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搞婚外戀的行為，中國人一般認為是不道德的，如果造成實際後果（如破壞家庭）則要受到行政處理，甚至追究法律責任。特征被調查的婚外戀顯示出下列特征：首先，婚外戀雙方多是在工作過程中結識的。如一個案，雙方在一個工廠工作，工作地點離得不遠，可以經常接觸。另一個案屬同一行業中有領導銀從屬關係的兩個單位，雙方的聯係常以談工作為借口。河其次，在雙方發生感情的婚外關係中，當事人對情人評價文比對配偶的評價高，後悔情緒較少；而在雙方無感情、以性為集主的婚外關係中，當事人在配偶和情人中對情人評價較低，後悔情緒較多。例如一個屬於後者的個案中，當事人一再表示後悔，對自己婚姻的評價是“基本上是幸福的”；而在一個屬於前者的個案中，當事人正在做出離婚的最後決定。第三，性方麵的吸引力。在被調查的個案中，當事人一般都覺得情人在性的方麵比配偶更“行”，或膽子更大，或技巧更多，更能給自己帶來性的滿足。而配偶在這一方麵往往被描繪為被動、冷淡，缺乏魅力。在社會製裁婚外性行為的強大壓力下、在嚴守秘密的氣氛中實行的婚外性關係逋然會比婚內性活動更活躍、更能滿足雙方的性要求，否則為這種行為付出的巨大代價和得到的東西就更不成比例了。第四，在有感情卷入的婚外性關係中，當事人的道德觀念比較激進，如對婚前性關係、再婚、嫖妓、蓄妾等等都持比較寬容的態度，而在沒有感情卷人的婚外性關係中，當事人的道德觀念則比較保守，對上述那些超越一般道德規範的行為都持較嚴厲的反對態度。負罪感問題馬爾庫塞曾概括轉述弗洛伊德的一個思想，即認為負罪感在文明的發展中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文明的進步與負罪感的增強有關。弗洛伊德曾說，他的意圖是“要把負罪感作為文化發展中的最重要的問題，並要表明，文明進步所付出的代價就是由負罪感的增強而導致的幸福的喪失。”在關於婚外戀的調查中，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一中國人對自己的行為極其缺乏負罪感，與西方人重視內銀心約束的心態相比，中國人更重視外部約束。一位調查對象在河評價自己的婚外戀行為時坦然地說，在不破壞雙方各自的婚姻文的情況下，隻要是兩相情願，婚外戀沒什麼不可以，對誰也沒有損害。他又說，當然，要是破壞了任何“方的婚姻那就不好了。換句話說，對於不為人所知的、沒有造成社會後果的行為，人們不會感到內疚，表現為缺乏內心的約束。在這裏，要躲避的隻是現實社會中的人的眼，而不是冥冥之中的神（如上帝）的眼。在西方人看來，世人的眼往往可以避開，神的眼卻能洞察一切。這一點正是中西文化區別的微妙之處一中國基本上是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民族（雖然在調查過程中有極少數有點相信佛教的人承認自己束縛自己行為的原因是害怕報應）。在西方人看來，“沒有了上帝豈不是什麼事都可以做了”（陀斯妥耶夫斯基語，大意），很多沒有宗教信仰的人井井有條地生活在一起，沒有隨心所欲，沒有天下大亂，靠的是什麼呢？靠一種長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純粹世俗的、不成文的社會行為規範。在西方人行為中由宗教信仰及負罪感來約柬的部分，在中國卻更多地由社會交往的規範來約束。因此，在婚外戀中，中國人感到的壓力較多來自外部的壓力一家庭關係的壓力，社會輿論的壓力、行政處分的壓力等等一而較少來自內心的負罪感。當然這並不意味著西方人婚外戀就會少一他們一邊感到有負罪感，一邊還在“犯罪”，而中國人雖然較少受到內心的折磨，卻懾於社會行為規範的壓力而不敢輕舉妄動。在中國，弗洛伊德所謂的“壓抑”采取了一種更加純粹的形式，它其至沒有被人們的內心所內化，隻是一味地“彈壓”。