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每天都在發生交通事故。1998年德國高鐵出軌，奪去了101個人的生命；2011年7月印度就接連發生三起軌道交通事故，總共造成70多人遇難。相比之下，“7·23 ”動車追尾事故絕不是最嚴重的一次。此後，幾千人趕赴求援，鐵道部發言人次日麵會記者，總理抱病親臨現場悼念安撫，並承諾要將事故徹查到底，而賠償金額一路升到91.5萬元，各種後續工作都在展開……但是，這一切似乎都不足以平息質疑、批評與責難的浪潮。為什麼一起交通事故會引起如此強烈的不滿？
許多人認為，公眾義憤的原因不在於交通事故本身，而在於救援過程中有漠視生命的粗暴行徑，有掩蓋證據的嫌疑舉動。但誰又有確鑿的證據坐實這種指控？鐵道部已經有官員表示，這種質疑完全沒有根據，而且“很傷感情”。至少，目前流傳著大量消息和說法有不少是相互矛盾的，事件的全部真相還沒有水落石出。那麼，為什麼就沒有足夠的耐心去等待？或者，即使要去推測可能的情景，為什麼不能懷著更多的善意？
讓我們想象一下最善意的推測可能：事故現場有人曾宣布“已經沒有生命跡象”，但這隻是對生命探測儀檢查結果的一個事實陳述，並沒有任何人發出過“停止生命搜救”的指令。特警支隊長邵曳戎的異議隻是針對一位工作人員的建議，他的行動沒有遇到任何壓力，實際上對生還者的搜救仍然在繼續。而掩埋車頭的措施確實是出於方便救援作業的考慮，即便是一個技術失誤，也與銷毀證據毫無關係。盡快恢複通車或許是鐵道部工作的一個考核指標，但事故的傷亡人數也同樣是重要的考核指標。那麼，無論是出於人道倫理還是職業責任，甚至相關人員自身的利益，都不該做出不惜增加傷亡而急於恢複通車的選擇。這樣善意的推測難道不是合情合理的嗎？
一個理性健全的社會，麵對尚未澄清的事件應當更有耐心和善意，至少大多人不會匆忙地去做“有罪推斷”。但是，為什麼善意的推測是如此微弱？為什麼主導民間輿論的仍然是對“無視生命價值”的指控和對“蓄意銷毀證據”的質疑？有自視清醒的網友認為是妖言惑眾，並熱心於“理性辟謠”。有自作聰明的人士開始編造各種“陰謀論”（幸好還沒有嫁禍於似乎最有嫌疑的航空公司）。當然，有關部門總是可以套用“少數別有用心的人”以及“大量不明真相的群眾”這個萬能公式。但在根本上，圍繞“7·23 ”事故的輿論狀況反映出社會民眾對公權力的信任危機。看不到這一點就無法認清大局。
魯迅曾在一個黑暗的時代說過：“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然而我還不料，也不信竟會下劣凶殘到這地步。”85年過去了，曆史已經曆經了改天換地的變化。但今天的中國仍然沒有杜絕公權的濫用，其中也不乏超出人們想象的“下劣殘忍”的個案：有貪贓枉法的惡行、有草菅人命的“管理”、有營私舞弊的交易、有欺上瞞下的伎倆。就在本文寫作前的五個月，原鐵道部部長劉誌軍被免職，原副總工程師兼運輸局局長張曙光被停職檢查。在成千上萬的公職人員中，公權私用者也許隻是極少數，但他們的腐敗以及產生腐敗的機製，已經對整個社會造成了極大的傷害，民眾對公權力的信任已經嚴重透支，這是我們當下國情與民情的一個特征。於是，任何造成生命財產重大損失的事件都可能引發公共輿論危機，惡意的推測往往會壓倒善意的理解。
如何拯救我們的善意與信任？在根本上，這要求深遠而有效的製度改革，這當然不是一日之功。在對公共危機的具體處理中，相關的責任部門有必要拋棄慣用的息事寧人模式。時代不同了，誰若是以為憑借一點公關策略就能打發民意，“消除負麵影響”，那就太過天真了。隻有以徹底敞開真相的決心麵對公眾的問責，以誠懇的對話態度麵對尖銳的質疑，才有可能獲取信任與理解。以此而論，7月24日晚上鐵道部發言人的表現是大可商榷的。他沒有解釋清楚掩埋車頭的技術必要性，也沒有澄清可能由此造成的嫌疑。更重要的，他沒有回答是否有人過早發出了停止生命搜救的指令，也沒有確認救援過程中罹難者的遺體是否得到應有的尊重。當說出“至於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對話就中斷了，再說出“這是一個奇跡”、“就這麼發生了”，相當於無可奉告，對話也就中斷了。這類言辭當然會被視為掩飾與推諉，會導向更深的質疑。而當輿論變得更為複雜的時候，有關部門再次采用慣常的通令來規約媒體，那麼真相就變得愈發撲朔迷離。
在對話中斷的地方，善意就可能被傷害，在真相朦朧的時候，信任就可能被斷送。這將為下一次事故埋下更大的隱患——更惡意的推測和更嚴重的不信任。若是無力打破這種惡性循環，無論有沒有“少數別有用心的人”，都會出現越來越多“不明真相的群眾”，爆發出難以應對的公共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