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了我是誰。
杜老說：“你原來這麼年輕，看文章我以為你有50歲了，看你的名字也不像個女的，你是搞文字工作的？”
我說我是醫院的護士，我從沒寫過小說，這是第一篇。
杜老說：“你怎麼就想起寫小說了呢？”
我說有一天我看見我的一個同事在為《延河》雜誌上的一篇小說流淚，就說這樣的小說我也能寫，就寫了，發了，我那位同事卻死了。
杜老說：“這篇小說寫得不錯，但問題也不少，我今天叫你來是想跟你交換一下看法。”說著將桌子上的雜誌拿過來，遞給我說：“我已經將它改過了。”
我看到，我那篇小說果然已被老先生用鉛筆做了密密麻麻的修改。
那天，整整用了一個下午，杜老為我分析我的小說，哪裏應該埋下伏筆，使後麵的結局才不突兀；哪裏要對人物的心情加以渲染，可以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哪裏用的詞應該再溫和些，才不顯山露水……
我很感動，作為一位文壇巨匠，花這麼多時間給一個隻發了一篇小說的業餘作者講論文學，而且這個作者還時時做著打退堂鼓的念頭，這實在隻能用“誠摯”兩個字來解釋了。
望著杜老那花白的頭發，那略帶浮腫的臉龐，我想要是以後擱筆不寫了，從杜老這兒就說不過去，會使他失望的。
那天臨走的時候，杜老說：“你把我改過的這本雜誌拿走吧，將來你還要發很多文章，還要出集子，那時候，你就把我幫你改好的這個收進去……”
老先生連將來出集子的事都為我想到了，我感到慚愧。
我現在回過頭來想，當時的杜老以他老作家的敏銳眼光看出了我存在潛力的同時，也看出了我的猶豫，他用這種方式給我以鼓勵，將我引入文學殿堂的大門，以至後來我加入省作協、加入全國作協也都是杜老熱心推薦的。初入文學之境便遇良師，這是我得天獨厚的福氣，是機遇對我的厚愛。文學青年眾多，並不是誰都有我這般的幸運！
後來，真應了杜老的預言，為出集子，我將20年前的那篇舊作翻出。有了一番寫作經曆之後再閱處女作，簡直有一種“慘不忍睹”的感覺。構思粗劣直白，文字幼稚膚淺，讀之讓人背芒麵赤。而杜老之批改曆曆在上，品味那些修改，細密周詳，既為我藏拙又不露斧鑿，哪怕一個詞的細微改動都蘊涵著深刻的藝術道理和人生追求。老一代作家對年輕作者的愛護與扶植滲透在字裏行間，老一代作家對文學事業的完美追求和無私奉獻也滲透在字裏行間。
由老一輩對我，我知道了該如何對別人。所以，在後來的編輯生涯中，我不敢有絲毫的怠慢與掉以輕心。尊重別人的人格，尊重別人的創作，文品與人品相比較，人品更為重要。
自第一篇小說之後，我連著又發表了一些作品，在陝西的文壇上有了一點極有限的名聲。80年代初，我的“問題”終於得到了公允的解決，1983年我調到《陝西工人報》副刊部，主持副刊的工作。不久，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接下來我就到日本去留學了。1991年，在一個秋雨綿綿的早晨，我收到西安杜老的愛人文彬大姐的信，說杜老已於10月27日去世了。讀罷信，我頭腦轟然，恐倉促看錯，細讀再三，字字無訛。當時，班裏有5名中國留學生，消息立時傳遍，人人黯然。那節課老師講了些什麼，我一句也沒聽清。
回國後急奔杜家，見房屋依舊、陳設依舊、氣氛依舊，室內獨不見先生。望著牆上杜老的遺照，想及當時為我分析修改文章的情景，不禁情難自已，淚如雨下。
杜老是我文學的引路人。
在作協的新春茶話會上，我第一次見到了我那篇小說的責任編輯路遙。
一個黑臉的漢子在我身邊坐下，他看了我半天，伸出手說：“我猜你就是那個葉廣芩。”
那一口陝北話，土得能掉渣。
我說我是葉廣芩，我問他是誰？
他說：“路遙。”
我說交道打得早了，現在才見麵。
他說：“相見不晚。”
我們就都樂了。
他說：“你姓葉赫那拉？”
我說那是過去，辛亥革命以後我姓葉。
