庫馬·森的研究成果也給他帶來了一定的知名度，因此擔任教職以外的職務就成了預料之中的事了。他於1980—1982年任發展研究會會長；1984年當選為經濟計量學學會會長；1986—1989年任國際經濟學協會會長；1988年起任皇家經濟學學會名譽副會長；1989年任印度經濟學協會會長；1989年起任國際經濟學協會名譽會長；1994年任美國經濟學協會會長。此外，庫馬·森還(曾)是下列組織的成員：英國學院院士、三一學院榮譽院士、美國人文社會科學院外籍榮譽院士、倫敦經濟學院榮譽院士、經濟計量協會會員、美國哲學協會會員。1972年，他還曾參與起草了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發展項目評估準則，這一準則成了許多國際組織非常有價值的參考依據。
庫馬·森曾獲得許多名譽學位，其中部分包括：1979年被(加拿大)薩斯喀徹溫大學授予名譽文學博士學位；1983年被(印度)維斯瓦-白若迪大學授予名譽文學博士學位；1984年被(英國)巴斯大學授予名譽科學博士學位；1987年被(法國)卡昂嗶嘰大學授予名譽博士學位；1988年被(意大利)博洛尼亞大學授予名譽博士學位；1989年被(美國)喬治敦大學授予名譽文學博士學位；1990年被(印度)吉達弗大學授予名譽文學博士學位；1991年被雅典經濟與工商大學授予名譽博士學位；1992年被(美國)新社會科學學院授予名譽文學博士學位；1993年被(印度)加爾各答大學授予名譽文學博士學位；1993年被(加拿大)皇後大學授予名譽法學博士學位；1994年被(瑞士)蘇黎世大學授予名譽博士學位；1995年被安特衛普大學授予名譽博士學位；1996年被牛津大學授予名譽文學博士學位；1997年被基爾大學授予名譽博士學位。
1954年獲得劍橋大學頒發的亞當·斯密獎；1955年獲得三一學院頒發的研究獎學金；1956年獲得劍橋大學頒發的史蒂文森獎；1990年獲得參議員喬瓦尼·阿涅利國際倫理道德獎；1993年獲得由(美國)塔弗茲大學頒發的吉恩·邁耶全球公民獎；1997年獲得愛丁堡獎；1998年獲得諾貝爾獎。
由於出生在亞洲，庫馬·森對亞洲有著無法割舍的感情。森用他的諾貝爾獎金設立了兩個基金會，主要用於幫助印度、孟加拉兩國降低文盲率、解決缺醫少藥、性別歧視等問題。他曾頻繁地穿梭於歐洲、美洲與亞洲之間。除了經常回到他的出生地印度以外，庫馬·森還到過中國。他曾於1999年10月到深圳出席第一屆“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並作演講。他還於2002年7月到北京出席了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舉辦的“中國轉型時期的平等和社會公正問題國際研討會”並作演講。
庫馬·森的出生地在亞洲這一背景也使得他在亞洲成了引人矚目的“明星”，他甚至被某些地方的人崇拜為神人。成千上萬的人們湧到印度西孟加拉邦首府加爾各答體育場慶祝他的獲獎。許多家長都給他們的新生兒起了與庫馬·森相同的名，即阿馬蒂亞，以示對庫馬·森的崇拜。但庫馬·森也毫不客氣地批評亞洲存在的問題，他曾批評新加坡前領導人李光耀隻注重發展經濟而政治上獨裁的做法。
阿馬蒂亞·庫馬·森由於對福利經濟學幾個大問題，包括社會選擇理論、對福利和貧窮標準的定義、對匱乏的研究等做出了重要貢獻而榮獲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1970年出版的《集體選擇和社會福利》構成了庫馬·森的主要貢獻之一，他的這一貢獻解決了阿羅的不可能定理(參閱阿羅篇)裏所提出的問題。阿羅的不可能定理主要思想是，如果說個人的選擇是理性的，並且如果全社會每個人的選擇偏好不是完全一樣的化，那麼建立在少數服從多數原則基礎上的社會集體選擇卻不可能是理性的，或者說要尋找出一個使所有人都滿意的方案是不可能的，故名不可能定理。不可能定理就像是一個緊箍咒套在了福利經濟學的頭上，因為如果不可能定理所反映出來的問題無法解決，那麼也就不可能設計出一個方案使全社會所有人的福利都得到改善。
