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走進文學
1974年秋天，我從農場被調回了西安，回到了原單位。
我在醫院裏做護士工作。
我刻苦鑽研醫學，努力做個好護士。
沒有朋友，沒有知己，沒有話語，雖然回來了，問題並沒有解決，人們看我的目光不是平視的。單位組織基於民兵，我被排斥在外，有的人嫌訓練艱苦，領導就指著我教育那個人：“這基於民兵不是誰都能參加的，你應該珍惜，比如她，想參加我們都不要……”於是，那個人就變得十分堅定。
這樣的事情要在以前，我會覺得人格受到汙辱，會悲傷得掉眼淚，但現在似乎有了改變。人格是生活演進而來的，人在生活中認識了社會也認識了自己，環境給予生活以豐富的內容，給予人以深刻的思考，思考使人變得清明與自覺。在生存的河流裏，一直讓自己不下沉、不隨波逐流，這便是與羅敷河相伴給予我的啟迪。
麵對紛雜的人生，我能坦然相對了。
年齡已近30，談了兩個對象，均以失敗告終。
失敗的原因也如出一轍的相似，男方單位對我的政治審查通不過。那時的男方也都很聽話，單位通不過便自動終止了關係，沒有誰為此事提出什麼異議，更沒有誰說出這輩子娶不到我就要抹脖子上吊這樣很慷慨激昂的話來。檢討自己，政治不佳固然是一個原因，恐怕很大程度上與我的孤傲、冷淡有關。人說“失戀”是痛苦的，我常問自己“痛苦嗎？”回答自然是否定。的確，沒有“戀”也就談不上“失”，“扒堆賤賣的菜”並沒有因為回到城市而擺上貨架。
1978年，麵對著最後一次的高考機會，我束手無策了。我被領導通知，不能參加。也是，那時我的政治情況依舊很糟糕，上大學這樣的事情是要沒有一點瑕疵的人去的。因此，單位隻走了一個上醫學院的，我照舊留在傳染科病房。
病房的日子如複印機印出的一般，一頁頁地翻過去了。
……他是我的同齡人，才從部隊轉業回來不久，分在外科，後來，又來到了病房。閑下來，我們常在辦公室裏麵對麵地聊天。他很強壯，愛看小說，有些多愁善感。有一天，他在為一篇小說裏的情節掉眼淚，那是一本剛複刊不久的《延河》雜誌。
我看了那小說說：“為這傷感太不值得，這樣的文章我也能寫出來。”
他說：“我不信。”
我當下就把雜誌的地址抄下來，讓他等著瞧。
三個月後，我的第一篇小說《在同一單元裏》發表了。不能說這不帶有遊戲性質，缺少創作的偉大與莊嚴，在給文學愛好者們講創作動機時是要嚴格避諱，不能實話實說的，但人生這個問題實在是沒有軌跡、深奧莫測的。總之，各種各樣的情況和各種各樣機遇的無窮無盡的組合是極其複雜的。世界上的大事都很簡單，都一目了然，但人生命運的轉折有時卻要由很瑣碎的細節才能解釋，而這個解釋往往又和結局完全的對不上號。
英國著名作家薩克雷說：“人生一世，總有些片斷當時看著無關緊要，而事實上卻牽動了大局。”
我拿著刊有我的文章的《延河》雜誌站在病房裏黯然神傷，那位等著看我寫出小說的健壯同行卻永遠無法看到它了，他於一個月前患急性肝壞死而匆匆地走了。
我想我這篇小說是白寫了，它沒起到它應該起到的作用。
在那篇很不像樣的小說發表的同時，我接到一個叫“路遙”的編輯寫來的信，他在信裏稱讚了我的作品，說它老到、文化韻味濃，說它很有文字功底，他在信的末尾忍不住問了一句：“葉廣芩，你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
我當時認為這是編輯的好奇，現在想那應該是作家的好奇。
但我對文學卻沒有那麼多的好奇，發表了一篇小說，目的已經達到，以後也再沒有繼續寫下去的想法。至於那個“路遙”天知道他是誰，他問我是什麼樣的人，我是不能說的，一旦將我的一攬子“情況”告訴他，不把他嚇翻才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對路遙那封熱情洋溢的信我沒有理睬。很快，那信連同那第一篇小說便被扔得不知去向，再也尋不著了。我沒有搞文學的誌向，我也不想往這條路上鑽，盡管那時傷痕小說被新複刊的各類雜誌轟炒得糖炒栗子般，又香又熱。
