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曾經說過：“可與言之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這說明，人在說話的時候要想清楚，可與之言和不可與之言的這兩種人的情況。對那些有誠心、值得信任的人我們可以與之言；但是對方如果是不能信任的人，那麼與之說一些心裏話就可能會讓自己中計，讓對方抓到自己的把柄。
對此，王陽明認為，不管是為官處世還是為人做事，都應該注意自己的言辭。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學會對人的性格做出一定的分析，考慮自己要說的話。比如，對待那些傲慢的人就應當言簡意賅，盡量不要與之多談；對那些深藏不露的人應當沉默簡言；對圓滑的人說話應當注意用詞，圓潤委婉等等。王陽明的弟子周道通曾經寫信向其表述自己周圍有很多人習慣用言語來誹謗他人，他深知這種行為是可恥的，並請老師談談這種言語誹謗他人的問題。王陽明在給他的回信中隻寫了這樣一句話：“以言語謗人，其謗淺。”意思就是說，用言語來攻擊他人的行為是一種十分膚淺的誹謗行為。
其實，王陽明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想法，不僅僅是因為他的實際經曆，還因為他飽讀詩書，對曆史上的成功人士都很推崇，很多成功者的行為都是他極力效仿的，比如隋唐時期的徐文遠。
徐文遠出身名門世家，但是家境敗落之後，隻能與父親相依為命。雖然他們的生活十分艱苦，但是徐文遠十分好學。他飽讀詩書，後來通過自己的努力進入了仕途。在官場中他應對自如，最終成為國子監博士，當時的越王還很看好他，並請他擔任祭酒一職。眼看著自己官運亨通，但是隋末農民起義泛濫，朝廷也變得十分動蕩不安，而洛陽一帶又發生了饑荒和災難，所以徐文遠隻好外出謀生。
在這期間，徐文遠正巧碰到了自己昔日的學生李密。此時的李密已經成為地方農民起義的領袖，他將徐文遠請到了自己的地盤並將其請到了朝南的正座上坐著，而自己則帶領著手下的人對他行禮。後來，李密邀請徐文遠加入自己的隊伍，徐文遠卻對李密說道：“如果你能夠將自己的決心效仿古代的伊尹或者霍光，在朝廷危難之際來輔佐皇室，那麼我就算年老體弱，也會輔佐你。但如果你要學習王莽、董卓，在國家危難之時想要謀權奪位，那麼我也就不能幫到你什麼了。”李密聽了老師的這番話之後恭敬地回答道：“是，弟子謹記老師的教誨。”盡管李密聽到徐文遠的這番話內心有些不平，但是他仍然十分尊敬自己的老師。
後來李密戰敗了，徐文遠被王世充拉攏了過去。王世充也是一位農民起義的領袖，而且王世充恰巧也是徐文遠昔日的弟子。王世充久敬老師的大名，而且也很希望徐文遠能夠歸順自己，於是他對徐文遠畢恭畢敬，提供給他錦衣玉食的生活。而徐文遠每次遇到王世充卻沒有像對待李密那樣傲慢，相反的是，徐文遠對王世充既恭敬又謙卑。
後來有人問徐文遠，同樣是弟子，為什麼對李密說話的時候總是充滿了傲氣，而對王世充則謙卑恭敬。徐文遠這樣回答道：“這兩人都曾經是我的弟子，我明白他們的本質。李密是一個正人君子，就算我像酈生對待劉邦一樣去對待他，他也定能夠像劉邦對待酈生那樣接受我；而王世充則是一個陰險小人，即便是老師，一旦得罪了他也很有可能會被他殺死。所以我必須要小心翼翼地對待王世充，一旦我言辭不當，說錯了話，那我恐怕就不能存活了。”
再後來，王世充也失敗了，並且歸順了唐朝。而徐文遠則被李世民所重用，重新被任命為國子監博士，成為唐太宗時的一大忠臣。
由此可見，徐文遠之所以能夠在那個混亂的時代裏保全自己，主要就是因為他懂得言辭得當。他善於分析他人的性格，然後據此來與之相處。
王陽明對徐文遠的這種說話處世方式十分敬佩，所以他在為官生涯中很是注意自己的言辭，時刻注意不讓自己的言辭太過露骨。王陽明後來被封為了新建伯，其實這隻是一個封號，並沒有實質性的地位，當時他也曾十分抱怨。但是，他的父親王華所說的一句“我以為懼”則讓他心服口服。王陽明認為，如果再繼續抱怨下去將會說出一些很過分的話，那麼別人就會趁機抓住他的把柄，認為他不知足，貪戀權位。於是，他後來就不再抱怨，隻是一心做學問。
在朝中為官，任何一句話都有可能被他人當成把柄，甚至還會引來禍端，所以王陽明認為為官者應該要注意自己的言辭，要懂得“話不可說得太露骨”的道理，什麼話該說，什麼話不該說，都是為官者應該了解的。王陽明認為沒有絕對的忠言，也沒有絕對的讒言。在與同僚們相處的時候也要靈活多變，不應口無遮攔，將心中的想法脫口而出。
官場中荊棘遍地，同時也沒有明確的明暗之分，而身為一個為官者，很可能背後隱藏著眾多的對手，而且對手也會時刻關注著你。所以，注意自己的言辭也是一種很好的居安思危的方式，隻有做到這一點才能夠在朝堂中站穩腳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