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碎瓦在我的腳下滾動，竟然發出了清脆的金屬般的音響，讓人的心猛地一顫。我彎腰將它拾起，沉重得如同拾起了整座屋宇。雕花的滴水瓦應該是第二進堂屋簷上的舊物，質地堅硬，擊之如石，有著音樂的素質。百年來，高高在上的它飽受了戲曲的浸潤，看遍了生旦淨末醜的表演，稱得上是老戲迷了。在我的記憶中，每日晚飯之後，是父親領著他的一幫子侄們消遣的時光，他們常坐在石榴樹下，金魚缸旁，拉琴自娛。家裏的女孩們從來充當觀眾的角色，寧可讓五哥男扮女裝唱青衣，我們也不張嘴。葉家敢站出來當眾唱的女子隻有兩個，即大姐和我，大姐葉廣英是真唱得好，她有一副好嗓子，好身段，直到老了，還能在她所在的大學演沙奶奶。我是屬於起哄一類，大言不慚地吹自己是“譚派”，唱的“昨夜晚吃酒醉和衣而臥”一遍跟一遍不一樣，哥哥們背後戲稱我是“痰派”，母親當麵說我是“人來瘋”。家庭的戲曲娛樂是一種潛移默化的藝術熏陶，是一種漸漸的藝術積累，我寫過小說《誰翻樂府淒涼曲》，憑借的就是家庭的戲曲場麵，正因為有此感受，寫起來才覺得得心應手，不覺難為。
五十年代，哥哥姐姐們都成了家，搬出了老宅，父親也去世了，“家戲”再難湊得起來。過年哥哥們來看母親，誰跟誰在母親這兒遇上了，偶爾還唱一出，但人已不齊，也沒了伴奏，而且他們一唱還引得母親傷感，後來索性不唱了。“文革”時候，我和四哥將那些鑼鼓家夥用平板車拉到廢品站，按廢銅爛鐵賣了。那個鼓人家不收，拉回來就扔在院子裏，風吹雨打，散了架……
東城這一帶要拆遷的事北京早有風聞，隻是沒有想到這樣突然。我原本想將家裏尚存的弟兄姐妹們聚齊，在老屋前作最後的合影留念。我知道，在葉氏家族中能夠做這件事的隻有我，但我卻沒來得及。我的那些七零八落的手足們現在依然七零八落，如同眼前地上散落的碎磚，再也收攏不起來了。母親活著的時候這裏是個據點，母親死後這裏是個念想，是個象征意義的家，雖然隻有老七在這裏住著，雖然院落已被分割得麵目皆非，雖然芍藥台變作了下水池，遊廊擴作了小廚房，但老宅的氣質是無可改變的。每回我由大西北回來，一走進院落，就聞到了熟悉的氣息，這是家的氣息，這氣息無時無刻不在這個家族的各個角落存在著，時光荏苒，世事更迭，卻仍舊頑強執拗地存在著，熏染著來到這裏的一切人和物。在外麵，不管我是什麼角色，有著怎樣的榮譽與委屈，一進門，渾身的燥熱便立即褪去，沸騰活躍的思考也仿佛化為固定的符號，在腦海中淡化、隱退，浸來的是淡淡的哀愁和悠久的凝重。我驚歎角色的轉換竟會這般快捷，驚歎這幾十年風雨的浸淫對我無多的改變，是的，從這裏走出去的哥哥姐姐們極少再回來過，我與同父異母的哥哥也大約有三十多年沒見過了，這個家族留給我們的惟一遺產，就是冷漠。除了血緣上的連接，再沒有別的。隻有我，還自作多情地在這片碎磚中膛來膛去，還做著廢墟上大團圓的美夢。
文人的氣質，多麼的幼稚可笑。
這裏將要建成整齊劃一的居民小區，老七是否搬回來我無從知曉。即便回來，這裏也不再是我的家，我的家永遠消逝了。我在一塊磚垛上坐下來，身邊塌下來的紙棚下隱約露出了磚墁的地麵，這是母親住過的小西屋，“文革”後的日子裏，她在這間不足十平方米的潮濕小屋裏帶著一身病痛苦苦煎熬，我離家奔赴大西北就是在這兒和她告別的。我走的那天早晨，母親沒有起床，臉朝著牆躺著……
至今，我仍在西地遊蕩，京城熟識的朋友說，落葉歸根，你應該回來了！我苦笑著搖搖頭，他們怎知我內心的酸楚，走出去了便就走出去了，何必再撩起心內的陣陣淒涼。老宅的消逝，也是好事，斷就了回首的苦辣酸甜，成就了“一為遷客去長安，北望京師不見家”的瀟灑，弟兄們失去了老宅的撕扯牽絆也是一種輕鬆。其實，家隻是在心裏。
可愛又蒼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