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兩層樓的雞窩
我想我是中暑了。
卡車下麵有人大聲嗬斥，讓我下車，那聲音在我聽來竟是來自天邊般的遙遠。頭暈、無力，半個身子是麻的，沒有任何知覺，腦子似乎已經不會思維。
抬頭望，南麵有峻美的山，山形如國畫般的奇特，恍惚間使我想起了搞美術的父親，想起了徐悲鴻給我四哥畫的那些大樹……眼前的山，想象的樹，給了我一絲清新，我艱難地活動了一下身體。
有誰說那是華山。
我沒想到華山這麼雄偉。
“下來卸車！你難道還要讓我幹嗎？”下麵又在催促了。
我不知如何從那高高的車頂溜下去，但我已經看見有人先我而下了車，我從北京帶來的用波斯毯子換的被子已經被人扔了下去，摔在一堆肮髒的垃圾上。我試著抬了抬腿，不行，右側的腿已經不屬於我，右邊的胳膊也明顯地抬不起來，我用手掐了一下，沒有痛感，這時要是誰給我做截肢手術可能連麻藥也是多餘的。我害怕了，我感到眼下這種身體狀況絕不是一般的中暑，也絕不能用一般的“壓麻了”可以了斷。我多半是得了中風，得了半身不遂。
“青麵獸”在砰砰地敲擊著車幫，他是農場負責管理我們的領導，一個敦實的，臉上永遠沒有笑容的青臉漢子。看見他，不由得讓人想起《水滸傳》裏的“青麵獸”楊誌來，楊誌押送生辰綱上路的那股硬勁、狠勁，跟他押送著我們和給農場拉的必要生活物資，從西安到這裏大同小異。看得出，自從他從我們單位革命領導小組接收了我以後，就一直對我抱有明顯的敵意，來改造的“牛鬼蛇神”裏麵隻有我一個女的，這就難免在眾人中不顯眼。年輕輕的就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司令部，足見“中毒”之深，可見是個要隨時給予高度革命警惕的，不可掉以輕心的人物。所以，漫長的來路，我就一直在卡車頂上曬著、顛著，駕駛室裏空著，“青麵獸”也沒發話讓我坐進去……
沒有再賴在車上的理由了，一狠心，我向車下滾去。我的身體重重地掉在地上，將地上的暄土砸得騰起多高。“青麵獸”退後了幾步，用手扇著，他奇怪我為什麼會用這種方式下車。
我則在慶幸我骨骼的堅硬，它們沒有因為這一摔而折斷。
幾個大麻包緊跟著我而滾下，“青麵獸”責令我將它們搬到廚房去。
麻包飽滿而生硬，散發著花椒的香氣，我就是躺在它們上麵從西安來到三門峽庫區的。我拽了一下麻包，麻包紋絲不動，連站也站不穩的我，實在想不出該怎樣挪動這些近二百斤重的龐然大物。有個穿白襯衣的人過來了，一聲不響地幫我把這些沉甸甸的家夥們拉進廚房，拍拍手上的土走了。
廚房裏的炊事員正在嘟囔，說事先也不通知就一下子來了這麼多人，讓他沒法招架，光是饃就得三籠，而他現在連麵也沒有發，如何蒸得出來。見我拖著麻包進來，他如同見了救星，問我能不能給他幫廚。
我看了看身後的“青麵獸”，等待他的指示。
“青麵獸”青著臉對炊事員說：“李癟，你要有階級鬥爭觀念呢，你以為她是誰？她是用詩來攻擊無產階級革命司令部的現行反革命。”
被叫做李癟的炊事員不說話了，眨著一雙小得不能再小的眼睛看著我，我相信看別人他絕不敢這樣的肆無忌憚，但是，看我他敢。因為，“青麵獸”已經明確地說了，我是“反革命”。
對反革命有什麼敢和不敢呢？
李癟讓我把剛拉進來的麻包挪到牆角去，他說：“你把它們擱到我的腦袋頭裏是想麻死我？我死了誰給你們這些反革命做飯？”
