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性，還包括既不異裝也不易性但是喜歡像另一個性別的人那樣生活的人。巴特勒認為，男女兩性的界限是不清楚的，生理學統計表明，世界上有6%至10%的人天生就處在兩性之間，他們的生理性別是不確定的。兩性界線不清和有越來越模糊趨勢的表現在當今世界隨處可見，正在形成一種新的社會時尚。在悉尼，打破兩性界線的人們舉行了一日的遊行，有成千上萬的“正常”人看到了他們。美國的麥可，傑克遜是貓王以後最著名的歌星，是彼得潘以來最著名的男女同體的民間英雄。他的存在是對男女兩分觀念的威脅。英國的辛普森在大眾傳媒中為人們提供了一個最新的同性戀色情明星、被動肛交者和性受虐者的詼諧的公眾形象，他的形象出現在從足球和健美到關於去毛和男褲的廣告當中，他的形象說明，男性身體一裸露的、被動的、作為性感對象而被人渴望、被人觀賞的一開始以前所未有的姿態被展露出來，他說：“傳統異性戀的觀念在這種顛倒麵前已難以為繼。”除易性行為外，異裝行為也是超性別中一個重要的形態。異裝行為的一個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它是對兩分的簡單概念的挑戰，是對男性和女性這種分類法的質疑。超越性別角色這一社會潮流中的另一個重要形式是男角的女同性戀者和女角的男同性戀者，他們的存在使生理性別、社會性別和性傾向的全部定義都成了問題。這兩種人的自我社會性別認同與生理性別不符，他們的生理性別是男性或女性，而他們的社會性別認同是另一種性別。他們的性傾向也與生理性別不符：在心理上是異性戀的，而在生理上卻是同性戀的。進入20世紀90年代，超越性別和性別角色的模糊化有愈演愈烈之勢。在某個心理診所，一個女孩向醫生描述自己所遇到的問題：她想做一個男性，而且是一個同性戀男性。也就是說，她的生理性別是女性，她的社會性別是男性，她的性傾向是同性戀。她是女人，她愛男人，但是她不想作為一個女人來愛男人，而是想作為一個男人來愛男人。這就是90年代人們所麵臨的新局麵。伯恩斯坦爾在1994年說：對於“誰是易性者”這一問題的回答完全可以是這樣的：“任何承認這一點的人。”一種更政治化的回答是：“任何人一他的社會性別表現從社會性別結構本身看來是有問題的。”對此，巴特勒有一句名言：每個人都是易性者。她是指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成為一個標準的典型的“男性”或“女性”，“同性戀者”或“異性戀者”。對於超性別現象的重視，使得雙性戀傾向在酷兒理論中擁有了特殊的重要性。酷兒理論認為，自由解放的新版本就是取消同性戀和異性戀的區別；如果實現了這一變化，所有的人將不得不承認他們自己的雙性戀潛力。雙性戀之所以有著特別的重要性正是因為，雙性戀者的存在本就是對“正常人”、女同性戀者和男同性戀者的區分質疑，雙性戀的形象就是一個重要的越軌的形象。雙性戀能夠解構社會性別與性的兩分結構的原因在於：首先，因為雙性戀占據了一個在各種身份之間曖昧不清的位置，所以它能夠昭示出所有身份之間存在的缺陷和矛盾，表明了某種身份內部的差異。其次，因為身份不定，雙性戀揭示出所有政治化的性身份的特殊性質：一方麵是個人性行為和情感選擇隨時間不同的巨大不連續性；另一方麵是個人政治身份的不連續性。目前，有些酷兒已經幽默地自稱為“彎曲的直線”。“直線”本是英文中“正常人”或“異性戀者”的通俗說法。“彎曲的直線”這種說法充分揭示了各種分類界線之間正在變得模糊起來的新趨勢。將來，我們會有彎曲的直線，會有搞同性戀的異性戀，會有具有女性氣質的男人和具有男性氣質的女人。一位學者打趣地說：“誰知道呢，也許在明年的學術研討會上，我們會看到這樣的論文標題：女同性戀的異性戀一最後的未知領域。”第三，酷兒理論還是對傳統的同性戀文化的挑戰。酷兒理論和酷兒政治預示著—種全新的性文化，它是性的、性感的，又是頗具顛覆性的，它不僅要顛覆異性戀的霸權，而且要顛覆以往的同性戀正統觀念。酷兒理論提供了一種表達欲望的方式，它將徹底粉碎性別身份和性身份，既包括異件戀身份，也包括同性戀身份。英國背景的瓦特尼和美國背景的沃納將酷兒政治定義為偽裝神聖的道德主義的男女同性戀身份政治的對立麵。&特尼指出，傳統的同性戀身份政治為廣向人們對同性戀的刻板印象和熟視無睹挑戰，有一種以“同性戀社群價值”的名義壓抑在酷兒性行為中大量存在的差異的偏向，因此創造出一套關於同性戀生活方式的高度正規化的圖景。相反，酷兒文化是對這種高度正規化的同性戀價值的否定，其性多樣化的圖景囊括了從奧斯卡王爾德到芬蘭的湯姆，甚至包括麥當娜這樣的人。瓦特尼宣稱，酷兒文化是對“占統治地位的性認識論權威”的挑戰。酷兒理論抨擊同性戀和異性戀的分別，揭露和批判了這種兩分論的隱蔽的運作方式。酷兒理論家司德維克是這樣解釋的：某種文化中兩極對立的分類，比如異性戀和同性戀的劃分，實際上是處於一種不穩定和動態的關係之中。因此，僅僅爭取對同性戀的正麵評價是不夠的，還要保護人們選擇做酷兒的權利。酷兒理論向男女同性戀身份本身質疑，批評靜態的身份觀念，提出一種流動和變化的觀念。酷兒理論嚐試將個人身份政治轉向意義政治。酷兒理論不把男女同性戀身份視為具有固定不變的內容的東西，而將身份視為彌散的、局部的和變化的。