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拒簽在中國外交的曆史中具有裏程碑式的意義。中國第一次堅決地對列強說“不”，打破了“始爭終讓”的外交局麵，最後沒有退讓。這也是中國外交勝利的起點，之後，中國一步步奪回了喪失的主權。
巴黎和會懸而未決的山東問題，最終在1921年華盛頓會議上得到了解決。經過 36次談判，中日簽署了《解決山東懸案條約》及附件，日本無可奈何地一步步交出了強占的山東權益。
顧維鈞還有一個故事能讓我們深深體會到了他那不屈的氣節和維護祖國尊嚴的正氣。
1954年12月2日，台灣當局與美國經過一個月的談判後簽署《共同防禦條約》。
台美之間圍繞《共同防禦條約》的交涉由此進入遞交各自立法機構批準的最後階段。此時人民解放軍對在台灣當局控製下的大陳諸島發起進攻，沿海島嶼遂成為台美批準條約過程中的一個焦點。圍繞如何處置大陳及金門、馬祖等島嶼問題，台美之間展開了新一輪交涉。
顧維鈞作為台灣當局的“駐美大使”以及談判《共同防禦條約》的兩個全權代表之一（另一名為台灣“外交部長”葉公超），自始至終參與了台灣與美國間關於條約交涉的整個過程。在整個台美交涉中，他主要是作為葉公超的副手出現。但由於其資深的經曆、豐富的經驗和對美國的了解，他的作用非一般副手可比。
從與美方會談過程看，葉公超較為強硬，常正麵表達台灣方麵的立場；而顧維鈞則相對靈活，多對台灣的立場進行解釋說明。在會談陷入僵持局麵時，總是由顧維鈞出麵轉圜或另提辦法，如1月31日會談中對金門、馬祖在聲明中的具體表達方式。
雖然因長期職業外交官經曆形成的靈活應對尋求妥協的習慣，在台灣發表聲明的措詞這樣的問題上與蔣介石十分強硬的立場並不完全一致，但在防範由沿海島嶼問題導致“兩個中國”這一點上，無論是顧維鈞還是葉公超，都與蔣介石一樣十分警覺，這就為台美之間最後達成關於沿海島嶼的協議設定了一個底線。
作為一名外交官，顧維均勇敢、機智、才華橫溢，具有極強的愛國情感，為捍衛民族尊嚴，維護國家利益傾盡了全力。顧維鈞以拒絕在巴黎和會對中國的不平等合約上簽字顯示出他的非凡的民族氣節。
顧維鈞退而不休
顧維鈞退休後打算先做三件事：療養度假，以消除長期緊張工作帶來的疲勞；寫作和研究；開設事務所，提供法律谘詢，解決生計問題。
他尚未著手做這三件事，台北便通知他，希望他競選一個新的職位：聯合國國際法院法官。顧維鈞早年學習國際法，對此頗有興趣，精力和履曆都足以勝任。經過一番競選，獲得任命，於是走馬上任到了荷蘭，一幹又是10年。1964年他當選為國際法院副院長，直至 1966年他才正式告退。
顧維鈞上海故居——厚德堂
厚德堂坐落於上海嘉定西門，位於上海市嘉定鎮西大街9496號。該建築由清末民初交通銀行總裁顧晴川所建。現今厚德堂已被上海市於2003年11月 17日命為——嘉定區登記不可移動文物。
厚德堂內有房30餘間，磚木結構，平房與樓房相間，街南一開間，二進深，街北五開間，三進深。此處現為一家百貨店堆雜物的地方，雖然破敗，但屋簷下的雕花板、地麵所鋪的青磚上的連環金錢花飾都依稀可見。厚德堂內有水橋一座，水井一口，除臨街平房被改造為樓房外，其餘基本保持原狀。門前地上是用磚鋪出的清錢幣形狀，既象征了主人的身份，又似乎寓有“外圓內方”的意思。
