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誰？無數的“我”何以形成“我們”？這是社會的身份認同問題，是民族國家的文化認同問題，也是現代多元社會的政治整合問題。
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2005年5月出版了一部新著——《誰是美國人？》（Who We are），觸及了美國在認同問題上的困惑與迷失。亨廷頓所關注的是美國的移民問題，主要是大量來自南美的西班牙裔移民。在他看來，由於這些移民與故國具有很強的文化紐帶，難以彙入美國的“大熔爐”，使美國日益分化為兩種文化、兩種語言和兩個民族，以至於美國對“誰是美國人”這一民族認同問題構成了嚴峻的挑戰。亨廷頓自己的主張很明確，美國文化的核心就是英國新教徒的價值觀念，這種文化包括職業道德規範和個人主義、英國的語言、法律製度、社會製度和習俗。亨廷頓的新論點受到了廣泛的關注與評論。有人讚賞他不顧“政治正確”教條的威脅，公然討論商界和政界出於自身利益而不敢觸及的問題。有人指出他將盎格魯– 新教主義（Anglo-Protestantism）作為美國正統文化代表的偏頗與狹隘之處。也有評論認為，亨廷頓的觀點表明了他自己對美國文化固有的包容與寬容能力缺乏信心。還有一些更為激烈的批評，認為這是一種“戴著麵具的種族主義”論調。但無論如何褒貶，這位老派政治學家的確提出了一個真實的問題。一個民族國家是不是要維係一個明確的文化傳統？要不要堅持一套核心的價值理念？或者說，放任激進的多元主義是不是一種知性與政治的迷失？
對於中國人來說，“誰是美國人”當然是一個“他們”的問題，似乎用不著我們去杞人憂天。但同樣的問題卻也是我們可以用來反身自問的。當代中國人集體認同的依據是什麼？我們能夠共享的核心價值是什麼？雖然中國沒有大量外來移民的問題，也不存在漢語分裂的危機。但是，價值多元的現代性困境也並非與當下的中國完全無關。與千年傳統文化的斷裂，生活方式的日益多樣化，急劇的社會分層造成的嚴重利益分化，這些都是我們當下麵對的事實。在近十多年來的公共思想論述中，無論是自由主義的言說、“新左派”的批判話語、還是以“讀經”運動為象征的文化保守主義呼聲，都標誌著當代社會價值取向的某種分裂。雖然各種不同的主張都暗含著某種重建價值共識的努力，但彼此之間很少有深入的卓有成效的對話，更不用說共識的達成。在大眾傳媒的討論中，幾乎對任何一個公共性問題都會出現相當嚴重的分歧。而互聯網上的爭議更為激烈，對所有重大的公共問題幾乎都會形成正反兩方的對立意見，而論辯的結果常常是以互相指責甚至人身攻擊而告終，似乎誰也沒有從中獲得什麼啟示和教益，誰也不可能改變自己也無法改變對方。
生活在一個充滿分歧和爭議的世界中，我們真的知道“我們是誰”嗎？我們是否也麵臨著價值認同的危機？
對共同價值認同的訴求在許多人看來是一種前現代的“落後”觀念。我們許多人都同意，一個健康的社會應當有多種不同的聲音，應當有多元化的個人價值取向與生活方式。這個觀念在以賽亞·伯林的著作中得到了十分有力的肯定。伯林在對20世紀人類政治悲劇的診斷中得出一個結論：鏟除多元與異議來尋求價值的和諧統一，無論以任何崇高的名義，都將導致巨大的災難。這當然是一個極富洞見的論述，至今仍然具有其警策意義。但是，問題還有另一麵。正如政治哲學家羅納德·德沃金在分析“伯林的遺產”時所指出的那樣，“危險是兩麵的”：暴政的確會訴諸那種將所有道德與政治價值整合一統的理念而使其暴行正當化，但一種相反的理念，即認為重要的政治價值都必將相互衝突，也同樣會用來為道德罪行辯解。在後一種理念中，因為相信價值的衝突是無可避免的，我們無法在多元衝突中做出任何一種正確的價值選擇，因此任何一種選擇都意味著某種犧牲，都意味著我們無可避免地要放棄某種我們珍視的價值。在無法兼顧的情況下，如果選擇自由的價值就必須犧牲平等的價值，如果選擇寬容就必須犧牲秩序，如果選擇了“不惜一切代價維護祖國統一”就必須犧牲“穩定是壓倒一切的”。德沃金認為，這種極端的價值衝突論會導致“犧牲的不可避免論”，同樣會帶來道德與政治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