我趕緊又把麻包往牆角拉，當然拉不動，最後還是李癟幫我拽過去了。
由此，我想到我的麻木，大概是在花椒上歪了一路的緣故，可能不是中風。
我從垃圾堆裏拉出我的行李，來到分配給我住的屋。這是一間幹打壘式的9平方米土屋，窗戶沒有窗欞，用塑料布蒙著；門沒有門扇，用一塊床板頂著。同屋已經住進了一個女性，是個拖拉機手。她跟我不同，她是光榮的農墾戰士，我是勞動改造對象，雖然同住一屋，卻是有天壤之別。
我不知道拖拉機手姓甚名誰，鑒於自己的身份更不便於主動搭話，就默默地收拾自己的東西。
拖拉機手也不理我，很顯然她對我的到來持不歡迎態度。事後我才知道，因為安排了我和她住一個屋，她已經找“青麵獸”交涉過了，她說她不能和階級敵人睡在一起，毛主席都說了，要警惕睡在我們身邊的階級敵人，我成天睡在她身邊，她怕什麼時候我會把她暗害了。
“青麵獸”說：“真要那樣就給你算烈士。”
拖拉機手想了又想，還沒搞清楚劃算不劃算的時候我就住進來了。
安頓好了行李，我就坐在自己的鋪位上想心事，想我離開北京以後的情景，越想心裏越發堵。
進單位以後人人都要填寫一份表格，我如實地填了，自然對組織十二分的忠誠老實，尤其社會關係一欄，更是體現了我對新單位的絕對信賴，不惟有軍統和三青團以及什麼姑奶奶，連八竿子打不著的海外關係也進入其中了。家庭背景複雜，於是，我不入另冊誰入另冊，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磨難於我接踵而來。
從北京到西安的第二天，我就感到了我是異類的尷尬，與我同來的5名同學全部被派往某空軍基地，說是去執行一項要緊的任務，惟獨將我排除在外。我不知趣地問革命領導小組負責人樸斯水，為什麼不讓我去？
樸斯水說：“那裏對政治條件要求極嚴，不是誰都能去的，你嘛，是絕對的不行。”
我問怎麼不行？
樸斯水說：“葉廣芩，我明確告訴你，你不符合進我們這個單位的條件，所以，你隻能進大門，進到裏麵的通行證不能給你蓋章。”
我說：“既然不符合條件，你就應該把我退回北京去，我也並不是多麼喜歡這個地方。”
樸斯水說：“退回去，那不便宜了你？”
樸斯水不能“便宜”我，這感情極為鮮明的話語足以說明，在我剛到單位的第二天，在這位樸大人的眼裏，我已經上了另冊，屬於另一個階級陣營的人了。其實，那些同學到那個基地去，不過是在招待所裏給做好的主席像章塗漆，樸斯水有意搞得這麼神秘，大概也是他的一種鬥爭策略吧。“文革”十年，造就了一大批隨時要對人分類的“階級鬥爭專家”，他們的腦海裏永遠捕捉著“階級鬥爭的新動向”，時刻尋找著“鬥爭的對象”，他們不能沒有對立麵，他們無時無刻都得呈跟誰“過不去”的狀態，什麼時候大家平平安安地過了一天，他們便覺得這一天對他們是白活了。惟恐天下不亂，惟恐對方的陣營後備成員匱乏。這就是他們“革命”的惟一目的。我總認為，是那個特定的環境激發了有些人陰暗的心理，當然，大部分人是盲目無意識的跟隨。有些人則不然，那是一種卑鄙、歹毒心理的大暴露、大展現、大表演。那種特殊的政治環境對他們來說是最適合不過的土壤，是最理想的、最美好的進步機會。應該說他們的本質就是晦暗的、邪惡的。
樸斯水就屬於後一種人。
其實，人本來就是大同小異，誰也不比誰壞多少，誰也不比誰好多少，何苦要把人置於死地而後快？往往善良的人、清純的人是最不善於自衛的，要傷害這樣的人，對樸斯水這樣的人來說，易如反掌。
