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決定離鄉背井，到外麵闖世界。一個偶然的機會，他結識了黑社會老大，不自覺地走上了一條不歸路。在黑社會老大的慫恿下，他加盟海盜組織，製造了建國以來最大的一起海盜案。
就連全國各地武裝部征兵時，聽說有深圳兵的指標，家長們都想方設法拉關係，讓子女去深圳當兵。退伍後，這些兵絕大多數再也不願意離開這個地方。
據估算，武警深圳市支隊自組建到現在，已有200多名幹部轉業留在了深圳，更可能有2000多名退伍兵留在了深圳。
形形色色的人，形形色色的夢，把深圳裝點成一個色彩斑斕的世界。
這就是武警深圳市支隊的駐地環境。
奇怪的是，當內地人不斷地向深圳湧來時，當地人卻不安分地向對麵那一水之隔的香港投奔。
據史料記載，大規模的民眾集體逃港事件發生在上個世紀50年代末，一直到70年代末的20年時間裏，從沒有中止過，而且愈演愈烈。據統計，這20年裏，外逃人員高達12萬人次。
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逃港被視為惡性政治事件，甚至要擔當叛國的罪名。這樣嚴厲的處罰措施依然沒有阻止那些冒險者的腳步，他們向往的是那個被稱為人間天堂的“自由世界”。
說到底還是因為一個“窮”字，當地政府搞了一個權威性的調查，對深圳和香港的經濟收入作了一個比較。深圳有個羅芳村，對麵的香港也有個羅芳村，值得一提的是對麵的羅芳村村民全部是內地逃港去的。同宗同祖，一河之隔，這邊的羅芳村人均年收入不到150元人民幣，河對岸的羅芳村人均年收入達到5000元港幣。
這就是差距，這就是現實。
這就是武警深圳市支隊的駐地環境。深圳又像一個巨大的漩渦。
第一個衝擊波：不同的意識形態碰撞。這主要來自香港電視，大多的深圳人認識香港是從收看香港電視節目開始的。本港電視台、翡翠電視台、中文電視台……小小的彈丸之地，居然有這麼多的電視台，當時，內地的電視台寥寥無幾，就連最大的中央電視台也做不到24小時滾動播出，可香港的電視台大多是不分晝夜地播出，把個深圳人看得眼花繚亂。
第二個衝擊波：物質衝擊。一條破破爛爛的中英街，被內地人稱之為購物的天堂。人們每去一次，幾乎都毫無例外地狂購一次。
物質的衝擊也同樣給部隊建設帶來前所未有的考驗。
1992年5月。深圳市公安局向支隊傳真發出《關於武警持槍搶劫的協查通知》。通知說，今年2月至5月間，一夥身著武警製服人員和地方人員一起，先後多次在深圳市、寶安縣和惠陽縣等地，以抓賭為名，持槍搶劫，流竄作案多起。
這一份協查通知，同時發往深圳所有駐地部隊。深圳駐軍震動了！
各部隊迅速成立了專案組，對案件進行緊急偵查。深圳市支隊偵破小組由趙軍任組長，協助市局積極開展偵查工作。很快，各單位協查情況迅速報往市局。深圳警備區報，所屬部隊沒有作案可能；武警邊防六支隊報，該支隊沒有發現異常情況；武警邊防七支隊報，其部隊沒有發現疑犯；特區檢查站報，經逐一排查，沒有找到可疑線索；分家前和深圳市支隊是一個單位的邊防分局也報，據分局掌握的情況，部屬沒有作案嫌疑……
範圍在逐步縮小，官兵的神經在越繃越緊。在市局專案組的指導下，經過保衛部門艱苦的偵查，令人無法相信的情況出現了：案犯初步鎖定為武警深圳支隊一大隊一中隊戰士！
1992年5月19日。警報大作。一輛警車開進一中隊。一副副鎖住邪惡的手銬，銬在了6名戰士手上。
這6名戰士是：文書梁如勇、班長陳天浩和陳長斌、覃學祥、謝銀宗、鄧飛雲。
經6人供認和專案組查實，6名武警夥同地方不法人員劉偉華、曾暢華、王行建、陳東雲、何錦華、許卓龍等3人，組成了以抓賭為名的搶劫團夥。
在三個月時間裏，身著警服，攜帶槍支、警械等作案工具，先後在深圳筍崗橋、愛華市場、田心村、鹽田、南頭、黃貝嶺、坑梓、寶安縣的葵湧、惠陽淡水鎮、秋長鎮等地，搶劫作案2次。其中6次未遂，9次攜帶槍支警械，劫掠現金和其他財物折合人民幣計10萬元。這0萬元在1992年絕對是個驚人的數字，這也許是後來6人重判的因素之一。
罪大彌天！
此類案件無論是武警曆史上，還是我軍曆史上，都屬罕見，性質極為惡劣，在社會上造成了無法挽回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