
當然，他們也都沒有成為棄舊圖新的鬥士，隻是被激蕩的政治浪潮衝擊著身不由己地浮遊飄移的青萍而已。不管他們願意不願意，反正清朝臣子的身份是終於沒有了，一改而成為民國的國民。不過開創民國新紀元的革命黨人執政卻隻是曇花一現，很快，同樣是清朝臣子出身的袁世凱搖身變成民國的“總統”（由“臨時”到正式）。這位機詐透頂的“總統”，骨子裏卻總留戀著皇朝的舊夢，想過把做皇帝的癮，不料很快在舉國上下的討伐之中嗚呼哀哉。但國家的轉機依然沒有到來，接著便是軍閥割據、混戰，“你方唱罷我登場”，一種更為紊亂局麵的出現。對這一切，曾家廣字輩兄弟們已全然沒有影響大局的力量了，不過，他們還試圖利用他們這個政治上曾得勢一時的家族“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的餘勁兒，做點兒他們覺得應該做的事情。
支持兒輩辦學便是一例。
寶蓀從海外歸國後，就迫不及待地籌劃興辦學校。學校以她祖母的館名命名，叫做“藝芳女校”，校址選在長沙。先是在西園一個地方，不久就遷到浩園——“曾文正公祠”坐落之處。這中間，就靠了父輩與長沙的地方士紳聯絡協商，並且是由父輩邀請一些名紳組成學校董事會，申請得在教育廳正式立案。在先祖祭祠的處所辦校，這既是一種公益，也是比單作祭祠更有實效的對先祖的宣傳和紀念吧？
據曾寶蓀憶述：當年長沙曾文正公祠，是由清朝皇家所賜祭銀三千兩，門生親友祭奠銀四五千兩，還有監商捐助的若幹銀兩，合資而建成的。坐落在長沙小吳門正街，占地約百畝。祠堂正門朝南，有甬道直達正殿。正殿上設有曾文正公的神位，神龕上有“以勞定國”的匾額。大殿東邊為思賢書局，內有客廳、船廳、藏書樓。西邊為思賢講舍，是供士子們讀書、山長講學的地方。當年由郭嵩燾與曾紀澤商量，把王船山（夫之）的神主供於思賢講舍。王船山以其種族革命思想甚深當時還為清廷所忌，不許他配享孔廟，連他的著作也列為禁品。曾國藩生前就頗推崇王船山，後來又由傳忠書局印行了王船山遺書。
讓這王老夫子配享曾國藩祠，當時固然有些“異端”的味道，但若就思想和學問而言，似乎又不免讓人覺得有些主配倒置。不過，王老夫子的神主畢竟有了一個頗好的安身之處，他的亡靈不出祠堂大院就可遊覽園林佳景。因為文正祠正殿之後，就是名曰“浩園”的花園。還是據曾寶蓀的憶述：由文正祠的正殿後出來，便看見一帶青山，山後有一個大池塘，大約廣袤十餘畝，成曲尺形，長邊狹仄，抵思賢書局，短邊寬大，盡頭有一八角亭。“曲尺”轉彎處有一玲瓏石山並小石橋，石山上有一茅亭，題曰“存樸亭”。由存樸亭下來，沿著石磚路，便到八角亭。八角亭原作為生員書舍，迤東便到了聽雨軒。此處樓台高聳，為園中最高處，可以看見城中風景。再東為回廊及石山小徑，直達思賢書局。路上也可經過一大石橋，至正殿後廳。沿途花木竹樹，極為美觀。
從曾國藩祠址的規模形製，可以看出他逝後仍然享得的榮耀，這同時也是他的家族門第政治規格的一種象征。在民國代清之後，這所祭祠雖說得以保留下來，但它也同樣經曆了場場兵燹，重重磨難。到藝芳女校遷址這裏的時候，已是斷井頹垣，危樓廢閣，滿目淒景。祠主後裔在這裏辦學，也正是一個修葺的機會。也許，他們覺得修葺的不僅僅是一座祖上的祭祠，而且也是在修補一個家族的曆史創傷。
學校在這裏辦起來了，而且是由後裔中的基督徒倡辦的一所女校，辦得還相當紅火而有特色。這恐怕是曾國藩生前無論如何也預料不到的，如果他真有在天之靈，不知此時又該作何感慨。
辦學之外，還利用這裏別致的景觀舉行遊園會、納涼會、燈會等活動，借以募捐救災。有一次賑濟省中旱災，藝芳女校的捐款數額僅僅次於省政府發放的救濟金，而當時藝芳的學生不過百人。曾寶蓀為此感言：“基督教的精神，救人濟世可說完全做到了。”
藝芳女校的開辦正值新文化運動期間，也自然要受到運動的影響。有的教師積極提倡白話文，還辦了一份名叫《藝芳雜俎》的刊物，登載些有關新文化的作品。師生們也頗關心時事。軍閥張敬堯督湘時，為增稅收開放湘米出境，而當時湖南正值災荒，民食困難，各界發起禁米出湘的請願，藝芳女校的師生不但參加，並且堅持到底。
國民革命運動的風暴來了。藝芳的主人，卻不是順應而是抵觸。
民國十五年（1926）的秋季，國民革命軍北上，俄國顧問鮑羅廷等人來到這裏。此前，就有毛澤東、鄧演達、郭亮、柳荀直等人在文正祠西麵的思賢講舍開辦了一個船山學社。當時，他們也推崇王船山，當然跟曾國藩的推崇王船山意境上自有不同。不過，即使毛澤東當初也不但不仇視曾國藩，而且有過“獨服曾文正公”的由衷之言。國民革命運動時，毛澤東已早就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當然不會再有昔日對“曾文正公”的那份鍾情，有的是“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的那般鼓動造反的豪氣。踞一踞曾文正公的祭祠，踏一踏在昔日儼然禁地的浩園，攪一攪洋教徒辦的藝芳女校又何足道哉！
據曾寶蓀的憶述，自鮑羅廷等人到來，“船山分子”把藝芳與船山中間的牆打倒，日夜出入浩園，不能禁止，並且有一筆名“短棍”的人，每日在《湖南日報》痛罵各校校長，藝芳首當其衝，還出有打倒藝芳的專號，她曾寶蓀身負土豪、劣紳、地主、封建餘孽、帝國主義走狗等罪名。
為了保全藝芳學校，曾寶蓀辭去校長職務。當然，該校實際上還是由曾家人控製著，堅持所謂“自治獨立的精神”，繼續與風起雲湧的革命運動對抗，甚至表示，即使學校被封也不退讓，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結果，該校在民國十六年（1927）春夏之交真的被封閉了。後來，它又幾度複而廢，廢而複，曆程頗為坎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