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所有人都在麵臨抉擇。上班的人考慮要不要休假，上學的人考慮要不要休學。聽說電影院暑期檔的票價從五十降到十五，街上除了口罩、板藍根和消毒液之外，其他商品都在打折。我也在考慮，不過我考慮的是要不要趁這個“人煙稀少”的機會，上街去轉一轉，到公園、廣場、步行街、肯德基（如果還營業的話）這些平常人流量大的地方，至少這次不必再擔心輪椅蹭到別人身上了。
1993年我出生在新疆博爾塔拉，那是一個說出來也不會有人知道的小地方。父親曾經是一名旅遊司機，每年大江南北四處奔波，母親身兼數個公司的會計，地點相隔數百公裏，每月有一半時間要花費在路上，而我自出生起就不能走路，原因不明。我常笑說，是我父母一生跑了太多的路，最後使我“無路可走”。
自從出生以來，我就被醫生斷定活不過五歲。每年春暖花開的時節，我都要到醫院裏住上一兩個月，準時得就像一隻遷徙的候鳥。住院的名目自然比一般人要豐富，什麼腎結石、腎積水、膽囊炎、肺炎、肺部感染、心髒衰竭，它們就像徐誌摩寫下的詩句一樣，“輕輕地走，又輕輕地來，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隻留下一張張的病危通知單。老媽有心，厚厚一遝紙被她用一根十厘米長的釘子釘在牆上，說這很有紀念意義。
六歲以前，我一直在全國各地看病。當同齡人還在上幼兒園時，我已經去過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醫院裏“參觀旅遊”，當同齡人嘴裏嚼著兩塊五一包的幹脆麵時，我正體驗著價值百萬的醫療儀器在我身上四處遊走。記得有一次是去河北石家莊，傳說那裏有一個能讓人起死回生的氣功大師，他成立了一個氣功學校，校門口塑起一尊象牙白的石雕，形象是他自己坐在一朵蓮花上閉目養神。一夜之間，幾乎全國的病人都成了這間學校的學員，其中當然也包括我。
那座學校最大的奇觀，就是每天全國各地數以千計的病患圍在石雕前磕頭燒香。雖然我從來沒磕過，但是我奶奶曾替我磕過一次。後來每天磕頭的人越來越多，有人說：“離石雕越近，磕頭就越靈驗。”於是票販子應運而生，離石雕越近的位置票價越貴。我奶奶不舍得花那錢，也就不再去了。
氣功學校的住宿有限，絕大多數患者都是在學校周圍租房子住。我最初也是如此，跟爺爺奶奶一起，租了當地人家裏的一間臥室，廚房和衛生間都是共用的。那院子住的基本上都是病患，屋裏屋外都是人，尤其到了夏天，蚊子比老鼠還大，老鼠比蚊子還多，各種方言通過流動的熱氣混雜在一起，令人難以忍受。
那時候，我對人多的場合有一種抵觸心理，也不像一般孩子那樣愛湊熱鬧，經常是自己抱著一台破收音機，一個人坐在小院門前的一條小河邊，朝河裏丟石子。清冷的月光倒映在水麵上，總能使人心底流過一絲微微的涼意。奶奶常說：“月圓的時候，許願最靈。”可惜不是每天都有月圓。後來我偶然發現，用石子擊碎水中的月亮，會有瞬間的月圓出現。於是我每次無聊的時候，就喜歡來河邊扔石子，對著水中的月亮許願。直到長大以後，聽見張惠妹那首《一想到你呀》中的歌詞，“……丟一枚錢幣等月兒圓”，我都會感到那麼親切。
離開夜晚的寧靜和愜意，白天的日子總是備受折磨的。那時候，每天就是三件事：推拿、氣功、針灸。去之前要先買票。推拿是一次七塊錢，氣功是一次五塊錢，針灸是一次兩塊錢。而我一直都弄不明白，為什麼明明技術含量要求更高的針灸，價格卻要排在最後？
每天早上，氣功房裏都是人頭攢動，你要不拿出“舍我其誰”的決心，玩兒命往裏衝，最後“舍”在門外的就是你。所以排隊的任務就落在我爺爺的身上。解放前，他曾經是國民黨騎兵連的一名騎兵，他的口頭禪就是：“騎兵下了馬，也是騎兵。”
氣功房裏沒有凳子，更別提床了，隻有一張看起來十分突兀的台球桌擺在角落。我不能像別人那樣站著，所以隻能躺在台球桌上，看著一群人在對麵喊著一些我聽不懂的口號“：三三九六八一五，宇宙能量灌全身……”
有一次，一個30歲左右的氣功師傅，站在離我一米遠的距離，一邊揮舞雙手，一邊說：“現在，我正用氣功給你按摩，現在，我正按摩你的腸胃……”他的兩隻手在空氣中揮動，骨節捏得哢哢作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