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三種文明起源形式的典型地點大都在中原和北方，大都與中原和北方古文化的結合有關。所涉及的範圍是從關西西部起，由渭河入黃河，經汾水通過山西全境，在晉北向西與內蒙古河曲地區連接，向東北經桑幹河與冀西北，再向東北與遼西老哈河、大淩河流域連接，形成“Y”字形文化帶。1985年在山西侯馬“晉文化”討論會上我的講話中有一首七言詩，可以作為以上文化現象的總概括：
華山玫瑰燕山龍，
大青山下斝與甕。
汾河灣旁磬和鼓，
夏商周及晉文公。
詩和講話的落腳點雖是晉文化的淵源，核心部分卻正是從中原到北方再折返到中原這樣一條文化連接帶，它在中國文化史上曾是一個最活躍的民族大熔爐，距今6000年到四五千年間中華大地如滿天星鬥的諸文明火花，這裏是升起最早也是最光亮的地帶，所以，它也是中國文化總根係中一個最重要的直根係。
關於這個直根係，我們還可以作進一步闡述。我在《關於仰韶文化的若幹問題》一文中曾提出，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的分布中心在華山附近，這正和傳說中的華族的發生及其最初的形成階段的活動和分布情形相像，所以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可能就是形成華族核心的人們的遺存，廟底溝類型主要特征的花卉圖案彩陶可能就是形成華族得名的由來，華山則可能由於華族最初所居之地而得名。花本來是自然界常見的，現在把自然的花賦予了特殊社會概念。“華”是尊稱，選擇玫瑰花作象征，以區別於其他族群，是高人一等的，這是以社會發展較快為背景的。我在《華人·龍的傳人·中國人——考古尋根記》一文中，進一步提出，以玫瑰花圖案彩陶為主要特征因素的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與以龍鱗紋圖案彩陶為主要特征因素的紅山文化，這兩個不同文化傳統的共同體的結合所留下的中國文字初創時期的物證，到陶寺遺址所具有的從燕山北側到長江以南廣大地域的綜合體性質，表現出晉南是“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國”的地位，使我們聯想到今天自稱華人、龍的傳人和中國人。中華民族傳統光芒所披之廣、延續之長，都可追溯到文明初現的5000年前後。正是由於這個直根係在中華民族總根係中的重要地位，所以，90年代我們對中國文明起源的係統完整的論證也是以這一地帶為主要依據提出的。
三部曲與三模式
1994年初，我應“海峽兩岸考古學與曆史學學術交流研討會”邀請所寫的《國家的起源與民族文化傳統》一文提綱中，提出中國國家起源問題可以概括為發展階段的三部曲和發展模式的三類型。發展階段的三部曲是：古國——方國——帝國；發展模式的三類型是：原生型：北方地區的紅山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秦（6000年前、4000年前、2000年前）；次生型：中原，以夏商周三代為中心，包括之前的堯、舜，其後的秦代，共五代，均以堯舜時代洪水為其祖先源頭，從4000年前到2000年前，重疊、立體交叉為其特征；續生型：北方草原民族，於秦漢後入主中原的鮮卑、契丹以及滿族建立的清朝三代為代表，同樣是立體交叉形式，各自經曆過三階段模式的國家。三部曲和三模式是中國萬年以來曆史發展的總趨勢，是關於中國文明起源和古代國家形成的一個係統完整概念，也是試對80年代以來關於中國文明起源討論進行一次總結。這一觀點的形成過程，如果從80年代初算起，不過10年，這反映了在考古學文化區係類型理論建立基礎上，對中國文明起源問題的認識在加快速度，同時，討論的重點早已不再局限對於諸文明要素，如文字的出現、金屬的發明、城市的形成等概念的理解和具體討論，而是更注重理論上的建樹。
