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大玉愣愣地看著我，好像在問我，是啊，我幹嗎去了？
我感到了事情的嚴重性，關了收音機（就忘了關錄音機），開始了給顧大玉補課，這一補我才知道，顧大玉不但不認識字母，也不知道四聲，一個最簡單的a的四聲，讓她來發，竟如啞巴一樣，發出了含混不清的“啊……啊……啊……”教了七八遍四聲還是不會，我一拍桌子吼道：你他媽的是不是中國人？
顧大玉嚶嚶地哭了，她說，中國話我會說，中國的四聲我不會說。
我說，不會說也得說，跟著我念！念錯一個我打一下手板子。
接下來是顧大玉帶著哭腔的，戰戰兢兢的發聲，自然是錯的多，對的少，啪啪的手巴掌聲相間其中，一會兒我說，不行，打你，我的手也疼。
大玉說，您用尺子。
我說，你那把塑料尺子打折了，還得我花錢買。
顧大玉說，它已經折了。
我說，你這個e的發音怎麼老“餓、餓”的？
顧大玉說，老師就是這麼教的。
我說，你的那個破老師準是陝西人，老是把“我”說成“餓”，跟你們校長說說，把你的陝西老師換了，這不是誤人子弟嘛。
顧大玉說，我們老師是山東人。
我說，山東人也一樣，好不到哪兒去。
顧大玉說，您媽媽也是山東人。
我說，我媽媽那是你姥姥，現在不許扯你姥姥，我們葉家，人人都會發e，就你們姓顧的不會。
顧大玉說，對，我爺爺也不會發e，他管e叫ne。我一邊訓一邊教，到最後就光剩下了訓，沒有了教。顧大玉已經忘了哭了，也積極參與，不斷地接話茬兒，不住地添油加醋，臨近尾聲時，我不但訓出了吹泡的蛤蟆、豁嘴兒的兔子，還捎帶上了她的爸爸，捎帶上了河北、山東、陝西的父老鄉親，一切都是現場製作，即興發揮，十分的淋漓盡致。我那時還沒有搞文學創作，事後一聽，這不打底稿的一氣嗬成，用文字表達出來，竟是一段相當精彩的相聲。
訓斥的結束是一陣鐵鍋的亂響，接著是我驚慌失措的聲音：
淨他媽訓你，我火上的一鍋紅燒肉都冒了大黑煙啦！
有一年，我的姐姐來西安小住，她在幫我打掃衛生時發現了這盤磁帶，一聽，樂得捂著肚子直不起腰來，她說這整個是一出現代的《三娘教子》，編都編不出來。現在的任何小品、相聲都比不上我和顧大玉的這段表演，她建議我把這盤磁帶給侯家侯耀文、侯耀華那哥倆寄去，作為素材奉獻給中國的曲藝事業。
我說這不行，這涉及到個人隱私。
顧大玉也說，這不行。
有朋友上我們家來，點著名要聽《三娘教子》，說比流行歌曲好聽。也有不知道我們家有這盤磁帶的，來串門，閑聊的時候顧大玉就會主動向人家推薦。初時我還沒覺得什麼，時間長了，我就覺得顧大玉有點兒那個，再怎麼說這也是揭她瘡疤的東西，她怎會不怕羞呢？古語說，知恥近乎勇，這孩子怎不知恥呢？
我對孩子的思維常常是處於一種被動接受狀態，我想不出他們要幹什麼，會幹出什麼來，但他們絕不是小貓小狗，他們所幹的事情，無論好與壞，都有他們的邏輯，他們的思想。而對這些好事或者壞事的態度，往往就因家長而異了。我承認，在這方麵我不是一個高明的家長，我的簡單和粗暴，又成為了另一些“惡性事件”的由頭。或許我還沒有真正學好辯證法，或許我對兒童行為的理解過於片麵，不過有些事情，就是在今天，我也是無法原諒的，不報以老拳，不足以解恨。