庫馬·森認為一項決策是建立在一定的信息基礎之上的。信息的改變也將會導致不同的決策。傳統經濟學在研究個人行為時依據的準則是個人效用的最大化。人們根據能夠帶來的效用的相對大小而在兩個方案，例如A與B之間，決定取舍。但效用在傳統經濟學裏是一個序數的概念，即隻有相對大小。我們可以說一個蘋果給張三帶來的效用大於一個梨給張三帶來的效用，但卻無法衡量究竟一個蘋果或者一個梨各自能夠給張三帶來多少效用。森認為，信息的不完善導致了阿羅的不可能定理。如果有更進一步完善的信息，那麼就可以解決這一問題。
1970年發表的“論帕累托自由主義者的不可能性”及1987年出版的《論道德規範與經濟學》代表了庫馬·森的第二方麵的貢獻。他認為，帕累托最優在理論上似乎是說得通的，但這一最優準則絲毫沒考慮社會倫理道德方麵的因素，因此用帕累托最優作為衡量社會福利狀況的準則就會出現問題。例如，如果一個社會裏少數人很富有，但多數人很貧窮，按照帕累托最優原則，這一狀況也是屬於帕累托最優的，因為你無法通過重新分配財富使得窮人變富，而又不剝奪富人的任何財富。但顯然這一貧富懸殊的帕累托最優狀況是大部分人所不希望的，它更不是全社會總的福利最大化的一種狀況。
上述研究顯示庫馬·森已在考慮社會分配均等、貧富懸殊問題。1973年出版的《關於經濟上的不平等》、1995年出版的《再論不平等性》更加證明了這一點。在這本書裏，他關心的是如何度量一個社會的平等，如何度量貧富懸殊。他發現，以往的度量辦法都或多或少地摻雜了度量者個人的價值觀，因此使得對於社會平等、貧富差距等問題的研究帶上了個人主觀色彩。
此外，庫馬·森還對貧窮、性別歧視多有研究。正像在介紹森的主要經曆及生平軼事時所說的，1943年發生在孟加拉的大饑荒給庫馬·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貧窮往往又伴隨著性別歧視，主要是對女性的歧視。因此，庫馬·森對這兩方麵的問題予以了額外的關注。他在這方麵的著述有：1981年出版的《貧窮與饑荒》、1985年出版的《商品與能力》、1990年出版的《性別與合作衝突》以及同年發表的《一億多婦女消失了》一文。
發現問題之後的下一步是想辦法解決問題。庫馬·森為此提出了消除性別歧視、普及初級教育、降低文盲率並進而提高人們的能力等辦法。他在這個課題上對許多國家做了對比研究。通過搜集數據並加以研究，庫馬·森發現，中國的高等教育普及率比印度低，但中國的初級教育普及率比印度高，因此中國的文盲率比印度低。另外中國人的平均壽命也比印度人長。庫馬·森認為，降低文盲率、提高平均壽命、提高國民的能力是一個國家發展的標誌，而經濟指標(如GDP)的提高是增長的標誌。從長遠來說，一個國家是否成功應主要看它的發展而不是看它的增長。威廉·夏普
1934年6月16日，威廉·夏普出生於美國麻薩諸塞州的坎布裏奇市。
1951年，夏普進入伯克萊加州大學，計劃通過主修科學而得到醫學學位。但是，一年的課程學習之後，他失去了興趣，並轉學到洛杉磯加州大學，選擇主修企業管理專業。
在洛杉磯加州大學的第一學期，他學習會計學和經濟學——這兩門功課為商科學位所必需。會計課程主要講簿記，而經濟學課程集中在微觀經濟理論。他發現簿記煩瑣且智力內容簡單。但是他卻被微觀經濟理論的嚴格和有用所吸引。因此他決定主修經濟學。對此，他說：“那時起我學會從實用和智力兩方麵重視會計學，而且因為初次學習它有助於使我轉向在我的全部職業生活中愉快工作的領域而感到高興。”
