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肯定篇篇都精彩漂亮。有這可能嗎？有吧。好的讀者都很清楚，欣賞文學，靠“名著梗概”那種大學裏教授唬學生的拙劣騙術是行不通的，隻有縱覽全篇通觀整體，才可進行臧否褒貶。所以我不指望我的讀者從上文我那三言五語的故事提要中看出好來，我出示給讀者的是我的信譽。不是這樣的流行語已經深入人心了嗎：寫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怎麼寫。我的讀者和我一樣，對我的怎麼寫充滿信心，我們都不擔心我在這裏泄露出來的構思選題被人剽竊。可是，對不起，事實上，作為當事人我無比清楚，我的那批小說沒能寫出或沒能寫完，其根本問題隻是我寫不出它們或寫不完它們。否則的話，為什麼同是寫關於男人的長篇，我先動筆的《教育》總是停滯不前，後動筆的《回家》卻能一蹴而就；為什麼同是寫關於女人的中篇，我先構思的《酩酊》遲遲無從下手，後構思的《身體》卻能手到擒來；為什麼同是寫關於男女關係的短篇，我先設計的《在小屋的日子有多長》怎麼看都不成模樣，後設計的《去天堂的路有多遠》卻一搭眼就神形兼備……問題在我，與電腦無關，沒準電腦故障還幫我下了台階呢：要不然，麵對我那些小說的毛坯，寫還是不寫，就會發展成哈姆雷特式的極端問題。當然捏著鼻子硬寫，我也不是寫不成它們。作為一個比較熟練的小說工匠，生拉硬扯地說圓一個故事的本領我還具備，甚至我也真的善於把思想技巧上的俗手敗著偽裝成別有洞天的生花妙筆。事情的關鍵是我不能那麼幹。我是一個自尊的人，自然也尊重我的工作，若製造假冒偽劣產品去瞞天過海，讀者的眼睛能饒過我，我自己的良知也饒不過我——我私下認為，我的良心，還沒完全讓狗叼去。所以說，如果我的電腦硬盤沒有損壞，什麼時候我打開電腦，我那批已經開頭的長中短篇小說都能跳上屏幕，爭著搶著等我續寫，那麼，我很可能仍然不會再去問津它們。我的意思是，就如同人口需要優化一樣，既然我懷的是個病胎，那趁它尚未奪門而出，就果斷地給它來個人工流產，無疑是我最好的選擇。作為一個小說寫作者，我對自己的要求並不苛刻，隻要體會到了寫作的愉悅，我的寫作就進行得下去；而我對愉悅的理解也很實際，那就是我的感官享受到了快樂的刺激──順便說一句，我一向都把那個依附於我身上的、無處不在而又無形無狀的、名為精神的東西，作為我感覺器官的總控製台與總調度師。可是，什麼樣的寫作才算愉悅呢？這實在是個複雜的問題，它不隻具有單一的理由，甚至，它的諸多理由在化整為零時，還自相矛盾，常常是能為此文釀製愉悅的酵母，也會成為彼文滋生惡俗的溫床。所以，我若說我能寫出來的小說就讓我愉悅，我寫不出來的就沒讓我愉悅，那好像抬杠，好像遵循的是“第二十二條軍規”式的荒唐邏輯。可實際上真是這麼回事，真的隻有感覺能給出答案。多年以來，寫小說幾乎是我唯一的工作，我最大的願望，就是把這世界存儲在我腦子裏的那些小說，都一五一十地記錄出來，還給這世界。我不敢瞞產量吃回扣，不敢隻把《回家》、《身體》、《去天堂的路有多遠》這些小說上報交公，卻留下《教育》、《酩酊》、《在小屋的日子有多長》這批作品私藏獨吞。