它激起的不是負罪感，競是一種近於悲愴的情緒，甚至達到小說家劉恒在《伏羲伏羲》中所描寫的“不朽傳奇”那種慘烈的程度。那個搞婚外戀的男主角不但不應當受到負罪感的折磨，而且“是一條多麼仁義多麼厚道多麼懂規矩的漢子呀”。中國人所受到的社會壓抑的慘烈使人們集摒棄了內心的負罪感，給他們的越軌行為（違反社會道德規範的行為）塗上了一層“英雄”的色彩。當然，在當代中國人中多數人對婚外戀行為還是持嚴厲和否定的態度的。結論這一研究采用了定量與定性兩種方法。研究的基本結果表明，在北京這個城市中，絕大多數人（80%以上）對任何形式的婚外性活動都持相當嚴厲的不容許態度。承認自己有婚外性行為的人隻占3.7。我國社會規範對婚外性關係的壓抑與發達工業國家相比要嚴厲得多。這種來自社會規範的壓力使人們克製了婚外性活動的欲望。對那些確有此種越軌行為的人來說，規範的壓力主要不是來自內心的負罪感，而是來自對外在後果的恐懼。此外，人們對有愛的婚外性關係比對無愛的婚外性關係的容許程度要高一些。這兩種婚外性關係的當事人有一些不同的特征，他們對這種越軌行為的看法也不相同。對婚外性關係的態度有影響的因素主要有年齡和社會經濟地位。其中年輕的和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人群對婚外性關係的容許程度較高，年長的和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人群對婚外性關係持更加嚴厲的反對態度。二者的區別具有統計學的顯著性。這—分析結果揭示了一個重要的趨勢：隨養我們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人們對婚外性關係將持越來越寬容的態度。雖然由於曆史和文化的因素，這一態度也許永遠不會達到西方發達工業國家的程度，但這一變化趨勢確已存在。我不願意在此評價中國與丙方在婚外性關係現象上的差異孰優孰劣，隻是靜觀其現狀及變化趨勢。弗洛伊德宣稱，人的河曆史就是人被壓抑的曆史，非壓抑性的文明是不可能建立的，文“快樂原則”要屈從於“現實原則”。馬爾庫塞則認為，盡管在缺乏的社會隻能有壓抑的文明，但在富足的社會卻可以有非壓抑的文明，（“在現實原則背後，存在著一個基本事實，這就是缺乏”。）在富足的社會中，快樂原則與現實原則之間的對抗關係也將朝著有利於快樂原則的方向發生變化。“愛欲，即愛本能將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故。”弗羅姆更是用褒賞的口吻提到“現代年輕人從權威主義的道德觀所強加於他們的負罪感下解放出來了”。他指出：“總的來說，他們已經拋棄了負罪感。這種負罪慼在猶太一基督教的傳統下注入西方人的思想已達兩千年之久。他們把超出規範外行動引起的恐懼拋在一邊，時這種規範曾在極大程度上決定著我們的行動。盡管如此，他們並沒有變得不道德。相反，他們正探索新的道德準則。”他把年輕人的這種特征稱為“一種新的誠實”。我們中國人麵臨著雙重的壓抑，一重來自時間一一傳統，從年長者與年輕人在婚外性容許程度上的顯著差別可以感受到傳統的這重壓抑；另一重來自空間一一社會，我們生活在一個擁擠和“缺乏”的空間，雖然沒有被注人“猶太一基督教”的負罪感，直接的外部壓力（社會行為規範的壓力）也足以扼殺一切越軌行為。我們也許應當為這個3.7（而不是西方的而慶幸，慶幸我們生活在一個幾乎沒有婚外戀（或許僅僅是沒有人願意承認有婚外戀行為）的社會中，仴是按照弗洛伊德的觀點，我們為此付出了“幸福的喪失”的代價。在研究中國婚外戀問題時，雖然應當注意到無愛婚姻所帶來的不幸（這常常是造成婚外戀的銀原因），但婚外戀的負麵效應也應予以關注，它為婚姻雙方以河及當事人三方（有時甚至是四方）帶來的痛苦與煩惱往往並不文下於無愛婚姻所帶來的不幸。
第八章 婚外戀（2 /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