關於古國時代，可以從“古文化古城古國”的提出談起。
古文化古城古國這三個概念，分開來看不是新課題。它們的提出可以追溯到1975年，當時我提出應當把“古城古國”當作文物保護重點的原則。提出這樣的原則是因為我從多年實際工作看，古城住址往往埋藏很淺，高平低墊，很容易就被破壞，一重要，二難保護。當時這一提法主要指曆史時期的大遺址（古城址），現在看來，應該把史前時期的大遺址也作為重點，即把古城古國與古文化聯係起來。那麼，古文化古城古國的特定含義是什麼呢？
古文化指原始文化；古城指城鄉最初分化意義上的城和鎮，而不必專指特定含義的城市；古國指高於部落之上的、穩定的、獨立的政治實體。三者從邏輯的、曆史的、發展的關係聯係起來理解的新概念是：社會分工、社會關係分化相應的，區別於一般村落的中心遺址、墓地，在原始社會後期、距今四五千年間或5000年前的若幹個地點都已湧現出來，所以應該把原始文化（或史前文化）和中國古城古國聯係起來的那一部分大的中心聚落加以突出，作為考古發掘研究和保護的重點。可見，古文化古城古國的提法是把考古學文化區係類型理論轉化為實踐的中心環節。
古文化古城古國最先是從遼西地區的工作提出來的。地處渤海灣西岸，包括京津地區在內的這片燕山南北地帶，即考古學文化區係中的遼西古文化區，在《禹貢》九州的記載裏，屬九州之首的冀州範圍。這一地區源於大淩河流域的紅山文化前身曾有兩個支係，其一是產生“之”字壓印紋筒形罐的母體查海類型，其二是產生“篦紋” 壓印紋筒形罐的母體興隆窪類型。二者曾經先後兩次發生聚變產生兩個新的支係：其一是以包含刻畫麟（麒麟）和龍紋罐為突出特征的趙寶溝文化，主要分布於老哈河與大淩河之間的教來河和孟克河流域；其二是以包含鱗紋彩陶罐為其突出特征的紅山文化的一支，以老哈河流域為中心。紅山文化的另一支則以大淩河流域為中心，以連續簡化玫瑰花圖案為主要特征。它們之間的共同特征，是“之”字紋筒形罐都包括了從無到有到消失的發展全過程，它們在技術上工藝發展道路上走的是共同道路，與主要分布在西拉木倫河以北的富河文化以及遼東的新樂、後窪遺址的“之”字紋筒形罐有差別。這是不同區係間的差別，而前者諸類型之間也有差別，那是區係內不同類型的差別，故可把遼西地區這四種文化類型統稱之為“紅山諸文化”。
在史前時代，這裏的社會發展曾居於領先地位。鄰近的河北與山西兩省之間已找到了萬年以前的陶器。距今七八千年前的阜新查海和赤峰地區興隆窪遺址反映的社會發展已到了氏族向國家進化的轉折點，所以文明起步超過萬年。特別是查海、興隆窪遺址都發現了選用真玉精製的玉器，它絕非氏族成員人人可以佩戴的一般飾物。正是從這一時期起，玉已被賦予社會意義，被人格化了。製玉成為特殊的生產部門，石製工具的專業化、製陶技術明顯改進，彩陶開始出現等等，都說明社會大分工已經開始形成，社會大分化已經開始。距今6000年前的趙寶溝文化，以小山遺址那件刻有豬龍、鳳鳥和以鹿為原型的麒麟圖像的完整的黑陶尊為代表，充分說明社會分化已很明顯。屬於遼西古文化區範圍的其他同時代的古文化中，如北京上宅、遼寧東溝後窪遺址也都發現了類似的反映社會分化的一些“藝術神器”，而在中原，最早的“藝術神器”是河南濮陽西水坡的龍虎造型的蚌殼堆塑，但它的年代約距今6000年，要比燕山南北地區晚一步。
燕山南北地區由氏族向國家的過渡所以較早，與這一地區的沙質土壤易於開發有很大關係，即是《禹貢》上所說的冀州“厥土曰白壤”，不論紅山文化還是趙寶溝文化，都大量使用一種適應沙壤開墾的大型石犁。這種桂葉形大石器隻能用來開墾中原地區的那種較堅硬的黃土不行，開墾南方的紅壤更不行，在南方我們所見到的農墾工具是類似現代的十字鎬那種工具。北方的沙壤易開墾，所以社會發展較快、較早。但也許正是這一原因，這一帶的地力也最先遭到破壞，水土流失早。大淩河有兩條由北向南流的支流都叫牤牛河，意思是山洪下來其勢如牤牛一樣，就是這一地帶水土流失的真實寫照。所以到紅山文化以後，農區衰退、文化中心也向南、向西轉移。這裏還要特別提一下與遼西古文化區相鄰的燕山南北長城地帶又一中心區係的內蒙古中南部。這裏河曲地帶的準格爾旗涼城附近的岱海周圍，從距今6000—4000年間，開始雨量充沛，水源充足，人口多，聚落分布密，這裏發現的屬仰韶文化北支的窯洞式房址群，成排分布，形狀、規格整齊劃一，用白灰抹的居住地麵和牆壁，極為平整和堅實，有如現代的水泥地麵，加工技術要求高，沒有長期訓練是做不出來的，造房子成了專門知識和技術，