沒那必要。我若那麼幹，不也是跟稿費過不去嗎。我從來都是個貪婪型男人，除了渴望妻妾成群，也還願意腰纏萬貫。事實上，《教育》、《酩酊》、《在小屋的日子有多長》這批作品的半途而廢，原因盡在它們自身，是它們自身的外疾內傷，限製了它們的出籠麵世。當然了，在這個問題上，我的毛病也一目了然。無需隱諱，作為一個功利時代裏的“舊舊人類”，我身上還殘留了些落伍的劣根頑症，使我有些不合時宜：比如嚴於律己，比如追求完美（我力所能及那種程度的完美），比如自愛自重。我的這種不合時宜表現在創作上，就是一旦對自己的作品不能滿意，便唆使感覺這個檢察官去封殺它們，寧可影響稿費收入也絕不手軟。這樣一來，《教育》、《酩酊》、《在小屋的日子有多長》這樣的作品，自然便有了與《回家》、《身體》、《去天堂的路有多遠》這樣的作品截然不同的劫數命運。我不知道，同是出自我腦袋手筆的長文短製，何以會帶給我不同的感覺；我隻知道，感覺是一種奇怪的東西，隻可意會不能言傳，更多的時候，它似乎隻受宿命的操縱。這就好比，我們都同意“性格即命運”這樣的說法，可為什麼相同的性格也會導致不同的命運，就解釋不清了。不過說解釋不清也不盡然，神秘和虛無可是不同的概念，解釋本身就有意義。況且，我寫小說，其根本動機正是為了解釋我的狀態情緒感覺欲望。要知道，不光“每日三次一次兩片孕婦忌服”的藥品說明書是解釋，不光“為了迎接×節的到來市場出現了繁榮局麵”的新聞報道是解釋，不光“強奸主要是指行為人以暴力、脅迫或其他手段，完全違背婦女意願，強迫與之發生性行為”的法律條文是解釋，不光“題材是指作品中具體描繪的社會生活事件或現象，根據作品反映的生活範圍、性質和本身蘊含的意義，有工業題材、農業題材、軍事題材、科技題材、曆史題材、童話題材等”的文學詞典是解釋，小說也是解釋，是對──比如我感興趣的那類小說吧，所提供出來的那種騷動不安的、曖昧不明的、似是而非的、神秘莫測的言說內容與言說方式——生活的解釋，對存在的解釋，對世界的解釋，是對所有解釋所做的更為高級和有趣的解釋。我喜歡小說，就在於它的言說高級有趣，而小說的言說之所以高級有趣，在我看來，這是由它遠離功利的純粹品格和性靈化的真實屬性所決定的。在人類所能從事的諸多項類的智力活動中，寫作小說，是為數不多的能把極端的嚴肅認真與極端的荒謬隨意結合起來的益智遊戲，正是這嚴肅認真與荒謬隨意的結盟共謀，才使得小說的遊戲精神獲得了本體化與絕對化的地位，使之進入了一重“虛有”的境界。是的，是“虛有”，這是一個像小說一樣奧妙無窮的詞彙，我為我杜撰了它感到得意。“虛有”的意義是神性的，它是在一種渾沌的狀態下，袒露似無實有似有若無和似虛實實似實若虛的事物本質，以象征隱喻和暗示的方式恢複人與世界的本來麵貌，因而它標誌的境界至高無上。“虛有”的境界使得小說成了人類最為親切的精神伴侶之一，它所喻示給人類的獨特發現，具有無以替代的愉悅效力。當然了，當一篇小說隻存在於小說寫作者的構想中時，它就像一個女人，一個引你注目惹你心動的漂亮女人，由於你們並無實質性的戀愛，你便永遠不會知道她有多麼出色或多麼糟糕；相同的道理是，隻有寫作這一類似戀愛的行為，才能決定一篇小說達到了怎樣的高度，也才能對我們構想中的作品給出價值的判斷。