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恥辱者手記》到《中國站起來》，十年前後的摩羅似乎判若兩人，令許多人驚詫不已，甚至被舊友視作“背叛”。而他在訪談中解釋說，這種“轉變是很自然的”——“之前我是站在底層的個人視角向強權呐喊。現在我是站在一個相對的底層國家，向西方強權國家呐喊。”由此，轉變的隻是視角，而不變的是他捍衛弱勢、反抗強權的良知和勇氣。這無疑是令人尊敬的價值承諾，其“內爭民權，外爭族權”的實踐導向也非常值得讚賞。但同樣值得關注的還有摩羅不變“呐喊”風格。過去是呼喚“個人尊嚴”的呐喊，如今是關於民族國家的“偉大史詩般的呐喊”（錢文忠序文標題）。無論站在什麼立場、取何種視角，摩羅的言說總是詩性的、蒼涼的、悲憤的、決絕的，長歌當哭，一路奔向“大寫的”（個人或民族）純淨而崇高的理念。他的寫作無論新舊都透露出強烈的“悲情主義”精神氣質。
所謂“悲情主義”，就是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所說的“Kitsch”，常常被譯作“媚俗”，卻喪失了其中蘊含的深意（筆者多年前曾撰文對此做過辨析）。因為Kitsch並不僅僅意指取悅大眾的流俗風格，更主要地是指美學與道德上對“崇高激情”的欲望。昆德拉認為，Kitsch幾乎是一種哲學，訴諸純粹單一的總體邏輯，構建一種拒絕質疑的二元對立世界，尋求極端的確定性。作為Kitsch的悲情主義永遠在預謀一個高潮的來臨，期待一種“情感沉湎”，或悲痛傷懷，或激昂憤懣，或歡欣狂喜……卻唯獨沒有反諷、諧謔與複雜性。因為任何複雜性都是“噪音”，會幹擾“唯美”與“崇高”的感動，會使預謀的高潮令人掃興地落入非純粹的世界。因此，悲情主義必須幹淨地“過濾”掉日常實踐中那些偶然、多義、曖昧和悖論等豐富的非確定性因素，從而在道德上抵達無可置疑的純淨與崇高，在美學上製造感人肺腑的升華激情。在悲情主義的世界中，隻有“呐喊”和“歡呼”，卻沒有“傾聽”和“交談”。在昆德拉看來，悲情主義埋藏著導向極權主義的欲望，窒息了生活世界的多種可能性，從而扼殺了生命的真實希望。他因此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坦言：我不是反對什麼主義，我隻是反對Kitsch。
在一個物欲橫流的時代裏，在精神頹靡的氛圍中，每個人都不免受到悲情主義的誘惑。我們多麼渴望一種明確的精神力量，讓我們能超越私人的小小的喜悅哀愁，能從所謂“軟綿綿的幸福”中升華起來，抵達崇高，這會是多麼美好的體驗！悲情的呐喊是誘人的，但也可能為此犧牲了智性的清明，並導致自詡崇高的道德審判。對於摩羅的作品，需要慎思的不是他自稱無辜的“情感表達”，而是他基於情感的化約性的曆史政治論述，那種可能以“認知錯亂”為代價的“良知呼喊”。特別是因為，這種無可抑製的悲情呐喊，以詩歌和宣言的方式來論述曆史與政治，正在成為當下一種越來越流行的魅惑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