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明起源新探（節選）
蘇秉琦
滿天星鬥
用考古學文化區係類型學說對中國古文化進行重新認識，大大開闊了考古學家觀察古代各族人民在中華遼闊國土上創造曆史的視野，開始了從文化淵源、特征、發展道路的異同等方麵進行考古學區係類型的深入探索，過去那種過分誇大中原古文化、貶低周邊古文化的偏差開始得到糾正，這就為中華文明起源研究的突破，開拓了新的思路。
通常說，中國同巴比倫、埃及和印度一樣，是具有5000年曆史的文明古國。但是按照曆史編年，中國實際上隻有商周以後4000年文明史的考古證明，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所記載的商代以前的曆史， 缺乏確切的考古資料，始終是個傳說。而其他文明古國早在19世紀到本世紀初，就有了5000年前後的文字、城郭、金屬等考古發現。從考古學角度看，中華文明史比人家少了1000年。
中國曆史自公元841年起，有文字記載的編年史就沒有斷過，這在人類曆史上是獨一無二的。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商代文明就是無與倫比，特別是發達的冶煉青銅技術，其質地、形狀、花紋，堪稱上古文明世界最突出的成就。然而，如果說這就是中華文明的誕生，未免有點像傳說中的老子，生下來就有白胡子，叫人難以置信。所以，有些人認為，中國的未免是西來的，是近東兩河流域成熟了的文明的再現與發展。可是考證結果卻與這一論點大相徑庭：中國商代青銅器鑄造用的是複合陶範（模子），與西方文明古國（包括印度）采用的失蠟法，完全是不同的傳統。而且商周文化還有個獨有的特點，即殷代玉石雕刻，是別個所沒有的。可見，燦爛的中華文明具有自己的個性、風格和特征，迫切需要找到自己的淵源和更早的考古證據。
應該說，早在30年代隨著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的發現，追溯中國文化源頭的同時，中國文明起源問題也已被尖銳地提了出來。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從殷商晚期往上追溯，已取得可喜成績，但夏文化史什麼樣子，還有待進一步探索，一塊再找到甲骨文一類說話，以為找到夏和先商遺存就是文明源頭的思想還在作怪，就是從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中去尋找，或是像以龍山文化遺存中的版築城堡，或是以像仰韶文化遺存中陶器上的刻畫符號，大汶口文化遺存中陶器刻畫“文字”等跡象為依據，試圖論證中國文明起源可以早到距今5000年，甚至6000年，實踐證明，這些努力似乎都不能真正縮短起步點和目標之間的距離。於是，傳誦2000多年的“五千年文明古國”的莊嚴形象，仍然隻能用虛幻的傳說來代替，或者幹脆用“仰韶文化、龍山文化”把商以前1000多年填充起來，湊夠5000多年整數，或者進一步引申為“夷夏東西說”，把考古新材料與古史傳說都派上用場，“五千年文明”落到真假參半。科學要求實事求是，億萬人心中不能不提出疑問：中國五千年文明的證據在哪裏？
其實,在區係類型學說從醞釀到形成過程中，都已涉及各區係考古文化的社會發展階段問題。60年代的《關於仰韶文化的若幹問題》一文中，通過對仰韶文化後期和同時期東南地區古文化在陶器、工具製作技術提高帶來的社會分工，埋葬方式上對氏族作為基本單位的製度遭到破壞，以及彩陶圖案由寫實逼真到圖案化、簡化和分解、消失所反映的意識形態的變革等方麵，分析出仰韶文化後期原始氏族公社製已開始了從量變到質變的革命性飛躍。70年代印象比較深的是對廣東曲江石峽墓地的分析。該墓地那些朱砂鋪地，分別隨葬石鉞、玉琮、陶質禮器和大小係列配套工具的墓葬，顯然屬於軍事首領、祭司和工匠的墓，說明社會分工引起的社會分化已經形成，“士”、“庶”之分已經確立，氏族製度已遭破壞，已進入文明發展的曆程。