在這點上，我是一個務實的人，我看重寫作本身帶給我的啟示與影響。若一篇小說，我都寫下題目了，寫下第一句話了，寫下第一自然段了，寫下第一章甚至兩章半近三萬字了，給我的感覺還是不鹹不淡不痛不癢不死不活不三不四，那無論它的故事怎樣的耐人尋味，結構如何的出奇製勝，語言多麼的恰如其分，它也不會是個讓我愉悅的東西。故事、結構、語言，這的確是我長期以來在閱讀和寫作小說中最為關注的三個要素，我認為，正是它們的彼此勾連，才搭建出了小說世界的三維空間。一般來講，我喜歡那種比較感性的平凡故事，它具有模糊而又脆弱的質地，能更直接地指向性靈而不是世相；我喜歡那種富含形式意味的包裝結構，寧可形跡彰顯，也不毫無自覺，它應該理直氣壯地成為內容的組成部分；我喜歡那種出之於口頭而歸之於書麵的智性語言，在流暢中有斷裂，在樸素中有奢華，含而不露卻又處處機鋒……當然我不是要用肉食加工廠的工藝流程來拆解小說，我在這裏的量化分配，隻是為了行文的方便。我很清楚，不容割裂的小說即使真有所謂的鳳頭豬肚豹尾，它也不是可以輕易歸類分堆的拱嘴肘子心肝皮骨。故事和結構還有語言，它們的關係如同水乳，是一個自洽的嚴密體係，作為一個和諧統一的有機整體，它們在共同支撐著一篇小說。在一篇小說裏，隻有這三樣東西彼此呼應著發揮了作用，文學的發言才能實現，對於生命的存在和世界的規律，小說也才能以它獨有的方式，做出有力量的楬櫫與展覽，有預見的宣諭與指認。但寫作小說，實在不是一種理性行為，更主要地參與寫作活動的，倒是直覺、敏感、猜測、偶然性、筆在意先和信手拈來這些感性的東西，是它們以一種空穴來風的形式作用於不同的寫作者，才有了不同寫作者筆下那各有千秋的匪夷所思的獨立世界。小說進入“虛有”的路徑，是依地勢走向自然生成的河床，而不是為了分流或灌溉，經由人工修鑿的水渠。就是說，小說提供的象征隱喻暗示，是整體的和全部的，應該通過作品的自洽係統呈現出來，而不能刻意攀附，僅僅用某個人來象征什麼以某件事來隱喻什麼拿某種經驗來暗示什麼。如此一來，依我的理解，寫作小說就又不光是個技能技巧問題了，它還成了小說寫作者的宇宙觀問題。前邊我說過，我指稱的愉悅，就是我的感官所享受到的快樂的刺激；前邊我還說過，我那批消失了的小說如果沒有消失，我也不會再捏著鼻子去硬寫它們，因為我意識到了，它們不能讓我愉悅。可是，何以《回家》、《身體》、《去天堂的路有多遠》能讓我愉悅，而《教育》、《酩酊》、《在小屋的日子有多長》就不能讓我體會到愉悅呢？容我再對小說進行一次粗暴的量化分配。比如，耐人尋味的故事能悅我心，出奇製勝的結構能悅我眼，恰如其分的語言能悅我耳，甚至我的嗅覺觸覺都能在小說的作用下被喚醒起來。可是，這樣的愉悅就是愉悅的全部嗎？不可否認的是，我的那批消失了的小說，它們不是從最開始就不存在愉悅性的，或者說，最開始時，它們也是存在著發散出全部愉悅的潛在素質的。我想象它們時，為它們確定了作品題目和人物名字，並寫出了它們的一段一節一章一部分時，我肯定曾認為它們完全符合我的小說標準，它們帶給我的愉悅必將愈益強烈；可這些小說在後來的演進結果卻讓我失望，它們的愉悅功能在無可挽回地一點點喪失，至少，它們的愉悅功能是零散而淺表的。