以後我遇到的人裏，這樣的人還真不多。
我對此君持不能理解的態度，後來，他全身長了一種流黃水的瘡，高挽著褲腿。他灰溜溜地被調離單位的時候，竟然沒有一個送行者，因為他太不得人心了。我過去想跟他說些什麼，或是希望他能跟我說些什麼，但是，當我走到他麵前，看到他那雙陰騭、冰冷的、拒人於千裏之外的眼睛，我便明白什麼話也不用說了。在做人的基準上，我們存在著太大的距離。
那是一個“牆倒眾人推”的年代，我的處境很快被有些人誤解，也很快被有些人心領神會，於是，風起青萍之末，我無意間念的一首詩被同寢室的某位從北京一塊兒來的同學上綱上線，報告給了以樸斯水為首的革命領導小組，革命小組當下就將我揪了出來。這位一塊兒從北京來的同行者從背後捅來的這一刀，將我徹底刺傷，使得我才到單位沒幾天就稀裏糊塗地當上了“反革命”。這一切自然和我的出身、我的家庭必然地聯係起來，連我在北京的命已垂危的母親也受到株連，她被大字報誣蔑為：狗母親！
我沒有為母親掙來錢，卻掙來了謾罵。
在批鬥會上，我說：“你們打我、罵我、討伐我都可以，但你們不能汙辱我的母親！”
我的話被一陣猛烈的口號聲壓了下去。
後來，雖然他們不再提“狗母親”這樣的話，但我的出身已經明確成了我犯罪的“曆史根源”“階級根源”和“社會根源”。跋前至後，動輒得咎，多少莫須有的罪名在企圖“變天”的前提下不容你辯解地全部成立。最強有力的總是最有理的，一切都是強大的說了算，對於我的任何誹謗也都是允許的，因為，我已經屬於“異類”。賊咬一口，入骨三分，那痛直痛到人的心底，讓你連吭也吭不出來。同室者厲色疾言，終日洶洶，令人刻無寧晷，更有臨之以威，恫嚇以刑的所謂交代問題的輪番戰役；有連篇累牘、殺氣騰騰的大字報的大轟大嗡；有循名責實、疾風暴雨的批鬥會的推波助瀾。平心而論，在當時，不滿20歲的我能夠持重地沒有亂了方寸，實在是十分的不容易了，我誰也不敢相信，誰也不敢倚靠，往往是前來關心你的人，就是第二天在批鬥會上最能拿出新鮮貨色，最能博得喝彩的人，那時候常常讓我想及的是荀子的《禮論》：“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其性惡說在當時的確得到了我深深的共鳴。我認為，荀子不愧是荀子，他對人性的精辟總結，在我的處境中得到了印證。
現在回過頭來再看，我原諒樸斯水和那個背後捅刀的同學，他們實在也沒有從我身上撈取到任何好處，反而失去了更多。對他們我不想多加談論，人應該學會寬容，寬容也是一種強大。
也有微微的暖風吹來。
對我的鬥爭正在如火如荼時，我的妹妹由陝北來看我了。她對我的處境全然不知，她懷著一腔即將與親人相聚的喜悅，奔我而來。
那天正要對我進行升級的鬥爭會，妹妹上午到達，我上午8點半要被提上台去，接受批鬥。其時的尷尬與難堪，那欣喜與苦澀相纏的情感，委實用語言是難說清的。同事中有個叫張秀蘭的大姐，她向革命領導小組直言提出將批鬥會推遲兩天，以讓我們姐妹倆有個相對平靜的見麵機會。大概持此意見的不止她一個人，據說響應者甚眾，人們對這種捕風捉影，循名責實的批鬥會也覺得沒什麼意思了。
那次，樸斯水破天荒地開了恩，特給我放假半日。
妹妹來了，我去火車站接她。站台上，我們相遇了，她向我跑過來，親親熱熱地喊了一聲：“姐。”
我的眼淚差一點兒就流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