1985年在北京大學召開的中國考古學會第五次年會上，以“城市考古”為主題，我在會議結束時的講話中提醒與會者注意中國近年在人口密集地區不斷發現的，大約相當距今4000~5000年前後的重要遺跡遺物：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崗（夯土城牆雖小，但牆外還有不小範圍的遺址）；河南淮陽平糧台；山東莒縣淩陽河出帶刻文陶器，地點所在正是在最高發展階段蚩殼雕、成組玉器集中範圍內；山東壽光、益都間“邊線王”城堡也屬同類遺存集中範圍內；太湖流域良渚文化遺址普遍存在的如上海福泉山、武進（常州市）寺墩等以玉琮、玉璧為主的成組玉器墓，據發掘工作者介紹，墓坑都在人工堆成的土丘上（我們不妨稱之為“土築金字塔”，遼寧朝陽喀左東山嘴的紅山文化後期的祭壇（出無頭孕婦塑像、玉龍璜、小玉鴞鳥、玉龜等及成組石砌方形、圓形祭壇）；建平、淩源間同一時期的女神廟和山頭上積石塚，結合以上三者中間地帶曾發現過六處商周間窖藏青銅禮器坑，總範圍直徑約30公裏；內蒙古烏盟涼城老虎山石砌古城（隻有斝而無鬲）等等。這些遺跡遺物的時代不限於夏商，分布地域不限於中原，而是北至長城地帶，南至長江以南水鄉，東至黃海之濱，西至秦晉黃土高原。它們都含有我們從商周古城——都市遺址中已知諸多相似因素所提供的線索，正為我們展示著廣闊前景。它預示，一場關於中國文明起源問題的大討論已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大家要有思想準備。當時會上已傳出遼西紅山文化考古新發現的消息。時隔一年，新華社就以“中華五千年文明曙光”為題，突出報道了遼西地區這一重大考古新發現。
1979年5月，遼寧開展全省文物普查試點，在西部大淩河流域的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縣東山嘴村發現了一處原始社會末期的大型石砌祭壇遺址。這一發現，啟發考古人員在鄰近地方尋找其他有關遺跡。幾年以後，果然在相距幾十裏的建平、淩源兩縣交界處的牛河梁，相繼發現了一座女神廟，多處積石塚，以及一座類似城堡的方形廣場的石砌圍牆遺址，發現了一個如真人一般大的彩色女神頭塑以及大小等、年齡不同的成批女性裸體泥塑殘塊及多種動物形玉、石雕刻，特別是幾種形體不同的玉雕龍。這些考古發現已遠遠不是原始氏族製度所能涵蓋解釋的內容，已有突破氏族製度的新概念出現，說明中國早在5000年前，已經產生了根植於公社，又淩駕於公社之上的高一級的社會組織形式，這一發現把中華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
遼西考古這項新發現之所以特別引起海內外專家學者以及億萬華人的關注，原因是多方麵的。第一，它們明確無誤地屬於一向認為是新石器時代，大致和中原仰韶文化相對應的一種分布在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的紅山文化遺存，而在仰韶文化大量遺址中還從未發現過類似的遺跡。第二，從喀左到淩源，橫跨幾十公裏範圍內，除這類特征鮮明的遺跡以外，極少同一時期一般聚落或墓地，例如，已有的幾處所謂“積石塚”，確切地說，是建在特地選擇的崗丘上，主要用作埋葬一些特殊人物，可能同時是進行某種祭祀活動的場所，它們普遍保留下來的與東山嘴那處祭壇頗相似的遺跡遺物便是明證。第三，紅山文化“壇廟塚”所出多姿多彩的玉雕龍有豬龍也有熊龍，具有很高的工藝和藝術水平，這在它之前千餘年前趙寶溝一小山類型文化中已有長期發展曆史，並已出現達到神化境界的陶器刻畫麟（麒麟）與龍在雲端遨遊的圖案。甲骨文中龍字的多種形態以及殷墟婦好墓出的玉雕龍，可以大致追溯到距今5000~3000年間的龍形變化過程。就是燕下都出土的大量“饕餮紋”瓦當，也應來自燕山南北的古老傳統。第四，在同一範圍內發現的六處商周之際的大型青銅禮器坑，按東北一西南方向連成一線，達幾十公裏，這又進一步說明該範圍內至少在兩三千年間曾作為原始宗教性的社會活動場所，女神廟近旁發現的冶銅線索同樣說明這一地段的特殊性。第五，女神廟塑像稱為“神”可以，但她們是按真人塑造的，是有名有姓的具體人物，所以我曾說過，她“是紅山人的女祖，也就是中華民族的‘共祖’”。