我不能說《安樂窩九號》的故事不耐人尋味，我不能說《有李豔的夜晚》的結構不出奇製勝，我也不能說《各得其所》、《午夜牛郎》、《圓形環鏈》、《做父親太沉重》的語言不恰如其分，我能說的隻是，在一個綜合的精神指數上，它們碰巧偏離了我的思想軌道。說到這，或許我有必要換一個說法強調一句，所謂愉悅，其實是一種自由的體驗，它出現和生長於對未來的好奇與期待中，至於那個令人好奇與期待的未來大體應該什麼樣子，我說不好，但卻知道，它必須由意料之外與情理之中來雜交生成。寫作小說的過程，是一個提升生命質量的過程，它能讓我的感官豐富我思想，又能讓我的思想照亮我感官，最終確立起我的小說精神。至於我那批消失了的小說，有了我今天理性的記述與祭奠，我想，它們若有朝一日獲得再生，一定會與我未來人腦與電腦裏的其他小說一樣，放射出讓我由衷歡喜的愉悅之光。“輕浮”的小說有些小說特別嚴肅，像德育教授指導成人說你好謝謝對不起，又像一磚一瓦一坯一石壘起來的雞窩豬圈。我以為這種小說對人的心智發育不負責任。我喜歡閱讀和寫作“輕浮”的小說，它說出來的話讓人不知所雲，它搭成的建築如同海市蜃樓。按說嚴肅沒什麼不對，在小說的諸表情中，就包括了不苟言笑。在我啟蒙時代的文學背景中，或正言厲色，或語重心長，或煽情論理，都是我樂於接受的方式，直到現在，那些麵容凝重憂憤彌胸的前輩高人們的訓諭教導，還時常回蕩在我的耳畔：狄更斯、巴爾紮克、特羅洛普、雨果、左拉、托爾斯泰……他們確定了我最初看待人生的視角與視域。如果早生百八十年，也喝小說這碗稀粥，沒準我真會繼承他們的衣缽，板著道德主義的麵孔，在一個因果關係架構的世界裏扶正驅邪，懲惡揚善。可誰知道呢，也許我出生及至讀書和寫作的時日早一百年，我也仍然會像現在一樣，於幡然醒悟後，去追尋另一類人開創的小說傳統：塞萬提斯、卜伽丘、拉伯雷、斯威夫特、斯特恩……我的意思是，用“嚴肅”啟蒙了我的大師巨匠們的確是我老師，甚至是一以貫之地對我高標準嚴要求的班主任老師，我永遠都要感激他們；但有了一些生活的閱曆與人世的經驗後，我必須承認，給那些炮製“輕浮”小說的老頑童們當親傳弟子，倒更符合我的心願，盡管，他們給我授課的地點不是高雅的講堂而是低俗的酒館，他們授課時的態度也不夠端莊方正而是嬉皮笑臉。小說是一門感性的藝術，它的功用不在於規訓教化，而在於反規訓反教化，在於幫助日益僵化麻木的生命找回遺失殆盡的古老直覺，以潤澤情感開啟心智。從數百年前誕生伊始，它就是一個無憂無慮的快樂精靈，東捅一個婁子西開一個玩笑，自得其樂地潛伏在政治經濟科學宗教這些大神老仙們身後的暗影中，把視聽弄“混淆”，將黑白搞“顛倒”，像如來佛手心裏的孫悟空一樣，在給定的地盤上搗鬼鬧妖。那時候，遊戲精神使它血統純粹，趣味主義讓它筋骨健朗。但十九世紀到來以後，肯定與政治經濟科學宗教異乎尋常的動蕩變革有關，小說精靈受到了影響，它的“責任心”和“使命感”陡然增強，竟巴望著在人類生活這個大舞台的光亮處粉墨登場。結果，這個永遠的孩童也賣起老來，粘一抹胡須畫幾條皺紋，操著老祖父的口吻耳提麵命，把寫小說的筆與決鬥的劍甚至鎮壓的槍雜交成了同一樣東西。