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經常和工作組楊廳長打乒乓球，培養感情。
大家忍俊不禁。他確實好幾個下午在體育室和楊廳長打乒乓球，引得大家觀看。過幾天又換一批對象來批判。分班批了又全校批。大會小會批了又寫文章批，小字報大字報批。學生批老師，其實是工作組和學校團委組織的。就我校而言，學生對老師還是尊敬的，有感情的，批判是政治任務。不批，自己就要挨批，大家發言寫大字報全部都是避重就輕，不著邊際。老師們也心領神會，隻感到工作組和團委對他們有壓力，並沒感到學生對他們有什麼壓力。
團委抓了老師中的階級鬥爭，還要抓學生中的階級鬥爭。在學生中打了幾個落後小集團和反革命組織。初中畢業班一個叫陳浩的同學，團委書記指名道姓地批他是反革命小頭目，至今我們都不知道那個反革命組織有何罪狀。那真是個令人心悸的歲月，不堪回首，人人自危，個個怕沾上邊。團委幾個人就是十足的布爾什維克，職業革命家。他批我們語文老師，非要置之死地而後快。等到形勢變化，有些師生有一晚在教室裏要他交待他的行為，僅僅就這麼一次，他就在自己房門口“自掛東南枝”，了此殘生。
每次批判都是團支部幹部帶頭，然後一個接一個發言，誰不發言就是落後，就是思想問題、立場問題；就是旗幟不鮮明，立場不堅定。帽子滿天飛，棍子隨便打，誰也不願意挨批挨鬥，還要爭表現，充積極。開頭，大家都寫有發言稿，個個對著稿子念，念完稿子完成任務。批了幾個星期，一個個口才練得不錯了，懶得寫稿或來不及寫稿或寫不出稿，就即興發言。這比念稿子厲害得多，你一言，我一語，萬炮齊發。開頭批“黑幫言論”，批“反社會主義反思想反三麵紅旗”的惡毒言論。再後麵找不到內容批了，就臨時挑黑幫的毛病。家庭、婚姻、穿著、日常言論和行為，常常搞得這些“黑幫”措手不及。有些批判簡直是無稽之談，令人啼笑皆非。還有些無話可講的人就無中生有、捕風捉影。
我校校醫曾在德國的“福音堂”當過醫生，有個同學就批判他：我有一次拉肚子，治了幾天不好，他要我餓一天不吃東西，這不是居心不良，要餓死貧下中農的後代嗎？
另一個同學批判王成孝時說：他侮辱貧下中農子弟，他上廁所要我看他的屁股是否有血！全班同學哄堂大笑，弄得這個“黑幫”滿臉通紅。後來學校工作組要這幾個同學寫出旁證材料，按上手印，以便最後給“黑幫”定罪。袁老師在我班接受批判時，大家心領神會，心照不宣，雞毛蒜皮，蜻蜓點水地胡批一通。工作組怎麼啟發也批不出什麼東西來，最後輕鬆地結束。
該批的批了，沒什麼新鮮內容了，就把黑幫們集中起來，天天寫交待。我們天天學文件、學通知，學北京某中學批判高考分數掛帥“十大罪狀”。天天寫大字報，接著成立紅衛兵組織。黑幫們天天戴著高帽幹活，吃飯也戴著。
學校教學部與食堂分兩部，兩部都有圍牆，中間隔著市區的一條小巷道。為了學校安全，在兩部的圍牆上修了一座小天橋通過。食堂本來不高，天橋約五米長，一米多寬，和屋簷相距不多，兩人撥身過路要側著身子，稍高的人過天橋都要彎腰。黑幫一天三餐都排著隊由團委或小組成員押著進食堂。黑幫們手提飯碗靜悄悄地不知不覺走到屋簷邊，忘記了彎腰，常常“咚”的一聲把額頭碰在屋簷上。黑幫們高低不齊，戴著一米來高的帽子個個都過不去。袁老師本來個子高，走在最前麵，不注意就碰到屋簷上，把帽子撞到地上，押解的人大喊一聲：黑幫分子不老實，把帽子撿起來戴好！
天橋上有水，過往的學生又多，不注意踩在帽子上，帽子又扁又髒。袁老師還得撿起來往頭上一戴，然後做進屋簷的預備動作。先退後兩米，低頭彎腰，讓高帽先進屋簷。這一退，後麵的黑幫都跟著退。我們的數學老師快六十的人了，滿頭白發沒有理，滿臉白胡沒有刮，高個又有點駝背，加上心理重壓，更顯得老態龍鍾，顫巍巍退後兩米，不注意絆倒在地。急忙爬起來，彎下腰，高帽的尖頂抵著袁老師的屁股。第三個，第四個……個個黑幫都得退。天橋本來不長，二十多個人排成幾十米的“一”字長蛇陣，齊刷刷一直退到石級底下，一條白色彎腰的蝦米隊慢慢往前移動，艱難的鑽進屋簷。站在旁邊給黑幫隊伍讓路的我們，看著平時性格直率、心地善良、鞠躬盡瘁的老師今日是如此模樣，不免心頭一酸，眼淚就流出來。心中暗想：真是“在它矮簷下，豈敢不低頭！”大家連忙超過黑幫隊，衝進食堂擦眼淚，一些女同學躲到牆角嗚嗚地哭起來。日子久了，大家習慣了，再沒人流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