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舊族新風
人們也許注意到這樣一種自然現象：一株樹冠凋敝、枝幹枯黃的樹木說不定在某些部位鑽出幾簇新芽，抽出幾條嫩枝，顯得那般鮮活而富有生機，和整株樹木的衰敗態勢極不協調，這也算是其自身的一種新陳代謝吧？在人類社會，大到一個國家、民族，小到一個家族、家庭，不也總是在不斷地進行新陳代謝嗎？
曾國藩的家族也是如此。
一場維新運動在戊戌年（光緒二十四年，1898）高潮起落的曆史為人熟知，而誰能想到曾氏家族中也有人參與呢？當然，他們算不上主將，留下來的有關材料也欠明晰具體，僅僅是透露出種種跡象。
且看當時正在北京讀書的曾寶蓀的記述：
那是戊戌八月裏的一天。那天清早有蒙蒙細雨。我家裏的人從祖母起，都起得極早。那時我父親已於七月離京，家中隻有二叔父母（按：指廣鎔夫婦）七叔父母（按：指廣鍾夫婦）及其餘女眷。我隻看見家中叔父們還有聽差的出出進進，往來奔走，有時大聲呼叫，有時附耳細語。連教書老師也沒有上生書。我們三個學生，隻想知道是什麼事。隻聽見說菜市口殺人，又說有湖南人，又說虧得我父親走了！過了好幾日，又聽說我們忠襄公（按：指曾國荃）房下的伯航三叔服毒自盡，可見我們曾家也是新黨。我的祖母郭太夫人最有見識，當出事的那一天，便吩咐七叔去湖廣會館，把門簿拿去燒了，否則按圖索驥，不知道會株連多少人了！
六君子——康廣仁、譚嗣同、林旭、楊銳、楊深秀、劉光第——被殺後，我祖父便想要全眷出京。那時我父親指省廣西——武鳴府，七叔指省浙江同知，隻有二叔是刑部員外郎，不能出京。我祖母因天氣寒冷，便等到次年己亥出京。她老人家還歎息說：“隻有二房在京，我總希望他們人口平安，國家無事就好。”
將戊戌政變發生後處死“六君子”那天曾家的反應，以及其家非常慶幸曾廣鈞的及早出京，還有郭筠命焚燒湖廣會館的門簿等事聯係起來分析，曾家人士與新黨有直接瓜葛當是可信的。還有曾廣鑾的相關事情也可提供參考性佐證。劉禺生的《世載堂雜憶》中有記：
（有一次）曾小侯廣鑾在兩湖會館席間語眾曰：“皇上安置瀛台，欽派大功臣後裔四人為輔弼大臣，予與左侯孝同（按：左宗棠子）等皆入侍。一日，太後賜粥，皇上食而泣。予四人侍立，亦含淚，知有變。然皇上腸胃，隻小痛耳，蓋毒未重也。予四人乃惕懼防護。”
戊戌政變後光緒帝被囚禁瀛台，據說曾安置曾廣鑾、左孝同等四個“大功臣後裔”負“稽查”之責，以“無使皇上再惑奸語”（這是上引同則材料中記及的曾廣鑾所說，慈禧召見他們布置任務時的話）。而慈禧太後設法欲除之，所謂“賜粥”即企圖毒殺之舉，隻是這次沒有得逞。從曾廣鑾他們“侍立，亦含淚”的情況看，自是從心裏同情光緒帝的，而所謂“惕懼防護”，更是說提心吊膽而又很警惕地盡量保護這位落難皇上。此筆記材料具體史實情節上是否有幾分可靠不好遽斷，但對於說明曾廣鑾有同情維新的態度當不失其參考意義。
當時湖南是一個革新風氣鼎盛、新黨人士輩出的省份，從京師到湖南地方上，都有諸多湘籍的維新幹將，他們內外溝通，上下聯係，結社集群，同聲呼應。曾家當時是一個仍頗有聲望和影響的官宦門第，但又非頑固保守之族，從曾國藩即率先倡辦洋務，以後其家幾成洋務世家，對外洋情勢多所了解，對西學西藝熱衷不厭，這與維新應該說有著某種自然聯通。
就拿曾廣鈞來說吧，他的女兒寶蓀稱他為“一個極其維新”的人，並以對寶蓀她一生的三大幫助來現身說法：第一是不讓她纏足。第二是不為她幼時訂婚，要待她長大自己選擇。有一次一個同祖的伯祖父對廣鈞說：“你的女孩快九歲了，怎麼不給她定個人家，將來大了就要給人家填房了。”“我要得她自己的同意，才能定婚。”廣鈞回答。“她年小無知，有什麼知識，能夠自己拿主意？”對方反問。“等她有知識的時候，能夠選擇，讓她自己去選擇，我同意就是了。”廣鈞笑著這樣回答。從此，沒有人再提及早給寶蓀定親的事情。而這位女子長大後抱定獨身主義，一生未嫁。第三件事便是支持寶蓀出洋留學以及信奉基督教。
如果說，曾寶蓀舉及的這三項內容還隻是一種不受傳統舊習束縛的開化，那麼他曾向女兒推薦赫胥黎的《天演論》、斯賓塞的《群學肄言》、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亞當·斯密的《原富》等著作，就更足見他對維新思想的熱衷。上述著作在維新運動中曾極大地震撼思想界，並且多屬著名的維新思想家嚴複翻譯過來的名著。其實，就是上述曾寶蓀所列舉的那三項內容在當時對於曾家這等門戶來說，也已是很不簡單的趨新表現，是一種家門新風。
特別是出洋留學和信奉“洋教”，這在曾門人士中並非寶蓀一個特例，可以說是形成了一個“族群”。
讓後代出洋見世麵，是從曾國藩在世就有的立意。他引導兒子們不但治傳統的經史之學，而且特別“命長子紀澤治方言（按：指外語），命次子紀鴻治曆象”，並且把“設館以通重譯，遣童涉海以求新知”作為所主持的一項重大洋務舉措。後來曾紀澤攜眷出使西洋，自然與早先奠定的洋務基礎分不開。長於西學的曾紀鴻雖然沒有出洋，但培養後代的路數卻同於父兄。比丈夫長壽的郭筠更是如此，她不讚成八股文章，也不願後輩執迷於科舉之路，注重讓他們學習外國文字，家裏還曾專聘有外籍教師，著眼點就在於為後輩出洋留學創造條件。
不消說自曾紀澤起曾家先後數人以清朝官員的身份攜眷出使外國，使子女們能有在外國接受教育的機會，就是專門出洋留學，也果然蔚成家風，特別是到了“廣”字輩以下的“昭”字輩上。像曾約農、曾寶蓀、曾昭權（廣鍾之子）、曾昭掄（曾國潢的重孫）等，都屬其中的佼佼者。這裏，略述曾約農和曾寶蓀的有關事情。
曾約農作為曾廣銓的長子，生於光緒十九年（1893）十月，當其父被派充駐英使館參讚的時候，他才出生幾個月，在繈褓中即浮海乘槎，遠渡重洋了。到光緒十五年（1889）隨家人回國的時候，已近學齡，那時“中英文字，已能成誦”。回國度過了十來年的時光，此期中西學課程兼習，還曾一度入過教會學校武昌文華書院。十幾歲上赴英留學，先在倫敦大學攻讀理科，獲博士學位，又轉校修習采礦工程，還在軍官訓練班接受過培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