對於一些人來說，身份是表演性的，是由互動關係和角色變換創造出來的。酷兒理論批判了傳統同性戀理論在身份問題上的排他性，揭示出在建構男女同性戀身份的嚐試中，異性戀是如何被正規化的。第四，酷兒理論具有重大的策略意義，它的出現造成了使所有的邊緣群體能夠聯合起來采取共同行動的態勢。酷兒理論相信民主原則在個人和個性的發展中也同樣適用。酷兒政治建立了一種政治的聯盟，它包括雙性戀者、異性者、女同性戀者和男同性戀者，以及一切拒絕占統治地位的生理性別、社會性別和性體製的人。酷兒政治接受所有認同這一新政治的人，不論他們過去有著何種性身份、性傾向或性活動。嚴格地說，一個人既不能成為一個同性戀者，也不能是或不是一個同性戀者。但是一個人可以使自己邊緣化，可以改變自己，可以成為一個酷兒。“酷兒”一詞因此具有策略性的意義，而不是指稱某種具有永久性意義的身份。酷兒性並不是一種新的身份，這一概念之所以吸引人，是因為這些人們擁有共同的經驗，他們共同作為性越軌者的生活方式，而並不是一種這些人共同擁有的本質主義的身份。它出現在那些孤立的個人當中，與一夫一妻製的家庭價值相對立，與異性戀霸權相對立。許多酷兒活躍分子不再將目己定義為女同件戀者、男同件戀者、雙性戀者，甚至不說自己是異性戀者，而簡簡單單地自稱為酷兒。酷兒的性活動很難在傳統的性結構領域中加以定位，它是一些更具流動性、協商性、爭議性、創造性的選擇。女同性戀者、男同件戀者和雙性戀者也許需要“走出來”，但是酷兒身份卻是“走進去”的。酷兒還創造了他們自己的分類方式：酷兒，較酷兒，最酷兒。這種分類方式與以往的任何分類方式都不一樣。酷兒理論的多重主體論造成了在不同社會和種族的曆史背景下塵理性別和社會性別的不連續性，為男同性戀者、女同性戀者、超性別者、易性者和雙性戀者的社群之間更強有力的聯合，為他們改造製度化的異性戀霸權的共同努力創造了條件。最後，酷兒理論與後現代琿論的關係。酷兒理論出現於後現代思想盛行之時，與後者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酷兒理論的哲學背景是後結構主義和後現代理論。後現代理論是遇到最多誤解的理論，例如，它常常被人們誤解為要取消一切實際行動和現實鬥爭。因為它解構了所有的“宏大話語”，解構了所有的分類和身份，因而取消了所有現實鬥爭的可能性。有些女權主義者就持有這樣的觀點，她們認為，女權主義不可過於投人後現代主義的懷抱，這是與敵同眠。她們認為，後現代主義是社會變革的敵人。這種態度與女權主義對酷兒理論的複雜感覺有相似之處。其實，這種恐懼和擔憂是建立在對後現代理論的誤解之上的。後現代的解構主義不過是一種模式轉換而已，它並沒有使任何事物變成“暫時的”或“不真實的”。認為“男性”和“女性”、“同性戀者”和“異性戀者”作為一種身份的劃分是不正確的，並不會使它們因此變得“不真實”。實際上，它對於反抗壓迫的鬥爭是極為有益的，它可以使人們獲得一種擺脫現存的僵化的社會文化機製的力量。後現代理論家威爾頓說：“我甚至要說，對於女權主義來說，性別的解構和重寫（這一重寫可能采取徹底取消性別的形式）的唯一選擇是消滅男性！無論性別是一種壓迫性的操縱性的結構，還是男人‘天生’要壓迫女人，女人是‘天生’的受害者，全都應當被掃除幹淨。”取消或者說解構“男性”和“女性”、“同性戀”和“異性戀”這些概念，並不像有些女權主義者所想象的那麼可怕，並不會取消現實的解放鬥爭實踐，而是為這一現實鬥爭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提供了一個新的武器。酷兒理論是一種具有強大革命性的理論，它的最終目標是創造新的人際關係格局，創造人類新的生活方式，它的做法是向所有的傳統價值挑戰。它向傳統的家庭價值挑戰。一位酷兒理論家說：“我認為，傳統的家庭價值不會延續到下個世紀，隨著人的壽命增加，我不相信人們能保持50年的一夫一妻製婚姻生活。我想我們會找到某種既不是一夫一妻製也不是通奸活動的生活方式。”它向傳統的性別規範和件規範挑戰。對於酷兒來說，他們的亞文化為他們提供了廣大的有意識的表演性的性與性別角色的天地，他們可以從男性角色變為女性角色，從異性戀角色變為同性戀角色。對於一個酷兒來說，即使是一個有易性傾向的人，也沒有絕對的必要做變性手術，按照酷兒理論，他完全不必受這個罪，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完全不必一致，想穿哪個件別的衣服，就穿；想過哪個性別的生活，就過；想做哪個性別，就做，不必要先改變第一性征才有資格做某種性別的人。按照酷兒理論的理想，在一個男人不壓迫女人的社會中，性的表達可以跟著感覺走，同性戀和異性戀的分類將最終歸於消亡；男性和女性的分類也將變得模糊不清。如果是這樣，性別和性傾向的問題就都得到了圓滿的解決。酷兒理論是一種具有很強顛覆性的理論。它將會徹底改造人們思考問題的方式，使所有排他的少數群體顯得狹隘，使人們獲得徹底擺脫一切傳統觀念的武器和力量。酷兒理論因此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它為我們昭示了新世紀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