顧維鈞故居可以說是一個真正的博物館，這裏不僅藏有關於顧維鈞的各種中外書籍，還有大量顧維鈞使用過的實物，譬如他的製服、禮帽、佩刀、文具，他獲得過的各種榮譽證書和批注的文件，他收藏的紀念品。最令人感興趣的，是顧維鈞的大量照片，從他叱吒風雲的年輕時代，一直到晚年的生活，在照片中都得到了展現。在這些照片中，可以看到顧維鈞的自信和儒雅，他的目光神態中，沒有一點自卑和怯懦。作為一位外交使者，他代表著一個有著五千年曆史的文明古國，是一個尚未蘇醒的巨人，我相信，在內心深處，他是為此自豪的，否則，他不可能有如此作為。這裏陳列的展品，都是顧維鈞在美國的家人提供的。
現在有關顧維鈞的展品都移置到了位於嘉定城中心的法華塔院內的顧維鈞紀念館，內有顧維鈞生平照片，收藏的獎章、委任狀、禮服等，還有日記的原稿等。
王選奮戰在伸張正義之路上
王選（1952—），女，祖籍浙江省義烏市崇山村，生於上海。1997年她被推舉為中國細菌戰受害者訴訟原告團團長。王選被《南方周末》、《中國婦女》等評為2002年年度人物；“CCTV感動中國2002年年度人物評選”中，王選又是十位獲選人物之一。
一個已經年過40的女性，曆時 8年的坎坎坷坷，29次走上日本的法庭，就為了揭開一個被掩蓋了60年的黑幕。作為“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者訴訟原告團”團長，王選早在 1997年前就將日本政府告上了法庭。王選不是在故意“複仇”，而是給友邦講述什麼是真正的人權與“仁道”。美國曆史學家哈裏斯這樣評價：如果中國有兩個王選，日本就會沉默。他認為，王選是一個真正愛國的中國人。王選為什麼如此執著地投身於這場細菌戰官司呢？其實，這與她的知青生涯有著密切的聯係。王選的父親原是上海市某地方法院的一名法官，在 20世紀50年代被錯劃成“右派”。1969年的夏天，隻有17歲的王選被下放到離上海不遠的浙江省義烏市崇山村。崇山村正好是她父親的故鄉，她的一些遠房親戚至今還生活在村子裏，她在這個村子生活了近4年。在這4年中，除了學會做一些簡單的農活外，使她靈魂深感震撼的是她從村子裏一些上了年歲的老人那兒聽到的有關日軍細菌戰的種種暴行。王選說，“末日般的鼠疫災難、強奸、搶劫、放火、活體解剖，無惡不作的日軍罪行，深埋在村民們記憶中。我從村民們那裏受到了最好的曆史和愛國主義教育。每當我想起這些往事，心裏總感到沉甸甸的。”
1991年5月，王選在日本築波大學開始了教育學碩士學位的學習。兩年後以 56個學分的好成績順利拿到了碩士學位。從築波大學畢業後，她進入一家日本公司。
1994年4月，王選回家鄉義烏探親。有一次同家裏人聚餐的時候，弟弟告訴她，前不久有兩位日本人專程去崇山村調查當年日軍在該村從事細菌戰的情況。此前不久，崇山村一位名叫王煥斌的人也曾發起過一場萬人簽名活動，譴責日軍當年在浙江進行細菌戰的暴行。弟弟還說，日本有一些民間團體表示，如果中國當年那些曾受日軍細菌戰侵害的受害者或者遺屬起訴日本政府，要求日本給予賠償的話，他們將會全力支持。弟弟的一席話讓她沉思：為什麼中國受害者不能自己組織起來？
曆史的瞬間仿佛回到了王選眼前：日本人在義烏傳播鼠疫，燒了大半個村子。人還沒死就把他們的肢體內髒掏了去，從腫大的淋巴裏獲取更強大的鼠疫細菌。王選家族裏有8口人罹難，義烏崇山村有396個村民死於鼠疫。
一回到日本，王選立刻設法聯係到了報紙上提到的市民團體成員鬆井英介和森正孝。她打電話說：“我要參加你們的調查。我是義烏人，我有義務。”