他說：“擱皇恩浩蕩那會兒我見你怕不會像現在這麼容易。”
我說：“見你這個大作家也很難，你現在是社會名流了呀。”
他說：“我不是名流是雜種，是蒙古人和漢人在陝北的雜交。”
我說：“就跟我在農場鋤的玉米陝丹一號似的。雜歸雜，但是，高質高產。”
彼此好像都沒有太多的正經。
我們第一次見麵的談話基調似乎決定了以後交往的隨意；與跟杜老接觸不同，我與路遙從沒有談論過一回文學創作，偶爾在會上見麵，常是互相“砸”，以博彼此一笑。我白天編報紙，為別人改文章；晚上是點燈熬油地自家創作，這一切常常把人搞得呆傻木訥，兩眼僵直，由此便悟出彼此不談創作的原因，見麵幾句幽默機智的調侃，那是難得的身心放鬆。
日本有個專門研究路遙作品的年輕女學者，叫吉岡由紀。一天，她和一個日本青年來到我的家，要見見路遙。路遙來了，大家在一起喝酒。那個日本男青年頭一天在電視台得了個外國人唱中國歌的大獎，很有些小得意，就在飯桌上把獲獎歌曲又唱了一遍，果然是不錯。
路遙說：“你唱中國的，我就唱日本的，我唱《四季歌》咱們交換。”
我直咧嘴，示意他別露怯。誰知土裏土氣的路遙竟把它唱下來了，調子相當準確，四段詞一段不少。我問他何時會了這個，他說早就會。
那天，我錄了音，除了《四季歌》以外，他還唱了不少陝北民歌。
我常想，在當年那條擁擠的文學小路上，我之所以能蹣跚前行，沒有半途而廢，當與這些文學的導師和朋友有關，沒有他們的扶植與拉扯，我大概是另一種樣子了。
以後我出國，去向路遙告別，他對我的走很驚奇，紮著兩手說：“你真走？”
我說真走。
他問：“還回不回？”
我說怎麼能不回？
他說：“我想你也得回，咱們這種人在外頭呆不住，人家給個金山也惦記著往回跑，金窩銀窩不如狗窩呀！”
我說他這話說得極聖明。
到了日本以後，我深感在羅敷河所過的日子的充實，有那自學的日語作基礎，我並沒有在語言上費多麼大的精力。羅敷河的年代畢竟年輕，年輕的記憶總是牢固的，為此，我常常感念四哥。四哥是早期的留日學生，他所使用的語法及拚寫規則都是40年代的；1945年以後，日本的文字有了一次大改革，所以，我跟他學的日語就顯得有些古舊，但在語言交流上不受太大影響，交上作業本，老師每每給我那“古色古香”的日語來個大大的驚歎號。她自然不會知道我何以有此“功底”，而隻有我才明白這一切都和那些鴨子和豬有關。
我在千葉大學法經學部學習，還在築波大學學習日語；異域生活對我來說，是一段很有意思的日子。
我研究的課題是二戰時期殘留在中國的日本歸國者們回到日本後在日本法律、經濟上存在的問題及改進辦法。為此，我閱讀了大量由日本人編寫的有關那場戰爭的資料和記錄。我的最大感觸是：它們不是中國人寫的。你觸到它們，隻需讀幾行，便明顯地感到了差異的存在。那是兩個民族站在不同的角度對曆史的審視與反思，是打人的和被人打的同時捂著臉的思索，盡管臉上都有傷痕，但內心的滋味畢竟不同。
的確，中日進行那場戰爭的時候我和我周圍的許多人還沒有出生，對那場日漸遙遠的戰爭，我們的直接感受隻是國內的大量文藝作品，其中印象最深的莫過於“文革”期間反複播映的《紅燈記》《地道戰》《地雷戰》……我們對它們的熟稔程度幾乎可以與演員做同期配音。這些作品哺育了我們這一代人。我們隨著“地道戰嘿地道戰，埋下了神兵千百萬”的歌聲長大；隨著“日本軍閥豺狼種”的戲詞認識抗戰……這種情結盡管單一，但凝聚力極強。1991年，在留學生們的一次忘年會上，大家慷慨地集體高唱“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的時候，那抗日熱情仍是毋庸置疑的飽滿。然而，那熱情實則與丟失東三省、與南京大屠殺已無太大牽連，那隻是一種生存在日本的寂寞、艱難和壓抑，是一種隻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發泄和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