大概是《延河》編輯部覺得發現個新作者不容易，他們來通知讓我參加1980年省作協舉辦的為期兩個月的第四期“讀書會”，其中不乏有路遙想知道“葉廣芩是什麼樣的人”的想法。
因一切費用均由作協出，我們單位對此不好說什麼，加之又新換了領導，便開了綠燈，同意我參加讀書會。應該說，在走向文學的道路上，他們的確是著著實實地推了我一把。
但我不知道文學是什麼。
我當時已經結婚，剛剛生了一個女兒，我是一門心思都在丈夫和孩子身上。我對文學沒興趣，我隻想平平安安過小日子。我已經筋疲力盡，再也經不起任何風浪了。
我死活不進讀書會。
丈夫說機會難得。
他在一篇《誤入·悟出》的文章裏寫過當時的情景：“廣芩這個人一向優柔寡斷、稀裏糊塗，看似剛毅果斷，其實不然。那年，陝西作協通知讓她去小雁塔解放軍政治學校招待所參加為期兩個月的讀書會，她竟不願前往，直至報到最後一天的下午5點鍾，才被我拖到招待所去。辦理報到手續諸事均由我代理，總算將她送進所住房間。臨走，她又要跟我回家，問其究竟，據雲看見那些‘讀書會’的人害怕。所怕者誰？蓋指同居一室的作協創聯部的黃桂花和陝西人民出版社的編輯李佩芝等人是也。在招待所大門口，我將她教訓一番，如此婆婆媽媽能成甚氣候，實是不舉雕琢的窩囊廢。她卻說她無心致力於文學，寫那篇小說，發那篇小說均屬一場誤會，因了這場誤會，才使得她來到這種令人尷尬的場合中。她說，別人都是大家、名家，惟她一人濫竽其中，眾目之下實在難堪。我賭氣而去，走到街口拐角處，回頭望，見她仍在雨中的路燈下站著。我想，這個文學的大門對她何以如此難進，真不可思議！”
我丈夫的這篇文章自有他大男人思想的偏頗，而我內心深處對文學的恐懼是難以用語言表達清楚的。在事業上一帆風順的他哪裏能理解我的心！
在學習班裏，我不得不直麵了文學。
那個班裏，有當年還是農民的王蓬，有專業作家韓起、文蘭和馬林帆等人，大家在一起談詩論文，這使我常常想起在羅敷河邊分手的郭、瀏兩位詩人，想起他們的激情和才氣。王蓬、韓起們，也就是說讀書會的所有學員都是省作協會員，隻有我是隻發表過一篇小說的門外漢，大家奇怪以我這樣的“資曆”怎麼會混進了眾多文學愛好者夢寐以求的讀書會，我隻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解釋是“誤會”。開會時我從不發言，縮在不引人注意的角落，每天都盼著讀書會早點兒結束。
《延河》編輯部的編輯常來看我們，我知道了他們中有王曉新、有路萌、有董德理……
我問路萌他是不是又叫路遙。
路萌說路遙跟他是兩個人，彼此沒有親屬關係，那個路遙比他年輕，是在全國得了獎的著名小說家，陝北人，這次沒來，下去體驗生活了。
我感到慶幸，好像路遙的不來對我是一種解脫。
但來了一個比路遙還有名的大作家。
那天，我接到一個電話，對方在電話裏說他是杜鵬程。
我說你別開玩笑。
他說：“我就是杜鵬程，老杜。”
我說要是這樣我得管您叫“杜老”。
我不知道有什麼事情，杜老說讓我下午到他家去，他要跟我談談我在《延河》上發表的那篇小說。
我想我那一篇東西招來的事兒真不少。
我先找到作協，又找到杜老的家，那是當年高桂滋公館裏麵的一個小平房，很簡陋。我到時，杜老午睡才起，他穿著一件中式黑棉襖，個子不高，一個不起眼兒的小老頭，與意想中的杜鵬程相差甚遠。我中學時讀過杜老的《保衛延安》，印象頗深，其中的部分章節還被收入到小學課本。文中“延安，周圍是山，延河繞城流過，城東的寶塔山上聳立著雄偉的九級寶塔……”等段落至今仍會背誦。那時我的心中，杜鵬程是個大作家，是個遙遠的、不可觸及的人物。現在，這個人就實實在在地站在眼前了，真是不可思議啊！想來是文學把兩個本無關聯的人連在一起，將彼此相隔的無數萬水千山化解為一個點，這個點就是陝西省作家協會。更確切地說是協會的這間狹小的平房，這個溫暖的、陽光充裕的冬日的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