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在時下的輿論中，“普世價值”正在貶值，“特殊價值”不斷升值。雖然有國家領導人曾多次“力挺”普世價值——主張科學、民主、法製、自由、人權、平等、博愛等“是人類在漫長的曆史進程中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和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但仍然有一些善於獨立思考的理論家提出異議，對普世價值展開批評質疑。無論批判者是否讚賞思想與言論之自由的價值，這種批評行動本身恰恰表達了對這種自由的追求，是對自由的價值肯認。
所謂“價值”，是一個人或一個群體所真誠信奉的事物，是他們所珍視的重要的、有意義的和可貴的事物。至於所信奉的價值是源自中國還是外國，並不是其是非對錯的標準。許多普世價值的批評者最反感的，是某些西方人將其自身的價值強加給我們中國人。那麼很清楚，這種批判針對的不是源自“西方”，而是針對強權，是對傲慢與偏見的批判。既然如此，如果“普世價值”可能被強權利用，那麼“特殊價值”就可以幸免嗎？實際上，“特殊價值論”也是西方頗為流行的一種話語，特別在“有教養”的中產階層當中，已經盛行了至少半個世紀。這種話語主張，一切價值都是文化的產物，而所有文化都是特殊的，也是平等的。諸如此類的說法聽上去謙遜有禮，頗有寬容尊重的風範，卻完全可能暗藏著西方中心主義的傲慢與蔑視，因為這裏隱含著雙重標準：“我們”西方人才配得上享有那種價值標準，非西方的“他們”是配不上的。
2009年辭世的波蘭裔思想家萊謝克·柯拉科夫斯基對這種文化傲慢有一段令人深省的評論：“一個歐洲人言稱所有文化都是平等的”究竟是什麼意思呢？一般來說，他並不是說“如果他自己在報稅作假時敗露，就願意被剁手，或者，如果與婚外伴侶做愛被抓獲就願意被公開處以鞭刑（或對於女人，被投以亂石）。在這種情形中，他們說這是《古蘭經》的律法，而我們必須尊重有別於我們自己的傳統，實質上是在說，如果那種情形發生在這兒是可怕的，而對於那些野蠻人就是理所當然的事。因此，這並不是對我們所討論的其他文化傳統的尊重態度，而是侮辱，而所有文化都是平等的說法最不適於表達這種尊重態度”（見Modernity On Endless Trial, p. 21）。
柯拉科夫斯基鄙夷那種陳詞濫調，表達了一個勇敢的洞見：尊重異己文化的恰當方式，不是說你特殊、我也特殊，所以“你好我好大家好”，而是要講究是非對錯的原則。的確，有些原則具有文化的相對性，但不是所有的價值都是相對的。對西方霸權的抵製與反抗也必須依據基本的普世價值。比如，美國軍人在關塔那摩監獄虐待囚犯，無可爭議是錯的，而這一判斷離不開普世的人道價值標準，沒有這種標準我們對所有的暴行都隻能啞口無言。如果一方麵放棄普世標準，一方麵又依據這種標準指控各種霸權的傲慢與偽善，就會將批判陷入自相矛盾的邏輯。
關於特殊價值論，更有爭議的一個例子發生在英國殖民時期的印度。當地傳統中曾有“殉夫陪葬”（Sati）的風俗——在亡夫火葬的柴堆上將寡婦燒死陪葬。19世紀中葉英國殖民者意欲廢除這一傳統風俗，遭到地方首領代表的反對。時任英國駐印度總司令官的納皮爾爵士做如是回答：“你們說燒死寡婦是你們的風俗。好吧，我們也有一個風俗：如果有男人把一個女人活活燒死，那麼我們就會在他們的脖子上拴上繩子，然後把他們吊起來。搭起你們的火葬柴堆吧。但在柴堆的旁邊，我的木匠會搭一個絞架。你們可以遵循你們的風俗，然後我們將遵循我們的風俗。”（見Mark Steyn, America Alone, p. 193）
顯然，納皮爾爵士的“文化多元主義”是故作姿態的，其背後有一種征服者的盛氣淩人。他用英國的特殊價值“暴力性地”征服了印度地方的特殊價值。但這種解讀，即便正確，也沒有窮盡這個故事的全部意義。因為我們禁不住要發問：“殉夫陪葬”所體現的價值是對的嗎？廢除這個風俗是錯的嗎？可以因為印度是一種特殊的異邦文化而不問這種風俗的是非對錯嗎？況且，聽到地方首領們聲稱“這是我們的風俗”的時候，是否應當問一問這個“我們”究竟是誰？那些被送去陪葬的寡婦們是不是也在“我們”之內？她們是不是在強權的脅迫下不容分說地“被代表了”？
同樣，有些人主張“過濾敏感詞”是“我們的”特殊價值，也許他們在內心深處真誠地熱愛“言論被審查”的體驗與意義。但請不要將自己的獨特愛好強加給沒有這種愛好的人們，更不要以此來代表“我們的價值”。因為基本的言論自由是言論責任的基礎，也是尋求真理的先決條件（否則連對普世與特殊的價值爭論反思也不可能）。這是許多人珍視言論自由之價值的根本原因，它關係到普世的是非對錯標準，而不是所謂出自“西方”。而“一切都要與西方相左”如同“一切都要以西方為準”，都是依附盲從，而與獨立自主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