我不否認，孩童也可以呼風喚雨，也能說至理名言，如鬧海的哪吒和《皇帝的新裝》裏的稚兒。但孩童更是騎鵝旅行的尼爾斯和泛舟曆險的哈克貝利·芬，其天性是遊戲和好奇：在遊戲中怡情找樂，在好奇中探究發現；一旦把孩童定位為傳道解惑的牧師神甫，隻能貽笑於大方之家。幸好，很快，聰明的小說精靈找回了自我，一踏上二十世紀的大T型台，它就識趣地脫下厚道袍換上了薄紗裙，僅在二十世紀的前二十五年裏，就以《審判》、《城堡》、《追憶逝水年華》、《好兵》、《尤利西斯》、《澤諾的意識》、《好兵帥克曆險記》、《雅考伯·馮·貢騰》、《偽幣製造者》等一批成熟的“輕浮”之作，重現了它靈動妖嬈的騰挪之姿。這是一次脫胎換骨的革命性解放，不光小說精靈因之找回了活力，像我這種小說作坊裏的學徒小工，也得以循著捷徑找到了榜樣。我當然知道，其實一百年來，小說精靈的厚道袍從未真正褪下，它身上的薄紗裙更是始終沒能穿戴齊整。可我並不覺得它這副樣子有什麼不好，半瘋半傻，不倫不類，也許這正是它的本相。如果它隻剩下一副麵孔，或一色的嚴肅或全盤的“輕浮”，倒不會今天這般活潑可愛了——盡管，它肩負嚴肅有點勉為其難。不過，小說的窘境並不在於它肩負嚴肅是否力所能及，而在於，“嚴肅”這塊裹在厚道袍裏的陳皮懈肉，雖然早已盡失鮮嫩，全無了昔日的勃勃生機，卻憑借政治學與社會學的聲援策應，揮舞起海盜版的巴爾紮克托爾斯泰的虎皮大旗，一味對薄紗裙中那“輕浮”的冰肌雪骨拳腳相加，要麼指斥其“小圈子文學”、“個人化寫作”，要麼批判其“缺少人文關懷”、“沒有時代精神”，就好像薩特的“介入文學”是文學而博爾赫斯的“圖書館文學”就不文學了。大言霸市，剝奪了小說美學與敘事倫理的發言權利。人是一種“跟著感覺走”的動物，喜歡橫生枝節旁逸斜出，其本性是非理性即不“著調”的；可人又是一種社會動物，社會要以各種倫常教條整合規範人的本能，要求人“著調”，步調一致聲調一律。這樣，無所適從的人類為了避免淪為寵物，隻能堅守在小說這類有助於平衡攻守的情感掩體裏，與馴化他的世界建立一種虛有的對話關係，以緩解心理壓力，贏取思想自由。正因為如此，何等樣貌的小說都不是無根無脈的鏡花水月，嚴肅有嚴肅的理念觀點，“輕浮”有“輕浮”的態度立場，兩者可以各執一詞，但不應該你死我活。把追求小說的嚴肅置換成強求嚴肅的小說，這本身即是對小說精神的歪曲與背叛，而歪曲和背叛小說精神，追根溯源，它暴露的不僅僅是藝術問題，更證明了人在自我認知過程中的低能或偽善。至於我，之所以在小說家族裏偏向於認同“輕浮”的小說，隻取決於我的認知方式與認知結果。我認為，當小說與人性中非理性的不“著調”特質聲氣相求遙相呼應時，它透視出的是意義的根柢，它反照到的是價值的背麵，從而能幫我更準確地洞悉存在的真相，使我活得明晰而清醒。顯然，在我這裏，“輕浮”的小說更指向人類內心圖景的精確與真實，它的核心是自省和自救，僅此一點，它的嚴肅性即毋庸置疑。需要聲明的是，它的嚴肅是小說的嚴肅，而非嚴肅的小說。
第十一章（2 /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