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黃帝族活動的地域界線是難劃定的。這是因為在古籍中沒有也不可能有記載。唯一的線索就是古籍記載下的零星傳說。我們隻有以這些記載的傳說為線索，再加上黃帝時代所創造的文化來印證。
關於黃帝在華北平原的活動，《史記·五帝本紀》第一曰: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誌”。又曰:“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那麼，阪泉和涿鹿在哪裏?《括地誌》雲“阪泉”即今名黃帝泉，出五裏至涿鹿東北，與涿水合。而《太康地理誌》則雲“涿鹿城東一裏有阪泉，上有黃帝祠”。兩說相去不遠，可信其在涿鹿城東附近。至於涿鹿是指山名或指城?實在無大差別，因為城在山下平野處。這個涿鹿地望又有“涿鹿縣”和“涿郡”或“涿縣”兩說。倘若考慮到時過境遷以及曆時長久等因素，分歧並不奇怪。今河北北部的涿鹿縣和涿縣(古涿郡治)相距50千米以內，完全可在大戰場的範圍內。《逸周書·嚐麥》篇雲:“蚩尤乃逐帝(指炎帝)爭於涿鹿之河(阿)”，而黃帝卻“執蚩尤殺之於中冀”。此“中冀”地望亦無實指，可能為冀中。那麼，涿鹿和冀中是兩地而不會相隔很遠。如今之河北省地圖而言，涿鹿縣在河北中部偏北或北部偏南，籠統而言之，涿鹿縣亦在“中冀”之範圍。不過，涿鹿縣既然為漢代設置，《史記·五帝本紀》所指的涿鹿，當為今涿鹿縣無疑。那兩次戰爭亦發生在今涿鹿縣與涿縣一帶。也就是說，黃帝在華北的活動中心就在這一帶。
在今河北省的中南部有著仰韶文化的豐富遺存。在邢台以南的漳河流域，如磁縣下潘汪、界段營、永年台口等遺址，發現了仰韶文化大司空村和後崗類型並存;在河北中部的唐河至大沙河之間，廣泛存在著仰韶文化的主要類型—廟底溝類型。至於在涿縣至涿鹿附近地區，如在蔚縣、懷來、張家口等地亦發現了仰韶文化遺存。但是，與河北中南相比，少了一些仰韶文化廟底溝、大司空村和後崗諸類型的因素，多了一些地方特色。如蔚縣的篩子淩羅、莊巢和三關遺址，其陶器的缽、盆、罐、尖底瓶、甕等器形與河南、陝西的仰韶文化遺存基本相似，但無論是器形或彩陶圖案，皆出現廟底溝和半坡類型混合的現象。三個遺址還各有特色，如三關遺址的彩陶圖案大多用弧線三角和圓點構成，和廟底溝類型相似。而莊巢遺址的彩陶多為黑條寬帶或直線三角紋，與半坡類型接近，而未見弧線三角和圓點、勾連紋。篩子淩羅遺址則不同於前二遺址，其彩陶圖案為黑色鋸齒狀和弧線三角紋等，顯現地方特色。三關遺址等出土陶器中的紋飾有少量蓖點紋(有幾何狀和“之”字形)，都是地方文化因素。而河北北部的懷來縣一帶仰韶文化遺存已大為減少。在官廳水庫沿岸周圍僅發現一處仰韶文化遺存，而且彩陶數量不多，圖案亦趨簡單。
從河北的涿鹿、懷來縣直往東走，進人北京市的昌平、平穀一線，我們發現這一帶仰韶文化遺存亦很少，且內涵較為簡單。唐、王恩田、藍野等的研究成果，都很精到，給我們啟發很大。但是無論文獻記載還是考古發現都還存在著諸多矛盾，因此而產生學術分歧也是正常的。本文通過對比研究，認為現在還不宜把周代杞分為兩國，同時也對杞國遷移及遷移前後的史地問題進行了進一步的探討，對商代杞國的地望也作了推測。但是，在祀國史地的研究中，問題還很多，例如商代杞國的準確地望、祀國與亞醜及祝融的關係、周代杞國第四次遷移的原因和地望等問題，還需要進一步的探討和更多的考古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