在這一刹那，王選覺得叔叔的死、父親的悲傷、自己到日本留學，這一切的一切都找到了意義。王選在日本讀書、工作的平靜日子就這樣結束了。
1995年8月3日，日本的一些市民團體在東京舉行了一次有關日軍細菌戰問題的國際研討會。會上專門請來了三位中國浙江省的細菌戰受害者講述受害的經過。這三個人中就有王煥斌。王選通過弟弟和王煥斌取得了聯係。不久，她就成為浙江義烏、麗水、江山、金華等地細菌戰受害者訴訟調查團的一名成員，參與前期的調查取證工作。
從1995年冬到1997年春，她多次隨同調查團回國進行調查工作。她以自己的行動感動了大家。到1997年底，“中國細菌戰受害者訴訟原告團”成立時，她被推舉擔任這個由108位受害者代表組成的原告團團長。王選坦言：“我是一根紅線。我懂得日本語言和法律；我可以方便地穿梭在中國、日本、美國之間；我經濟獨立，自己的一切往來費用全部自己承擔，不取一分錢報酬。 ”
1998年1月20日，中國細菌戰受害者訴訟原告團的代表定於這一天在浙江義烏召開第一次開庭前的最後一次準備會。會議決定由王選代表原告團在法庭上陳述意見。
1998年2月16日，對王選來說是一個極不尋常的日子。這一天她終於站在日本東京地方法院的法庭上，作為“中國細菌戰受害者訴訟原告團”的代表向法庭陳述意見。在法庭上，她第一次麵對日本法官慷慨陳詞：“50多年前，日軍作為國家政策實行的細菌戰，是當時即為國際法所禁止的戰爭犯罪。戰爭失敗前，日本政府隱瞞了這一罪行，戰後，又由於日本政府和美國對這一戰爭犯罪的隱瞞，在1946年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理應受到審判的細菌戰戰爭罪犯卻沒有受到審判。但是，正義必定會懲罰罪惡。”法庭內異常寂靜，她的發言使在場的每一個人都感到震驚，說到動情處，她情不自禁地流下熱淚。
在其後近兩年的時間內，這場訴訟共開庭20多次，但每一次日本政府都以“個人無權向政府索賠”為由加以拒絕。王選說：“在兩年的訴訟過程中，我們的調查工作非但沒有停止，而且還充分發動受害者所在的村鎮行動起來，成立調查會、受害者聯絡會等機構，並進行大規模的宣傳教育活動。”
2002年8月28日中午12時30分，一條牽動中國數十萬細菌戰受害者家屬的消息通過越洋電話傳來：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者訴訟案一審判決原告敗訴！東京地方法院由審判長岩田好二宣布了一審判決：判決首次認定了由731部隊等實施了細菌戰，“造成好多（中國）居民死亡”；但沒有支持原告要求日本政府謝罪、賠償的訴求。對於上述判決，中國原告方立刻通過律師團提出上訴。王選和律師團團長土屋公獻在記者招待會上表示，東京地方法院認定侵華日軍發動細菌戰的事實而駁回原告方的賠償要求是自相矛盾的，原告方將繼續徹底追究日本政府推卸了半個多世紀發動細菌戰罪行的責任。
早在1994年10月，浙江省義烏市江灣鄉崇山村村民就向日本駐華大使館遞交了當地一萬多村民署名的“聯合訴狀”，就日軍1940年實施細菌戰所造成的傷害，向日本政府提出謝罪並賠償的要求；1997年8月，中國浙江省和湖南常德市108名原告向日本東京地方法院正式起訴。然而東京地方法院僅一審就經過27次庭審，在一拖再拖的情況下，等到2002年8月27日才進行一審判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