房屋建築專業化了，從農業中分化出一批建築師，這是北方區係有社會分工導致社會分化的又一例證。並且引發了距今5000年以後原始的斝鬲由這裏最早發生，成為影響四五千年間從中原直至長江中下遊地區又一次規模、幅度空前的大變化的風源所在。
就是在這樣一個地域廣闊而又在發生劇烈社會變革的曆史大背景下，紅山文化在距今5000年以前，率先跨入古國階段。以祭壇、女神廟、積石塚群和成批成套的玉質禮器為標誌，出現了“早到5000年前的，反映原始社會氏族部落製的發展已達到產生基於公社又淩駕於公社之上的高一級的組織形式”，即早期城邦式的原始國家已經產生。而與此同時代的中原地區，迄今還未發現能與紅山文化壇、廟、塚和成批成套玉禮器（玉龍、玉龜、玉獸形器）相匹敵的文明遺跡。古文化、古城、古國這一曆史過程在燕山南北地區比中原地區看得清楚得多，而且先行一步。就全國六大區係而言，社會發展總是不平衡的，是有快有慢的，但相對於曆史長河而言，史前社會發展的步伐又是大體同步的。不遲於距今四五千年前大體都進入古國時代，即城邦、萬國林立時代。所以，自1985年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國”的概念以後，各大文化區係紛紛立足於當地，探索每一個文化區係內的古文化古城古國，並取得豐碩成果，從而把中國文明起源問題的討論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如：
太湖流域在“馬家浜—良渚—古吳越”文化序列建立的基礎上，很快就提出了太湖流域的古文化古城古國問題。1977年我在良渚遺址考察時，曾以“古杭州”的概念提示浙江的同行們重視這處遺址的特殊地位，通過這十多年在良渚和環太湖地區的工作，似已顯示出，太湖流域的古文化古城古國，已可以由良渚文化上溯到先良渚文化。
在古文化古城古國提出後不久召開的“晉文化考古”學術座談會上，論證作為中原、北方和連結這兩個地區紐帶的山西古文化與“汾河灣旁磬和鼓”的陶寺“古城古國”與“夏商周與晉文化”的關係。
對四川成都十二橋大型建築遺跡和廣漢三星堆兩個窖藏坑，也提出應從它可能是蜀中古文化古城古國的課題進行研究。三星堆是方國，四川的古國階段可以從沿用至今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得到啟發。這樣巨大的工程，不會是李冰父子一次治水成功的，“深淘灘，低作堰”，這不是關中黃土地帶的治水經驗，而是四川人的經驗，是土著文化。四川有自己的治水係統、治水時代，即古國時代。
考古工作起步較早的關中西端的寶雞地區，那裏的古文化是多種多樣的，不同的古文化，就會產生不同的古城古國，陳倉、陽平、虢（西虢）都是古國。先商、先周都是與夏並立的國家，更確切地說，是諸多古國並立。就是齊、魯、燕、晉以及若幹小國，在周初分封前都各有自己的早期古國，南方的楚、蜀亦然，廣東廣西的東江、西江都有設這種古城古國的大遺址，包括印度支那半島，南越前身都是當地古國。最近在天津薊縣發現的距今5000年前後的古遺址，出土陶器的器型、紋飾都有自身特點，有的還規格較高，並為當地商周時期方國的銅器所吸收，這是天津地區古文化古城古國的重要線索，其中有的可能就同周武王封黃帝之後於薊的“薊”有關。