在洛杉磯加州大學，夏普得到兩個經濟學士學位，然後到陸軍服役。在1955年獲得文學學士學位和在1956年得到文學碩士學位。在讀文學學士學位時，他被提名到聯誼會。
短期服役之後，在1956年夏普作為一名經濟學家加入蘭德公司。
夏普是在蘭德公司工作的同時繼續在洛杉磯加州大學攻讀哲學博士學位。1960年，完成了全部專業課的考試之後，夏普開始考慮他的博士論文題目。在弗雷德·威斯頓的建議之下，他向同在蘭德公司的哈裏·馬克維茨求教。他們從此開始密切合作，研究“基於證券間關係的簡化模型的證券夾分析”課題。雖然，哈裏並不是夏普博士論文答辯委員會的成員，但他的作用是整篇論文的顧問。夏普說：“我欠他的債是巨大的。”1961年，夏普的博士論文通過答辯，同時獲得了哲學博士學位。
在論文中，他根據馬克維茨首先提出的一個模型探討了證券夾分析的一些方法。當時稱為“單一指數模型”，即現在的“單因素模型”。在論文中，他討論了規範的和實證的兩方麵結果。最後一章“證券市場行為的一個實證理論”包括一項成果，類似現在稱為資本資產定價模型的一部分，但是在單一因素模型產生報酬的有限環境中得到的。
1961年，夏普在華盛頓大學商學院接受了一個金融學職務，定居在西雅圖。一安頓下來，他便開始著手歸納其博士論文的規範性成果，並於1963年發表在《管理科學》上。更加重要的是他開始使博士論文最後一章中的均衡理論一般化。到1961年秋季他發現，不必對影響證券報酬的因素數目作任何假設即能得到一組很相似的結果。在1962年1月他第一次在芝加哥大學報告這個方法，此後不久將一篇這個題目的文章投向《金融》雜誌。由於編輯部的原因，該文遲至1964年9月才發表。這篇文章在內容和標題兩方麵為現在被稱為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的理論提供了主要基礎。
從1961年到1968年，夏普一直在華盛頓大學。他教學的題目範圍很廣，包括來自微觀經濟學、金融、計算機科學、統計學、和運籌學。他發現學習一個主題的最佳方式是教它。他在華盛頓的歲月是忙碌的，但成果豐碩。
1968年之後，夏普應邀在斯坦福大學商業研究生院擔任一個職務，他在1970年才去那裏。在去之前他完成了一本書《證券夾理論和資本市場》，總結了這些領域中的規範和實證工作。
1973年，在斯坦福夏普被命名為鐵木根金融學教授。
70年代，他的大部分研究集中在與資本市場中的均衡有關的問題以及它們對投資者的證券夾選擇的含義上。美國在1974年通過關鍵立法後，他開始研究用於支付退休金義務的資金的投資政策的作用。他還寫了一本教科書《投資》，將製度的理論的和經驗的材料歸納在一起，便於大學生和研究生學習。1978年出版的第一版很成功。現在與高登·亞曆山大合作的這本書已出了第四版。與高登·亞曆山大合作的，在1989年出版的另一本書《投資學基礎》，也受到讀者好評。
1976—1977年，夏普在國民經濟研究所，在邁塞爾的指導下，作為研究銀行資本是否充分問題的研究小組成員，研究存款保險和拖欠風險之間的關係。成果於1978年發表在《金融和數量分析》雜誌上，支持基於風險的保險費概念。與勞裏·古德曼合作的經驗工作也說明金融機構的證券的市場價值能提示關於資本是否充足的重要信息。國民經濟研究所的項目強烈提倡更多擔心金融機構的風險，並且警告一個固定保險率製度和事實上無限的覆蓋麵，而監測及實施程序不完善，為經營這些機構的那些人甘冒太大風險提供激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