比如，在我調到報社工作以後，編輯部有位姓薛的同事，他的兒子與我的女兒年紀相仿，有一天，老薛把他的兒子單獨鎖在辦公室裏，令其做作業，自己出去采訪了。單獨待著的兒子見父親一走，立時就成了精，三鼓弄兩鼓弄，把屋裏的字紙簍點著了。大家在走廊看見老薛的辦公室火光閃閃，濃煙滾滾，驚呼大事不好，使勁敲門，那孩子就是不開。這時，老薛回來了，打開門，卻見他兒子已用一盆洗手水將火撲滅。我記得，當時我看著狼藉不堪的辦公室，看著站在一片水漬中滿不在乎的薛家公子，隻恨得牙根癢癢，恨不得拽過來抽兩巴掌。可奇怪的竟是老薛，將孩子拉過來拍著哄著，回身對眾人說，你們看我兒子多聰明，每臨大事有靜氣，小小年紀他就知道用盆裏的水滅火。
老薛對孩子的態度給我以啟發，我認為我也應該換一個角度看我們家裏的那塊玉，人家的孩子放了火都沒事，都能看出優點，我們家的玉連發不準四聲也要挨揍，也是有點兒太不公平了。
我一定要對孩子好一點兒，一定！
那天，在回家的公共汽車上，我一路都在這麼想著。
事與願違，當我推開家門，看到我房間裏的一切，我什麼“不公平”的想法也沒有了。
——我的書桌，桌沿被小刀削成了白碴兒，新刷的牆壁成了花臉。
原來，今天是星期六，下午學校沒課，將這一幫魔障放回家去“自己學習”。一個下午學習的結果，就是我的桌子由方沿改成了圓沿，我的一瓶紅墨水大半灑在玻璃板上。老薛的兒子滅火是用水潑，我的女兒擋水是用紙掩。擋墨水的紙當然是信手拈來，於是我的一篇剛寫好的小說便一頁一頁做了犧牲。這且不說，飽沾了紅水的紙鮮豔無比，小家夥又突發奇想，變被動為主動，索性將瓶裏的墨水全部倒在玻璃板上，開始一張一張地製造紅紙了。濕淋淋的紅紙無法安置，順手貼在牆上……
看著慘不忍睹的桌子，看著擠眉弄眼的花牆，看著已經“不識廬山真麵目”的稿子，我的火噌噌地往上冒。
不打能行麼？打！
顧大玉自然要哭，老爺子自然要護著，什麼都往他身上攬，讓人氣惱。
我氣急敗壞地對顧大玉說，你賠我桌子！你賠我的牆！
顧大玉說，桌子我將來掙了錢給您買新的。
我說，牆呢？稿子呢？
顧大玉翻翻眼睛看著我，不說話。
兩天以後，別人送給我的一瓶進口修正液，被全部塗在了牆上。修正液當然很有限，所以那些紅印就如畢加索的畫，不但是擠眉弄眼，而且是張牙舞爪了。
二十年後，在陝西的秦嶺腹地，在一個叫做佛坪的小地方，我去一所學校拜訪了一位名叫黃文慶的年輕老師。給我很大震動的是，這位深山裏的先生竟是一位教育的開放者，在他的家裏，他特意留出一麵白牆，讓他的女兒隨便往上麵塗畫。且不說那山裏的女孩站在這麵牆前是多麼的自由舒展，單是黃文慶的這種做法便已讓我眼界大開了。看著那麵畫了不少孩子圖畫的牆，我再一次感到了自己的失誤，京師出身的我，跟山裏的教書先生比，在見識上，在心胸上，竟是如此不如。
所以，顧大玉給我當孩子，不是一種幸運。
懶散，貪圖舒服；這是人的普遍弱點，也是孩子的普遍弱點。人活著就得自己跟自己不斷較勁，跟命運不斷抗爭，大人對這一點看得很清楚，孩子卻不能。他們把大人的苦心當成多餘，當成“缺少感情”，這實在是錯了，實在是讓大人受到了冤枉。我的妹妹在教育孩子時遇到了和我一樣的問題，她給我寫信痛苦地說：我們這個家族的婦女在對待孩子上可能遇到了同一個難題，曆史上，都說慈禧對待她的兒子同治、光緒是多麼的嚴厲，多麼的冷酷，多麼的不近人情。今天，我也有了孩子，我才深深體會到了那位老太太的心，體會到了她的難處。的確，我與我的妹妹深有同感，慈禧在教育孩子上，是一個極清醒的母親，她對她的孩子並非不愛，而是那愛太艱難，她的孩子就是國家，就是大清社稷，而她的孩子又是那樣的不爭氣，是那樣的軟弱……並非是哀其不幸，而是哀其不爭。到了我們這一代，簡直是連怒也不能怒了。小小的人兒，他們的思想比我們還活躍，比我們的主意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