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離家時候
一九六八年的一個早晨，我要離家了。
黎明的光淡淡地籠罩著城東這座古老的院落，殘舊的遊廊帶著大字報的印痕在晨光中顯得黯淡沮喪，正如人的心境。老榆樹在院中是一動不動的靜，它是我兒時的夥伴，我在它的身上蕩過秋千，捋過榆錢兒，那粗壯的枝幹裏收藏了我數不清的童趣和這個家族太多的故事。我撫摸著樹幹，默默地向它告別，老樹枯幹的枝，傘一樣地伸張著。似乎在做著最後的努力，力圖把我罩護在無葉的蔭庇下。透過稀疏的枝，我看見了清冷的天空和那彎即將落下的殘月。
一想到這棵樹，這個家，這座城市已不屬於我，內心便湧起一陣悲哀和戰栗。戶口是前天注銷的，派出所的民警將注銷的藍印平靜而冷漠地朝我的名字蓋下去的時候，我腦海裏竟是一片空白，不知自己是否存在著了。蓋這樣的藍章，在那個年代於那個年輕的民警可能已司空見慣，在當時，居民死亡，地富反壞右遷返，知青上山下鄉，用的都是同一個藍章，沒有絲毫區別，小小的章子決定了多少人的命運不得而知，這對上千萬人口的大城市來說實在太正常，太微不足道，然而對我則意味著懷揣著這張巴掌大的戶口卡片要離開生活了十幾年的故鄉，隻身奔向大西北，奔向那片陌生的土地，在那裏紮根。這是命運的安排，除此以外，我別無選擇。
啟程便在今日。
母親還沒有起床，她在自己的房裏躺著，其實起與不起對她已無實際意義，重屙在身的她已經雙目失明，連白天和晚上也分不清了。我六歲喪父，母親係一家庭婦女，除了一顆疼愛兒女的心別無所有。為生計所難，早早白了頭，更由於“文革”，親戚們都斷了往來。有一個在地質勘探隊工作的哥哥，長年在外，也顧不上家。家中隻有我和妹妹與母親相依為命，艱難度日。一九六七年的冬天，母親忽感不適，我陪母親去醫院看病，醫生放過母親卻攔住了我，他們說我的母親得了亞急性播散型紅斑狼瘡，生日已為數不多，一切需早做打算。巨大的打擊令我喘不上氣來，麵色蒼白地坐在醫院的長椅上，說不出一句話。我努力使自己的眼圈不發紅，那種令人窒息的忍耐超出了一個十幾歲孩子的承受能力，但我一點辦法也沒有，在當時的家中，我是老大，我沒有任何人可以依賴，甚至於連傾訴的對象也找不到。我心裏發顫，邁不動步子，我說：“媽，咱們歇一歇。”母親說：“歇歇也好。”她便在我身邊坐著，靜靜地攥著我的手，什麼也沒問。那情景整個兒顛倒了，好像我是病人，她是家屬。
從醫院回來的下午，我在胡同口堵住了下學回家的妹妹，把她拉到空曠地方，將實情相告，小孩子一下嚇傻了，睜著驚恐的大眼睛，眼巴巴地望著我，竟沒有一絲淚花。半天她才回過神來，哇地一聲哭起來，大聲地問：“怎麼辦哪？姐，咱們怎麼辦哪！”我也哭了，憋了大半天的淚終於肆無忌憚地流下來……是的，怎麼辦呢，唯有隱瞞。我告誡妹妹，要哭，在外麵哭夠，回家再不許掉眼淚。一進家門，妹妹率先強裝笑臉，哄著母親說她得的是風濕，開春就會轉好的。我佩服妹妹的幹練與早熟，生活已將這個十四歲的孩子推到了沒有退路的地步，我這一走，更沉重的擔子便全由她來承擔了，她那稚嫩的肩擔得動麼？
回到屋裏，看見桌上的半杯殘茶，一夜工夫，茶水似乎變濃變釅，泛著深重的褐色。堂屋的地上，堆放著昨天晚上打好的行李，行李卷和木箱都用粗繩結結實實地捆著，仿佛它們一路要承受多少摔打，經曆多少劫難似的。行李是哥哥捆的，家裏隻有他一個男的，所以這活兒非他莫屬。本來，他應隨地質隊出發去贛南，為了“捆行李”，他特意晚走兩天。行李捆得很地道，不愧出自地質隊員之手，隨著大繩子吃吃地勒緊，他那為兄為長的一顆心也勒得緊緊的了。妹妹已經起來了，她說今天要送我去車站。我讓她別送，她說不。我心裏一陣酸澀，想掉淚，臉上卻平靜地交代由火車站回家的路線，塞給她兩毛錢囑咐她回來一定要坐車，千萬別走丟了。我還想讓她照顧身患絕症的母親，話到嘴邊卻說不出口。把重病的母親交給一個未成年的孩子，實在太殘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