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沃金以“自由主義”為標題的一篇闡述，對本文所討論的問題具有相當的啟發意義。[3]德沃金曾指出，某種特定的平等觀念，他稱之為“自由的平等觀念”，是自由主義的核心原則，也是自由主義區別於其他政治思想派別的主要標誌。要做出這個論證，他必須麵對兩個困難的問題。首先，是否存在“具有真實而一致的政治道德”的自由主義？這本身就是一個前提性的問題。自由主義曾被用來描述（西方自18世紀以來）多種不同的政治立場和派別，而在這些形形色色的自由主義派別之間，似乎難以辨析某種共同或相似的重要原則，這就意味著自由主義可能是各種各樣的臨時性政治聯盟。對此德沃金提出了一個論辯思路。他認為任何一種社會政治方案都包含兩種要素：“構成性的”原則和“派生性的”原則。構成性原則因其本身而具有價值（valued for their own sake），而派生性原則——作為實現構成性原則的手段——隻具有策略性的價值（valued as strategies）。就自由主義的社會政治方案來說，他認為存在著貫穿一致的構成性道德原則，這就是“自由的平等原則”。自由主義的社會政治主張之所以在實踐中表現出形形色色的差異，是策略性問題的分歧。也就是說，針對不同的現實情景，自由主義者對究竟以何種（派生性的）手段才能最有效地服務於“自由的平等”這一問題有不同的選擇。
德沃金特別考察了美國各種政治力量對於經濟增長問題的爭論，這與中國當下的狀況有很大的相關性。他指出，自由主義的批評者經常指責自由主義的所謂“增長心態”
（growth mentality）。其理由是自由派致力於經濟增長，並且將“為增長而增長”的追求作為可欲的生活形式。這種生活強調競爭、個人主義和物質滿足。美國曆史上也的確有一些被視為典型自由派的政治家強調經濟增長。但問題是，經濟增長究竟是不是自由主義的構成性原則？如是，那麼一些自由主義者麵對“片麵強調經濟增長”所造成的種種弊端，可能會質疑“經濟增長理念”，進而可能會對自由主義本身感到幻滅，就會導致“自由主義共識的破裂”。但是，如果經濟增長本身並不是自由主義的構成性原則，而隻是一個派生性的策略，一個為了追求經濟平等的目標而采用的（可商討、可辯論、可調整也可改變的）策略，那麼情況就大不相同。自由主義者可以對“經濟增長”問題持有嚴重分歧立場，但未必會因此而發生根本的分裂或陷入全麵危機。
德沃金詳細論證了為什麼自由主義在許多情況下會支持市場經濟的方案：這不是出於“效益原則”（由於市場能創造高效益），而是出於“平等原則”（因為市場經濟比單純的計劃經濟能更為平等地對待各種不同的生活選擇）。也正是由於同樣的原因，當“市場”威脅到“平等”的時候，自由主義主張對市場做出規劃和限製，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可以支持“市場與社會主義”結合的某種混合經濟。因為市場經濟本身並不是自由主義的構成性原則，而是派生性原則。這對於中國的自由主義者的啟發是，在什麼程度上對市場經濟予以何種程度的支持、施加何種限製，都不應當是一個教條性的原則，而是一個針對具體條件和狀況的可爭辯的派生性策略。
德沃金麵對的另一個難題是，自由主義的社會政治實踐在曆史上的記錄是複雜多樣的。它曾積極推動革命性的“曆史進步”，包括政教分離、普選製度與政治民主、保障和維護基本人權和言論自由，以及主張男女平等和種族平等。但是，自由主義的政治方案也曾與（國內與國際範圍的）資本主義剝削，與戰爭罪惡、與帝國主義的壓迫有著或明或暗的關係。如何在這些複雜的曆史現象中辨析“自由主義的核心理念”？對此，德沃金的論證思路是審慎的。他指出，對於自由主義核心原則的辨析固然離不開對曆史的考察，但必須結合某種理論假設或哲學分析。如果某種觀念的確是自由主義的構成性原則，那麼它必須滿足幾個理論上的條件，其中包括“真實性條件”（人們真的持有這樣的原則）；“完整性條件”（這個構成性原則能夠與整個自由主義的政治方案清晰地聯係在一起）；“獨特性條件”（得以區別其他政治道德立場），以及“普遍簡潔性條件”（足夠抽象而具有廣泛性）。德沃金細致討論了“自由的平等觀念”為何能夠通過以上幾個條件的檢驗，而得以成為自由主義的構成性原則。同時，他辨析美國政治譜係中各種（自由主義的、保守主義的與激進主義的）平等觀念之間的區別，進一步來闡明自由的平等觀念的特征。
平等並不是自由主義獨有的政治理想。激進主義當然關切平等，而保守主義也具有自己的平等觀念。那麼所謂“自由主義的平等觀念”特點何在？在德沃金的分析中，平等理念被表達為兩個原則：第一個原則要求政府將其所有公民“作為平等的人”來對待；第二個原則要求政府“平等地”對待所有的公民。第一個原則是資格權利意義上的平等，德沃金認為這是更為根本性的平等，而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同樣重視這個意義的平等。第二個原則是資源與機會分配意義上的平等，自由主義比保守主義更加重視第二種平等。一般地說，當自由與平等發生衝突的時候，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相比，更強調平等甚於自由，而與激進主義相比，更強調自由甚於平等，這使得自由主義處於政治譜係的兩極之間。這是“自由的平等觀念”的一個特征。但是自由主義的平等觀念還有另一個特征，那就是平等地對待各種“良善生活”（good life）的理念，這常常被表達為自由主義的“中立性原則”。以中立性為標誌的平等乃是自由主義所特有的，而為保守主義與激進主義所疏忽，因為保守主義與激進主義往往都在社會政治安排中，偏向某種特定的生活倫理觀念。
以德沃金的論述為例，我試圖就自由主義“無視平等”的指責做出一定的響應。以“自由的平等觀念”作為構成性原則的政治自由主義，並不是一套崇尚“市場神話”或“發展主義”的教條，而是可以與其他（包括中國社會主義革命所訴求的）平等與自由理想建立對話關係的思想學說。如此理解的自由主義，作為一種社會政治安排，對於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危及經濟平等與社會公正等問題，不是持道德可疑的“代價論”立場，而恰恰能提供有力的建設性批判。
自由主義與現代人的生活倫理
對於20世紀60年代出生的我們這一代人來說，人格形成期正好發生在“文革”之後的“思想啟蒙”時代。我們的精神成長深深地糾纏於對“重大的根本性問題”的關切。當時伴隨著關於改革開放和中國現代化的熱烈討論，同樣有關於“人生意義”的大討論。我們清楚地記得，1980年《中國青年》雜誌刊登署名“潘曉”的一封讀者來信，提出“人生的路為什麼越走越窄？”的問題，對“文革”時期提倡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人生觀提出質疑。《中國青年》雜誌共收到6萬封讀者來信，發表了30多篇文章，討論持續了8個月之久。自此之後，中國大陸的公共領域中再也沒有發生過影響如此深遠的人生觀大討論。進入90年代之後，不知不覺地，人生意義問題變成了個人的“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