由此可見，遠自距今8000年以來的查海，興隆窪—趙寶溝類型到距今的約2000餘年的燕下都，上下五千年，在燕山南北地區，由於一個“淩源—建平—喀左”小三角的新發現，使我們不能不刮目相看，它涉及中國曆史上兩大課題：中國五千年文明連綿不斷的奧秘和軌跡及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是如何形成的。意義重大，不可以不認真對待，要花大力氣，搞個水落石出。如果把這項工作比作一牛，我們現已掌握的材料僅隻是有如牽住牛鼻子，最多不過是看到牛的頭部，整個牛身還在後邊。全牛的形體大致包括從遼西走廊的醫巫閭山以西至七老圖山以東，中間是努魯兒虎山，“淩源—建平—喀左”三縣交界的小三角位置正在它的南端，向北放射呈扇麵形。地理範圍：東側是大淩河流域的阜新、朝陽兩市，西側是老哈河流域的赤峰市。這一地區已有紅山文化大遺址線索。如果說“小金三角”的“壇廟塚”的發現可稱作文明曙光，謎底的揭露已為期不遠了。
就在遼西地區紅山文化”壇廟塚”的考古新發現的報道後不久，幾乎各大考古文化去係都提出了文明起源的新線索和研究新成果。甘肅秦安大地灣“類似塢壁”中心“殿堂式”大房子遺跡麵積超過100平方米，已是布局比較講究的“前堂後室”結構，房內出土的都是非日常生活用的特異型陶器，是與紅山文化“壇廟塚”時間相近，規格相似的聚落遺跡。甘肅蘭州永登一處幾十萬平方米的大遺址和大墓群出成係列的“長彩陶鼓”；內蒙古包頭塬上遺址出石砌“祭壇”，二者年代大約均屬距今四五千年間，與之年代相近的是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出“磬和鼓”的大墓，它們同樣都是探索中國文明起源問題的重要線索。
中華五千年文明曙光的提出，還推動了對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再認識。1984年在太湖流域會上提出，良渚文化在中國古代文明史上，是個熠熠發光的社會實體，上海發掘了福泉山良渚文化墓地，出土大量精致陶器和玉器，這些器物都不是尋常生活用具，但尤為重要的是它的如丘陵的高台墓地，聯係到遠比它更早的遼西地區新發現的屬紅山文化後期營建在山頂上成排的所謂“積石塚”。自秦漢以來用“山陵”一詞稱呼帝王塚墓，淵源甚古。1987年我在給山東文物局負責人的一封信中提出，距今五六千年間是社會發展出現“個性化”突出的曆史階段，又是各區係間交流最重要時期，蘇北與大汶口看到的一些彩陶正與河南、晉南看到的一些大汶口文化因素互相對應，在山東省境內幾個區係間同樣有些類似現象，這已是金屬文明萌發階段。而且，山東地區的文明曙光，絕不會隻有一顆星，象牙筒、“日火山”刻文，鬶、盉、觚、杯的出現，都應看作文明的標誌，而不僅僅是文化、生活日用品等一般性的起舞，蚩殼黑陶，也不隻是文化特征物，也應看作文明的象征。仰韶文化可與紅山文化“壇廟塚”遙相呼應的雖然隻有華縣泉戶村遺址一座墓中隨葬的黑光陶大鴞尊（或鼎），但已認識到小口尖底瓶未必都是汲水器，它與一些彩陶都應具“神器”性質，為神職人員所專用，社會已產生了腦力與體力勞動的分工。就是玲南地區，前述距今四五千年的石峽文化，以屬於軍事首領、祭司和工匠的墓葬出為標誌，氏族製度在瓦解。不過這三類人出現有一過程，不是齊步走，是有先有後的，具有錛、斧、钁等成套木工工具的墓出現較早，說明百工、工匠是最先分化出來的。“階級起源於分工”，文明起源應從社會分工說起。
一時，中華大地文明火花，真如滿天星鬥，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勢。尤其是，可從幾處典型地點歸納出文明起源的三種形式。
頭一種文明起源的形式是裂變。舉中原文化為例，仰韶文化的前期階段，在大約距今6000年前後，統一的仰韶文化裂變為半坡、廟底溝兩種類型。在此以前的距今六七千年間，以薑寨遺址前期為代表，兩種小口尖底瓶由發展到成熟，共生同步發展，村落布局完整，三塊墓地都在村外，男女有別，長幼有別，不到成年不能成為社會成員，隻有成年男女才能埋在氏族墓地，這是母係氏族社會結構的典型標本。到了距今6000年左右有突變，典型遺址是元君廟，小口尖底瓶相當於薑寨結尾階段，即有成熟的瓶口退化到淺盤口沿，這一階段薑寨遺址的墓地也由村外轉移到中心廣場，墓地下層尚保持單人葬傳統，但已不如村外墓地整齊，上層壓有男女老幼合葬墓，這就突破了原來氏族製男女有別、長幼有別的界限，小孩與成年人埋在一起，沒有了輩分的差別，甚至沒有了氏族成員與非氏族成員的界限，這違背了氏族公社的基本原則，已是突破血緣關係的氏族分裂。