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少小離家老大回
全國第七屆作代會在北京召開，我隨著陝西團的十幾名代表乘火車北上，車聲隆隆，同伴們在車廂內串門聊天，我坐在窗前望著沉沉落下的夕陽心內竟是有些感慨，北京的女兒作為“陝西”的代表回京，心頭難免夾裹著剪不斷理還亂的情愫，讓人一言難盡。車窗外的景致於我是熟悉又陌生，當年我是坐著這趟車在綿綿的秋雨中，夾著鋪蓋淒淒惶惶離開的。送別我的隻有不滿十四的妹妹和她用回去車票錢買的兩個燒餅。到西北去，傷痕累累，驚心未定的我，不敢問命運，不敢談前程，隻希望活著，平平安安地活著，以告慰家鄉同樣傷痕累累的老母親。
一晃三十八年。
落魄的時代沒想過當作家，目光所及是如何在一次次批判會上做到臉不變色，如何用鋤頭準確對付玉米地裏的雜草，如何背著人用車床車出小榔頭，如何無聲地記憶外語單詞……生活由此變得豐富多彩。80年代開始寫些個小短篇，登了也無人理睬，有些失落。後來棄文從史，研究司馬遷，想的是當個學者型的作家，結果僅一篇《天官書》便使我陷入“狗看星星一片明”的混沌境界。又出國去研究“太平洋戰爭”，也似蜻蜓點水，不像專業人員那樣深入踏實，回國後對研究蜀道又產生興趣，出傻力氣，橫穿秦嶺，追著唐德宗唐僖宗的腳印走儻駱道……
陝西給予了我輾轉騰挪的空間。
年輕，常常以為自己的體驗是獨特的，對生命的理解是深刻的，有意無意地給自己的寫作加了載道的嚴肅與使命的莊重。人便變得有些別扭，自己跟自己較勁，為老大不小，學問一無所成而愧赧焦慮。活得外在而張揚，有時還愛作秀，像魯迅先生說的“將自己的照片登載在雜誌上，但片上須看見玻璃書箱一排，裏麵都是洋裝書，而自己則作伏案看書，或默想之狀”。這樣的傻帽之舉實在是做了不少，現在想想總是淺薄。
這兩年將寫作舒緩下來，倘佯於秦嶺山林之中，混跡於豆架瓜棚之下，知道人生還有另一種活法，“晝出耕田夜績麻，村莊兒女各當家”，喝了一肚子柴鍋熬的苞穀豆粥便想到人的諸多問題，想到文的諸多問題。泡於油膩腥膻之中總不加“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舒展長久，文學和人一樣，淡泊相處，可以維持久遠，用不著急赤白臉地半月一個中篇，一年一個長篇地推出，讀者的眼睛要緊，自己的身體要緊，不輕諾，不急就，已不是風風火火的小青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民間有很多我們在熱鬧與喧囂中感悟不到的真諦，保持正常的生活態度，保持性情的平淡，文章的平淡，那才是將人做到了極致，將文作到了極致。
不要在乎什麼傳世與不朽。誰也不能不朽。
俗話說，人有雙重父母，兩處家鄉，我便常想自己，想我來西安以後的幾十年，在農場種地，在工廠做工，在市文聯搞創作，回顧來路，三十八年的腳印無不與這片水土的步履相合，這是我的福氣和幸運。北京恢宏的帝王之氣與厚重的文化內涵是任何地域都無法替代的，淒美醇淨的親情更是上天得天獨厚的饋贈，這也是我走到哪裏都不能忘卻故土的原因。陝西華清池的溫柔，老孫家羊肉泡的醇美，秦腔戲曲的蒼涼，城牆城樓的古遠，同樣也深深地刻在了我的骨子裏，成為了生命的一部分。海納百川的長安，自漢唐起，氣勢便包容了整個世界，包容了天下，自然也包容了我……“丈夫重知己，萬裏同一鄉”，這是一種精神上的認可與融入，不是戶口簿上的簡單遷入遷出，是一種難以說清的對這片地域的愛，包括它的進步與不足。同樣，一種責任也重重地壓在肩頭，那是作家的責任，是赤子對於家鄉的責任，無論北京還是陝西，這責任直到永遠。
火車的隆隆聲中，北京越發地近了，想必作協接站的同誌已等在站台，那是家鄉人的等待，一種親情油然而生，我想，無論是誰，我都會擁抱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