我們曾經解釋周初封叔虞於唐的施政方針“啟以夏政，疆以戎索”，是周人對殷人文化傳統有意的貶抑，對夏人文化傳統則懷有認同的感情，而對於所謂戎人的舊俗，似采取容許、尊重的態度，這既遷就、承認了現實，又不失周人的身份和治國原則，指導思想還是推行周人的政製。現在不妨進一步說，周人對於當時各地在已存在的諸多古國及其標誌是分辨得很具體準確的，周人分封，實際上就是采取了對這些古國都予以承認的態度和政策，這是周人建國的理論基礎，也是周人的高明之處。
總的來說，考古發現的具“大遺址”規格的遺址，就是古城古國所在，背景是人中密集，社會經濟發達，社會已有分工。所以史載“夏有萬邦”、“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是有據可依的。我們在最初提出考古學文化區係類型時，曾提到中國現行行政區劃中的200多個省級以下的專區一級（現大部分專區已改為省轄市），以一個有相當規模的、有曆史來源的中等城市為中心，它們在現實生活中所起作用的曆史淵源，就是指相當於這些專區一級範圍的考古文化區係是產生古城古國的基礎。秦漢設郡大致都是以現專區一級範圍的古文化古國為基礎的。秦漢統一時，中國幅員內各地大都經曆了從氏族到國家的曆史過程，各地相差的幅度一般不超過500—1000年，但都可追溯到4000年、5000年、6000年前，甚至還可追溯到更早。總之，在距今5000年前後，在古文化得到係統發展的各地，古城、古國紛紛出席，中華大地社會發展普遍跨入古國階段。
古國時代以後是方國時代，古代中國發展到方國階段大約在距今4000年前。與古國是原始的國家相比，方國已是比較成熟、比較發達、高級的國家，夏商周都是方國之君。這時期一是群雄逐鹿，已是從洪水到治水。夏未亡而商已成大國，商未亡而周已成大國，是夏商周並立的局麵，商湯伐桀古、武王伐紂都用的是同盟軍，是小國聯合對付大國，是方國與方國間的戰爭。治水更需要打破小國界限組織起來，夏商周祖先都有治水的記錄。《史記·五帝本紀》前半沒有洪水一說，後半可一分為二，堯舜時代有洪水，有治水，沒有治水成功的記載，隻有不成功的記載。夏禹治水成功了，從有洪水、治水不成功，到治水成功是個大轉折。所以，方國時代是產生大國的時代。也為統一大帝國的出現做了準備。
不過，方國最早出現是在夏以前。江南地區的良渚文化，北方的夏家店下層文化是最典型的實例。
至遲開始於公元第三千年中期的良渚文化，處於五帝時代的前後期之間，即“絕地天通”的顓頊時代。良渚文化發現的帶有墓葬的祭壇和以琮為中心的玉禮器係統，應是宗教已步入一個新階段的標誌。以瑤山遺址為例，這個遺址發現的祭壇和玉禮器有以下值得注意的現象：
1. 建築於瑤山山頂，自內而外是用紅灰和黃色斑土鋪墊而成。附近無同時期的居住遺跡；
2. 祭壇南半部有東西成行的南、北兩列墓葬，墓列分布範圍與祭壇麵積基本一致；
3. 墓葬大小及隨葬品數量有別，卻都以隨葬玉器為主，但不是這類文化的普通墓葬；
4. 玉琮、玉（石）鉞隻見於南列諸墓，玉璜及紡輪僅見於北列墓葬。推測南列諸墓主人為男性；北列為女性。
男覡女巫脫離所在群體藏地，集中葬於祭壇，是巫師階層已形成才可能出現的現象。女巫一般無琮，說明男覡地位一般高於女巫。上海福泉山良渚文化墓地有琮無鉞和鉞、紡輪共存而無琮的現象，從另一方麵說明當時掌握了神權的人，並不一定都掌握軍權，和某些女性亦能掌握軍權。瑤山等地墓葬最值得重視的現象，是琮、鉞共為一人的隨葬物，顯示神、軍權集於一人的事實。玉琮是專用的祭天禮器，設計樣子是天人交流，隨著從早到晚的演變，琮的製作越來越規範化，加層加高加大，反映對琮的使用趨向壟斷，對天說話、與天交流已成最高禮儀，隻有一人，天字第一號人物才能有此權力，這就如同明朝在北京天壇舉行祭天儀式是皇帝一人的事一樣。這與傳說中顓頊的“絕地天通”是一致的。這種權力到一人為標誌的政權轉折，是中國五千年文明史上的一個轉折點，也是方國的一個主要標誌，就是大國下的小國群體。從區係角度分析，太湖流域作為一個大區係，內部又分為若幹個小塊塊，是大區係下的小塊塊。所以認識到良渚文化已具方國規模，才更有實質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