原始公社製的破壞就已意味著我們因素的產生。統一的仰韶文化分為兩種類型就是在這一轉折時期出現的。這個一分為二，就是出現了以廟底溝類型為代表的新生事物，標誌是出現玫瑰花圖案的彩陶和雙唇小口尖底瓶。這種瓶就是甲骨文中“酉”字下加一橫，也就是“奠”字，表示一種祭奠儀式，所以他不是一般生活用具，而具有禮器性質。彩陶也一樣，廟底溝類型的分布中心在關中，其典型材料在華縣，即玫瑰花圖案有完整到鬆散，瓶由成熟到雙唇不起雙唇作用，這一演變序列代表了仰韶文化後期的基本特征和基本規律。這個類型商缺乏完整的遺址和墓地資料，但泉護村遺址南部太平莊那座出土大型鴞鼎的成年女性墓，孤立於其他墓之外，單獨埋在遺址聚落南部高地，表現了墓主人的特殊身份，其年代相當於廟底溝類型的末尾。同樣，半坡遺址墓地的尾，有一座小孩墓，埋葬有特殊待遇，小孩本無氏族成員地位，所以這不是他自己地位特殊，而是他母親社會地位特殊，這是對氏族社會的進一步衝擊。前一個是廟底溝類型的，後一個是半坡類型的，兩種現象恰恰在同時發生，它的背景在1965年寫《關於仰韶文化 的若幹問題》時，曾提到兩種類型是經濟類型的不同，現在不妨說，這種區別就意味著第一次社會大分工。在這種社會經濟背景下裂變產生新事物，是有生命力的。半坡和廟底溝兩個類型雖可並立，但半坡類型對周圍的影響遠遠比不上廟底溝類型。所謂仰韶文化對周圍的影響，基本上就是廟底溝類型的影響，是仰韶文化後期裂變而產生的文明火花。
裂變的又一例是遼西古文化中“前紅山文化”與紅山文化前期之間發生的裂變與發展，前者以阜新查海遺址下層為代表，後者以趙寶溝、小山等遺址和阜新查海上層為代表。趙寶溝與小山遺址出土的迄今所知最早的豬頭“龍”和鹿頭“麟”刻畫神獸圖案，是有更多附加值的宗教信念的祭器，反映了社會發展的新階段。
第二種我們起源的形式是撞擊。以仰韶文化與紅山文化的關係最具典型性。在距今五六千年間，源於關中盆地的仰韶文化的一個支係，即以成熟型玫瑰花圖案彩陶盆為主要特征的廟底溝類型，與源於遼西走廊遍及燕山以北西遼河和大淩河流域的紅山文化的一個支係，即以龍形（包括鱗紋）圖案彩陶和壓印紋陶的甕罐為主要特征的紅山後類型，這兩個出自母體文化，而比其他支係有更強生命力的優生支係，一南一北各自向外延伸到更廣、更遠的擴散麵。它們終於在河北省西北部相遇，然後在遼西大淩河上遊重合，產生了以龍紋與花結合的圖案彩陶為主要特征的新的文化群體，紅山壇、廟、塚就是它們相遇後迸發出的“火花” 所導致社會文化飛躍發展的跡象。這是兩種不同經濟類型和不同文化傳統組合而成的文化群體。這個群體的活動中心範圍既不在北方草原的牧區，更遠離農業占絕對優勢的關中盆地，而是燕山以北，大淩河與老哈河上遊宜農宜牧的交錯地帶。這裏自然條件的優勢，大概正如古文獻關於九州第一州冀州記載的所謂“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就是說，重要的不是土質肥沃，而是多種經濟互相補充造成的繁榮昌盛，才得以發出照亮中華大地的第一道文明曙光。
第三種形式是融合。例證有而。一就是河曲地區發現早於5000年的小口尖底瓶與晚於5000年的袋足器在這裏銜接，出現了最初形式的斝和甕，即最早的袋足器也是北方與中原兩個不同文化傳統融合的產物。甲骨文中有兩個容器形象，一是“酉”，一是“丙”，酉字如前所說，就是尖底瓶演變到最後形式的象形字，單唇、寬肩，亞腰。“丙”字是三個瓶結合在一起，形象正是袋足器剛剛出現的形象。“酉”和“丙”都不是一般得用字，而是“幹支”組成部分，“幹支”是除了生產勞動的社會分化以外更高一級的專業化的產物，所以，這不僅說明，甲骨文這兩個字的起源可追溯到5000年前，而且尖底瓶（或稱“酉瓶”）和鬲（斝）也都不隻是生活用品，而可能同祭祀的神器有關。所以是文化融合產生的文明火花。再一個例子是晉南陶寺，時間在距今四五千間，特點是大墓有成套陶禮器與成套樂器殉葬，其主要文化因素如彩繪龍紋，三袋足器與燕山以北和河曲地帶有關，也有大汶口文化的背壺、良渚文化的俎刀，是多種文化融合產生的又一文明火花。