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IPO（首次公開發行）、VC（風險投資）一樣，PE（私募股權投資基金）、GP（General Partner，普通合夥人）、LP（Limited Partner，有限合夥人）正在迅速成長為中國普通投資者耳熟能詳的名詞。
從上海、北京、天津出現的競爭性優惠政策到各地巨型產業基金的興起，從銀行、證券業的高歌猛進到草根PE的遍地開花，一度被視為PE發展障礙的審核、融資和退出難題，都在無形中被逐漸消解和淡化，顯示了這一新生行業極強的生命力和適應性。
相較2006年底渤海產業基金出生之際，外界對於其公司製、契約製複雜設計的懵懂無知，這幾乎是一個奇跡。
PE是一種麵向合格投資人募集的專注於未上市股權投資的基金，不止投資，還介入公司管理，在創造價值後獲利退出。在結構設計上，PE一般涉及兩層實體，一層是作為管理人的基金管理公司，一層則是基金本身。
有限合夥製是國際最為常見的PE組織形式。一般情況下，基金投資者作為有限合夥人不參與管理、承擔有限責任；基金管理公司則作為普通合夥人投入少量資金，掌握管理和投資等各項決策權，承擔無限責任。
2007年修訂後的《合夥企業法》為PE發展打開了製度之門。之後，無論監管部門、地方政府還是國有投資者、銀行業、創業者，無論是外資巨鱷還是中國精英，都在混沌中開拓著這個行業的邊界和規範。在設立、融資、投資、退出的每一個環節，都演化出與中國國情接軌的操作模式。
作為社會資本、人力資本和金錢資本的組合體，PE迅速被各方賦予了新的功能。監管者將它視為培養新興產業、提供增值服務的孵化器；地方政府一度將它視為套取各方資金的另類融資平台、拉動GDP的新抓手；對於部分具有人脈和關係的內部人來說，PE則是將各種社會資源迅速貨幣化的穩妥途徑。
正是由於PE提供的想象空間，使得這一行業呈現出了爆發式增長。麵對不同力量的博弈，PE因其天然的市場化屬性，業已逸出了管理層預設的發展軌道，從官辦主導的模式向市場自生自發的方向狂飆突進。與此同時，圍繞PE的爭議亦尾隨而至，從投資者的保護到利益輸送問題，都成為監管者最為關注的話題。
2009年，刪改多次的《股權投資基金管理暫行辦法》由發改委報送到國務院。當年年底，中國證監會在深圳舉辦研討會，對於PE的監管模式，各方意見紛紜。
筆者認為，對於這樣一個高度市場化的投融資工具，既保護其自身的活力又抑製其違規的衝動，不被異化為利益相關者攫取巨額財富的工具，才是監管者的終極目標，而充分發揮行業自律功能、提供明晰的法律規範方是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